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李康的頭銜是湘財證券公司副總裁、湘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所所長,頂著正統金融機構高層的光環,二零零零年起擔任中國證券業協會證券分析師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不過,李康最愿意回憶的,還是當年在深圳,作財經記者為新聞理想而沖動的年代。
《機構投資》 張瑜華 常銀玲報道
李康,從曾經“刀無虛發”的財經記者,到現今的券商首席經濟學家,對于中國證券市場始終無法沉默,見證并且參與了中國證券市場的歷史進程。
二十年過去了,李康始終以旁觀者清的姿態,參與中國經濟的發展,并由衷地說:“股票是個好東西。”
碩士論文引驚詫
李康還未出道就卓爾不凡。
1991年的中國證券市場,上海市場上有八只股票,深圳僅有六只股票,是標準的袖珍市場。
當時李康是上海交大研究生院的學生,苦于畢業論文毫無特色的他,在圖書館鉆研1990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馬科威茨與夏普的組合風險CAPM模型,逐漸產生了將該模型運用到中國證券市場的想法,并且擅改了老師布置的論文課題。
論文創作過程非常辛苦。論證過程要借助計算機,只懂Basic、Cobol等語言的李康,只能邊請教邊學習邊摸索邊設計,耗費了兩個多月設計出一套測算程序。
一開始,李康選擇了深圳六只股票進入程序加以推算,結論令人吃驚,這個世界證券市場上也是中國證券市場上最微型的市場——深圳市場的六只股票的市場走勢,居然嚴格按照組合分析的模型運行。以數學運算推算,在理論上選擇合適的風險或投資組合,其系統風險將趨于零。
李康既驚喜又意外,又花了9個月時間,對此展開了詳細的分析論證。
在答辯時,李康的碩士論文被一致公認為上海交大第一篇對證券進行系統分析的文章。1992年,《文匯報》對李康進行了采訪,并在報紙上對他的論文進行了評論。
對一篇碩士論文在媒介進行公開評論,這在當時絕無僅有。
跨出大學校門后,李康到深圳謀職,第一份工作是《投資者》雜志的編輯記者。
當上海股市取消漲跌停板時,李康發現,根據方差分析,其市場股價波動在有漲停板限制與無漲停板限制時,都符合一定的曲線規律,因此決定將其作為“組合證券投資分析”方法加以論證。
此時,在上海,研究深圳市場股票的人基本沒有;在深圳,對上海市場股票的研究也無人問津。因此,對于兩地市場股票的聯動效應加以系統研究的,李康成為第一個。
“小李飛刀”的新聞理想
李康曾被戲稱為“小李飛刀”,“刀無虛發”。
在股市即為消息市的1992年,證券類報紙很值錢。深圳市人民銀行創辦的《金融早報》,4個版面,報價從2角賣到了5元,甚至還有人高價收買印刷廠工人,以便早一點看到第二天即將出刊的消息。
財經記者,呼風喚雨。《深圳特區報》的幾篇文章,就能在頃刻之間將股市拉上拉下。慢慢地,中國證券市場有了技術分析,股評人士受到頂禮膜拜。
直覺告訴李康,技術分析是用過去推斷未來,肯定有問題。而當時無人關注的基本面分析,實際上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個人做分析研究,唯一行之有效的就是公司分析,而對公司的分析中最重要的是對公司財務狀況分析。
于是,《投資者》開辦了財務報表點評的欄目,李康用一支筆,直點上市公司財務要害,而且全是當時市場上很紅的公司,一時間,市場嘩然。這也無意中讓李康成為國內用財務報表分析上市公司的第一人。
在被點評的上市公司中,動靜鬧得最大的要數深中華了。該公司在當時非常有影響力,是三方合資企業,是深圳市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狀”僅有的兩家企業之一,還連續三年被評為全國十佳合資企業。
但實際上,深中華存在諸多問題,行業本身的擔憂、公司存貨過多,尤其是公司信息披露存在嚴重問題。當時其三大股東之一的美方企業已經宣布破產,但深中華在長達7個月時間內未披露。
素來直言無忌的李康,無法沉默。《中華自行車,你往哪里去?》一文發表后,該公司與港方股東矛盾爆發,由此導致深中華B股暴跌。
深中華領導為此不服,認為自成立以來還沒有人說過公司的壞話,揚言要《投資者》公開道歉。就在后者做好打官司的充分準備后,深中華卻偃旗息鼓了。
由于直面挑戰上市公司,雜志社和李康本人壓力都很大,點評了五家企業后就此停筆,改為考察股東大會。李康稱,那時的股東大會可是千奇百態。
