北大經濟學院院長孫祁祥:中國在自省中走向未來

北大經濟學院院長孫祁祥:中國在自省中走向未來
2018年03月04日 09:02 新浪綜合

  四十不惑:中國在自省中走向未來

  ---- 北大經濟學院專家學者筆談2018年全國“兩會”序

  孫祁祥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由此拉開。僅僅40年的時間,中國發生了巨變。

  1978年,在郵電局工作了兩年的我,每月工資從學徒工時的18.5元提高到32.5元。當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43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134元。2017年,我國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

  1978年,我與話務班的20多位話務員一起,每天用十幾部市內程控交換機連接著全市400多萬人可使用的600多部電話。統計資料顯示,當時整個中國的電話容量359萬門,普及率為0.38%,不及世界水平的1/10。2017年,我國移動電話普及率上升至102.5部/百人,4G用戶占全球4G用戶比例超過40%,光纖寬帶用戶占全球光纖寬帶用戶比例超過60%,為全球光纖寬帶占比最高的國家。

  1978年,我們一家五口住在面積60多平米的房子里。雖說相比現在不大,但與當時城里許多家庭相比,還是寬敞不少。統計資料顯示: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積6.7平方米,2016年為36.6平方米。

  1978年,已成年的我,除了小時候跟隨不斷調動工作的父母去過一些城市以外,從未去過任何地方旅游。中國甚至在1978年都沒有國內旅游人數的官方統計,而僅有入境游客的統計。1978年,入境游客人數為180.92萬人次,2017年達到13948萬人次;1994年,全國居民旅游人數5.24億人次,2017年,達到50億人次,出境14273萬人次。

  上面這些我親身經歷過的、反映普通百姓最基本生活變化的幾組數據,只是中國巨變中的一個縮影。伴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按現行標準,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發生率從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7年的3.1%,遠低于世界平均10%的水平。恩格爾系數從1978年的60%下降到2017年的29.3%,達到了聯合國的富足標準。中國,這個有著五千年悠久文明歷史的、世界人口第一的發展中大國,用了僅僅不到40年的時間,就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中,告別貧困、實現溫飽,走上小康,重回世界舞臺的中央。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人到四十能明理“不惑”,經過40年改革開放的中國,也進入了“不惑之年”。

  四十不惑,我們為四十年的巨變而驕傲。巨變的發生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但更是確鑿的證明——她證明了改革開放的偉大;證明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證明了要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四十不惑,我們既要看到成績、總結經驗,但更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不足與差距。2016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美國的14.13%、歐盟的23.30%,排在全球第68位。根據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的排序,在2015年參加排序的188個國家中,中國排在第90位。國家統計局和有關機構的權威資料表明,目前我國經濟“大而不強”的特征仍然明顯,科學技術、人力資源、生產資本等要素的水平與發達經濟體相比還有較大差距。2016年,最能衡量核心技術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國內發明專利申請受理量和授權量占全部專利的比重分別不到40%和20%。目前,我國每百萬人中研究人員數量只有1000人左右,遠低于高收入國家4000人左右的水平。21世紀以來,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從2000年的2023美元躍升至15000美元,而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在2000年是81000多美元,2017年突破10萬美元大關。我國許多產業仍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格局還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善,出口產品附加值不高等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

  四十不惑,我們要清醒地看到發展約束條件的變化。在普遍貧困的年代,吃飽肚、穿暖衣就能為人帶來幸福感;而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期盼有更好的基礎設施、更舒適的居住環境、更豐富多彩的文體生活、更可靠的養老保障、更高水準的醫療衛生服務、更優美的生態環境和更有保障的安全、民主、法治、公平和正義。然而,“窮則思變”,“富則思安”。一方面,人們希望獲得更多的利益;而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因為改革而觸碰自己的既得利益。借用經濟學的“邊際”概念,人們的“邊際改革熱情”在下降,但“邊際利益訴求”在攀升;“邊際幸福感”在下降,而“邊際焦慮感”在上升。與此同時,我們看到,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環境資源的硬約束、人口老齡化的加速、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成本優勢的下降、改革進入深水區后遭遇的體制機制藩籬……各種人的因素、物的因素和環境因素交織在一起,無疑對未來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四十不惑,我們更要清醒地看到國際社會新的動向。縱觀全球,在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國際上保護主義、民粹主義、保守主義、孤立主義以及反全球化的逆流也在涌動。已經出現并可以預見的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原有的國際平衡被打破,國與國之間可能產生新的訴求、新的摩擦甚至新的爭端。對于重回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來說,必須面對和警惕“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難題”。中國一直強調永不稱霸,但這并不能阻擋那些想稱霸,或有冷戰思維的人,或對中國的崛起有疑慮的國家制造或者挑起事端。而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警惕有人以“吹捧”的方式來給中國設下“溫柔的陷阱”。如果我們不能在“贊美聲”中保持足夠的自省,更加發憤圖強,奮起直追,我們將可能在自我陶醉中重新拉大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國是大國,但還不是強國。在從大國向強國進軍的征程中,我們必須認清大國演進規律、科技發展規律和風險演化規律;正視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差距,不畏各種挑戰,直面并認真解決存在的問題,從容應對各種“棒殺”和“捧殺”。

  2018年的全國“兩會”如期而至。這是黨的“十九大”召開之后的第一次“兩會”,這也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時召開的一次盛會,意義十分重大。在此之后, 中國歷史上的三個重要年份將相繼到來: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2020年,中國跨入全面小康社會;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這樣一個繼往開來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承前啟后的會上,我們一定要全面總結經驗、深刻反思教訓、認真剖析問題、理性提出對策。中國是一個有著“吾日三省吾身”傳統的民族,而一個有著自省精神的民族能夠永葆不竭動力。我們在自省中走到今天,我們也將在自省中走向未來。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自2014年開始,每年都在全國知名網站推出“北大經院專家學者筆談全國‘兩會’”,引起社會的廣泛反響。今年是北大120周年的華誕。在北大百余年的歷史中,一代又一代的北大經濟學人為中國經濟學科的發展和繁榮,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改革的成功需要匯集民智,我們希望通過“兩會”筆談,與社會各界共同深入探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的問題,為貫徹落實“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各項任務,為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提供我們的智力支持,貢獻我們的力量。

責任編輯:李彥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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