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寧：直言無忌兩岸股市
在金融圈浸淫三十余年，戴立寧向來以銳意改革，直言無忌而著稱。
沒想到當初的直言無忌，反而成就了戴立寧和大陸證券市場的淵源。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證監會首屆國際顧問委員會成立，臺灣的前證管會主委戴立寧成為十二位成員之一。
證券會國際顧問團并不希望僅做冷漠的旁觀者，他們希望更直接的表達自己對市場的理解和看法。
《機構投資》 寧鵬 報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談到借鑒海外資本市場發展經驗，業界似乎言必稱華爾街。
其實，海峽對岸的寶島臺灣，同文同種，資本市場卻比大陸經歷了更漫長的歲月，從某種角度來說更有借鑒意義。
戴立寧，曾任歷任中國臺灣地區“財政部”金融司司長、保險司司長、“證管會”主委、“財政部”常務次長等職，又是祖國大陸證監會的第一任國際顧問。
在金融圈浸淫30余年，戴立寧向來以銳意改革，直言無忌而著稱。
大陸股市的三個套牢
1992年證監會成立之初，戴立寧曾以臺灣地區證管會主委的身份來大陸開會，對內地市場有過淺淺的印象。
其證監會國際顧問生涯，則始于金融峰會上的一段趣事。“記得開金融峰會的時候，大家對我們非常熱情。周正慶先發言，我后發言。”
當時出現了觀點的不一致，周正慶認為大陸在金融市場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率低，希望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提高直接融資。對此觀點，戴立寧不盡贊成。
會議上，戴立寧提出三個套牢：第一個是政府被套牢，國資要解套，要減持，一旦減持，股票大跌，所以政府被套牢；第二個是券商被套牢，他們開發了很多代客操作，但大多是保本操作，股票市場不好，券商被套牢；第三個是投資人被套牢，當時說A股、B股要合并，B股持有者是外商，荷包賺得滿滿的，滿載而歸，接手的是本土投資者，本土投資者就被套牢了。
“當時我講完這話全場嘩然，他們都很震動。”沒想到當初的直言無忌，反而成就了戴立寧和祖國大陸證券市場的淵源。
“差不多一個禮拜后，時任證監會副主席的屠光紹打電話給我，說證監會將開國際會議，問我要不要參加并且成為國際顧問。”
證監會首屆國際顧問委員會由尚福林任主席，成員包括了英國、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一、加拿大、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及地區市場的監管者，外加四家投資公司的代表，共12人。
股指期貨、創業板等問題都曾成為證監會國際顧問委員會的議題。
采訪時，戴立寧表示，正在準備接下來的國際顧問委員會會議。直到如今，證監會國際會議每年舉行一次，相比成立之初，增加了美國、法國、韓國以及中國大陸的幾個成員。
“獨董”談“獨董”
“上投摩根有兩個股東，一個是上海國際信托，一個是J.P.Morgan。上海國際信托請了一個獨董是周道炯，所以J.P.Morgan就請我做獨董。”
作為上投摩根的獨立董事，戴立寧卻對獨立董事制度有話要說。
戴立寧認為，英美法系的公司組織，沒有監察人的設置，創設獨立董事來制衡，還可以理解；而屬于大陸法系的我們，不問情由就設立獨立董事，先是破壞了《公司法》既有的董事選舉制度，再在《證券法》上“搭違章建筑”。
“獨立董事有三個壞處。”戴立寧直言。
第一個壞處是對獨立董事本身。獨立董事不一定了解公司的運作，但如果這家公司出事，獨立董事首當其沖，要負責任，這對獨立董事本人就是一個禍害。
第二個壞處是對請獨立董事的公司。公司的經營不是那么簡單，獨立董事未必了解公司的運行機制，但是制度上又要對獨立董事特別尊重，萬一他和其他人意見不統一，那該聽誰的？
第三個壞處是對投資人。請一個獨立董事其實就是為了裝飾門面，很多投資人往往慕獨立董事之名而來，公司的好壞其實并不知道，結果就吃虧上當。
對于自己任獨立董事的上投摩根基金，戴立寧還是表示認可：“這個公司是合資公司，內部風控比較嚴，感覺在里面還好，里面都是專業經理人，算是守規矩的，董事三個月開一次會。”
即便對獨立董事制度不以為然，戴立寧依然認真履行自己的獨立董事職責：“在上投摩根的時候，我會認真行使自己的職責，比如說堅決要求上投摩根實行分紅，因為這樣對投資人才公平。上投摩根是實行分紅比較積極的基金公司，還因此得到證監會的獎勵。”
把公道還給績優股
劉鴻儒評價自己證監會主席經歷是“坐在火山口”，周道炯認為從事證券市場的監管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在戴立寧看來，“臺灣的證管會主委也是坐在火山口，歷任主委都抱怨不是人呆的位置。股票漲價，空頭罵；股票跌價，多頭罵；橫盤，空頭、多頭都罵”。
“我的觀點是活該被罵。”
戴立寧認為，股票的價格本來就不是證券監管部門所應該關心的。監管單位關心的應該是市場是否健全，價格是否通過市場合理的配置。
戴立寧擔任臺灣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對臺灣證券市場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管理。但特立獨行的行事方式以及有悖于傳統的主張，遭到許多方面的攻擊，他的監管理念也曾被臺灣媒體戲稱為“為禍證券市場的戴立寧原則”。