他還記得,有家公司領導在股東大會上自稱是兒子。說募集的資金是股東父親給兒子的錢,父親給兒子錢天經地義,兒子花了就花了,不應該問錢花哪兒了。現在看來這是趣聞,當時確實很普遍。
終結零董事、零監事
1992年底,李康從深圳回到了上海,在機關做事,卻發現機關清閑非自己所追求。因此,經常潛伏在一些報刊上,寫些上市公司的評論,一時倒也愜意。
1993年春節前夕,受《上市公司》編輯部主任賀宛男的委托,為該雜志撰稿。
李康說,當時各公司年報五花八門,相比之下,深圳上市公司的年報信息更加詳盡,而上海公司年報無格式限制,常常寥寥數語,能隱瞞則隱瞞。
春節回家,無聊之際,李康翻看一家上海公司的年報,看了幾遍也沒看出什么財務問題,但并非真的是其規范,而是所給的信息實在簡單零星。此時,他發現該公司董事長、監事長、總經理都不持有自己公司的股票。
于是收集大量年報和資料,發現很多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等,原都持有公司大量股票,但是公司一上市他們就拋售一空,以此獲利。
這種現象在當時并非個案,但如此不利于證券市場發展的現象,卻沒有人管。
李康又無法沉默了,在《上市公司》上拿這件事給大家敲警鐘。
文章發表后,深交所與《人民日報》聯合發表了有關“零董事、零監事”專題,市場震動很大。《上市公司》亦展開詳細報道,將這些零董事、零監事的公司一一曝光。
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還采訪了賀宛男,引起了管理層的極度重視。證監會由此規定,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監事長、總經理等在任職期間不許拋售已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親歷國內首例收購案
1993年9月30日,深交所第六只掛牌交易的寶安,與上海“老八股”之一的延中,開戰。
已經離開媒體的李康,抑制不住揭開真相的沖動,受《南方證券報》、《中華工商時報》委托,以兩家報紙的特約記者身份,對這起國內首例收購兼并案,做了國內第一次篇全景式的報道,其報道之全面、詳細,無人能及,也成為后來眾多報道抄襲的對象。
1993年10月6日,延中在延安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會上,延中董事長六神無主,在發言中屢屢出錯,其公司內部混亂狀況可見一斑。李康實在無法忍耐,沖口而出問延中有無反收購。
延中的回避引發在場記者的無限遐想,以自己的理解傳播延中反收購的消息。頃刻,延中的股票由15元沖到了20元。盡管李康感覺延中并沒有具體的反收購措施,但市場已經瘋狂,次日在70多只股票全線下跌的同時,延中卻直沖40元,帶動成交量大幅上升。指數隨之出現突然性巨幅震蕩,930點曇花一現。
下午,延中更是沖到了42.2元點的歷史高位,并帶動其他五只股票脫離大部隊上揚。市場上則謠言紛傳,終于一批批神秘的延中拋盤接踵而出,收盤時延中跌到了34.61元。3000萬股延中,破天荒地成交4157.64萬股,換手率高達138.6%,創造了證券史上一大奇觀。
當日即10月7日晚,李康通過關系,專程到延中公司,與其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進行了一場推心置腹的談話。三位管理者仍表示了極大的憤怒,認為“被欺負到頭上了”,并坦言并沒有具體的反收購措施。
上海為延中遭收購一事的應對召開了數次會議。后來,上海某主管部門出面組織談判,號稱拿出來一個絕密條約,但條約原文沒有讓任何外人過目。
李康從某一途徑聞知該絕密條約的具體條文,想讓中小投資者也能及時、公平地得到相關信息,幾經周折終于在《南方證券報》創刊號的頭版登出。一時間,寶安的老總接到了無數電話,許多偏激的股東竟稱該條約為“南京條約”。
10月18日,李康與《深圳商報》上海記者站站長樓乘震合寫的《“寶延事件”實錄》,結合有關采訪的照片,刊登在《中華工商時報》上,成為國內第一次全景式的報道寶延風波事件的文章。
寶安與延中的大戰,使得延中在中國股市上創造了個股交易量之最、個股換手率之最、個股日漲跌幅之最、日成交總量之最,從此收購兼并真正進入了中國證券市場。
(經作者同意。部分內容摘自《見證中國股市》一書中《記錄中國股市時代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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