如今提及證券市場監管，戴立寧不改初衷：“我當年就在臺灣提出證券市場監管的三大原則——把市場還給市場，把管理交給效率，把公道還給績優股。”
在戴立寧看來，經濟不景氣，股票價格不好，是很正常的事，沒有理由讓它該跌的時候漲。大家都以為漲價都是好事情，跌價是壞的事情，這是完全錯誤的。市場應當返璞歸真，“把市場還給市場”，監管者不能干預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
谷賤傷農，谷貴傷民。價格不是一味的高就好，也不是一味的低才好，價格應該合理。股票的價格也是同樣的道理，股票的價格過高過低，偏離了實際應該有的價位，才是市場的禍害。
對于監管，戴立寧認為應該“把管理交給效率”，而政府未必要做包攬一切的“老祖母”。應當依靠市場機制來調整價格，政府管理價格非常辛苦，力不從心，而又往往矯枉過正，稍微一托市，價格就暴漲，稍微一壓市，價格又猛跌。
股票屬于投資品種，投資者將本求利，用今天的投入，換取未來的希望。早期的資本市場卻助長了貧富差距。
從炒家的眼光來看，市盈率低的績優股盤子太大，不具備炒作的價值，市盈率高的小股票反而遭到炒家的青睞。
“臺灣曾經一度像國內市場一樣，大家拼命地炒，變成有名的炒手，成為亂世英雄，”戴立寧這樣總結，“炒股票八個字——短小輕薄，圈養套殺。”
作為證券業管理者，戴立寧一直呼吁“把公道還給績優股”。他任臺灣地區證管會主委不到一年的時間，過度投機的情況得到一定遏制。
反感“炒股”這個詞
對于“炒股”這個說法，戴立寧打心眼里不認同。
“我很反感‘炒股’這個詞，仿佛投資股票就像炒菜，用鍋鏟不停地攪動。”
戴立寧直言，將投資者稱呼為股民本身就含有輕蔑的意思。過高的換手率折射出投資者急躁的心態，價格也很難回歸到正常區間。
“資本市場的初期，投資者都比較急功近利，也許大陸的證券市場經過二十年的夢寐、沉淀，多數投資人已經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戴立寧剛任臺灣地區“財政部證管會”主委時，臺灣股票市場正處于低迷狀態。他的觀點是市場供給平衡才是管理者職責所在，他力排眾議，采用了兩個舉措來改善臺灣證券市場的生態。
第一，開放IPO。IPO的條件降低，股票的供給增加了，但是PE在下降。
第二，擴大市場容量。股票上市標準下降了，供給增加了，需求方也需要增加，需要引進機構投資。臺灣本來就有自營商，再引入QFII。
戴立寧認為，QFII進入市場，會帶動普通的投資者選股。QFII的規模較大，資金較集中，它的運作往往會變成市場的標桿。但專業的機構，為善固然大善，為惡禍害更廣，對機構投資者的管理要相對嚴格。
“陽光是最好的殺蟲劑，所有的弊病都是因為不透明造成的。”機構買股需要公告，讓其操作暴露在陽光之下。
戴立寧將機構投資者看成是能改變市場的“雙刃劍”。他認為，一方面，機構投資能夠在量的方面解決需求面；另一方面，品質普遍較好。投資機構如果做錯了，將不可原諒，因為它是表率。
平準基金百害無一利
2008年金融危機，社科院出了一個草案，呼吁設立一個平準基金來救市。
戴立寧堅決反對，感覺像一夫當關。在戴立寧看來，臺灣的平準基金“國安基金”對證券市場“有百害而無一利”，因為它違背了資本市場的運作原則。
“國安基金”損害了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市場強調的就是價格公正，它干擾了市場機制，天下從此多事”。
證券市場投資跟糧食不一樣，糧食是影響國計民生的必需品，豐收的時候價格比較賤，買點它囤積起來。等到糧食不足的時候，過季的時候就把它推出來。這樣一年四季價格平穩，老百姓的生活就比較平穩。
戴立寧認為，股票市場不需要平穩，因為有差價才吸引那么多人。有了“國安基金”護盤，股票市場永遠沒有漲跌，還有誰會參加股票市場？“國安基金”破壞了市場機制。管理者不要管理價格，但是對價格的形成要管理。
“管理有兩只手，一只看不見得手，一只看得見的手，這兩只手都要用，但什么時候用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資本市場的監管上，戴立寧認為需要有所為且有所不為。
“最好的市場就是有效市場，價格公正，不被干預。管理者最重要是管理好市場機制，至于市場的瞬息萬變，那是必然的規律。”
有臺灣媒體曾評價戴立寧為“以永遠的法律人自許的金融家”。他學法律出身，始終相信制度的力量。
他認為，對于監管者來說，不應當干預價格。但是對于價格的形成機制，一定要嚴格管理，比如說經營財務報表一定要確保真實。市場的供和需，買賣的信息、買賣的機制這些都要研究，嚴格把關。價格形成的因素，就讓市場自己調節。
“我用五個手指頭來比較。大拇指是投資人，食指是券商，中指是媒體，無名指是上市公司，小拇指是證券管理者。管理者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靠法律的力量，綜合共同力量，把市場管好。”
戴立寧認為，對于價格管理，投資人管理最有效。認為高了就賣，認為低了就買。犯錯需要付出代價，吃一塹長一智，就會學得很快。
《機構投資》證券市場二十年人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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