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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會特稿 | 回首“川”行歲月

　　來源：李丹丹 中國證券網

70歲的周小川，即將揮別已創立70年的人民銀行。

　　數字巧合的背后，是15年的全情投入，是青絲到銀發的斗轉星移，是伴隨著中國金融改革開放的步履不停、步伐堅定。

　　我國轉軌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與他國中央銀行相比，我國中央銀行需要承擔的使命更多，除了傳統意義上的貨幣政策目標，還需推動改革開放和金融市場發展，維護金融穩定。

　　目標的高度和多元化，決定了工作的難度。在周小川的央行行長生涯里，“系統”“平衡”這樣的字眼必不可少，也多次被他本人提及——對改革系統整體推進，對方方面面的關系和利弊平衡協調。

　　他的工作成效有目共睹。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15年來，人民銀行治理日益完善，向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中央銀行日益邁進，國際話語權不斷提升；金融領域改革開放日益深化，在“深水區”里的摸索和嘗試不僅有益而且穩妥；金融體系日益健全茁壯，市場“四梁八柱”已搭建完成，對風險的抵御能力明顯提升。

　　“有幸”二字，是周小川對自己央行行長生涯的淡然總結。明眼人卻深知，在周小川的不懈努力下，人民銀行在當前中國金融體系、全球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得以確立。

　　改革與開放的踐行者

　　臨近退休，周小川公開露面的次數屈指可數。2017年至今，他在國內有5次央行系統外的公開發言。

　　5次露面，他均提及了改革與開放。

　　與同時代的官員一樣，對改革與開放的實踐貫穿了他的職業生涯。從1986年擔任國家體改委委員、對外經貿部部長助理開始，再到中行副行長、外匯局局長、建行行長、證監會主席，再至2002年12月出任央行行長，他的履歷無一不與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有關。

　　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浩大的系統性工程。周小川在多場合均強調，改革需“系統”“整體”和“配套”，需要優化和權衡不同目標。這種系統性整體推進改革，以及統籌協調的能力，對于系統工程專業畢業的周小川來說，或許更為擅長，也更有心得。

　　1988年，他與吳敬璉合作出版《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作為“整體改革理論”的主要貢獻者，周小川與吳敬璉、郭樹清一道，成為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0）的獲獎人。

　　時間證明，周小川基于這一理論的實踐卓有成效。“中國的金融改革能走到今天不容易，他在中間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一位與其共事多年的央行人士如此評價。

　　周小川上任伊始就面臨一塊“硬骨頭”。彼時的中國銀行業“傷痕累累”，不良包袱沉重，資本充足率很低，已被部分外媒評價為“技術性破產”。

　　2003年“非典”時期，周小川向國務院做了《改革試點——國有商業銀行的財務重組》的匯報。這份報告創造性地提出，運用外匯儲備注資大型商業銀行，并詳細設計了“四部曲”方案：核銷已實際損失掉的資本金——剝離處置不良資產——外儲注資——境內外發行上市。當年9月，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成立，辦公室設在人民銀行。

　　個中艱難，未經歷之人難以體會；最終結果，卻是世人可見。今日的四大國有銀行已位列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之林，較低的不良資產率、較高的資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均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在整體改革理論里，改革先后順序至關重要。在國有銀行這一微觀主體改革成功之后，央行主導的利率市場化“驚險一跳”、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存款保險制度、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業進一步對外開放等宏觀序列的改革才逐步推進。

　　去年年底，周小川在一篇文章中總結，改革開放提高了金融體系的整體健康性，促進了金融機構和市場的結構優化。金融業已發展到了更高層次的市場準入，以及更廣泛參與國際國內金融市場的階段。

　　“雙支柱”的探路人

　　近年來，我國金融體系的杠桿率、關聯性和復雜性不斷提升，金融穩定愈發重要，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已成為三大攻堅戰之首。在這一背景下，“雙支柱”一詞應時而生，一支柱為貨幣政策，另一支柱為宏觀審慎政策，是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理論的重要創新。

　　“雙支柱”雖為新詞，但是回顧周小川在央行的歲月，人們發現，從很早開始央行就是一邊在完善貨幣政策工具箱，一邊把住金融穩定，不斷摸索央行的宏觀審慎職能，著力減緩金融體系順周期波動。

　　在他任期內，貨幣政策完成了從行政調控到市場調控、從數量型調控為主向價格型調控為主的轉型，工具箱日益豐富和完善。如同他選擇佩戴IWATCH一樣，他對貨幣政策各類工具的選擇，也是務實并富有創新意識的。

　　2003年4月央行頂住各界質疑，創造性地推出央票調節流動性。近年來，隨著流動性創造渠道改變，央行又陸續創設新工具，包括常備借貸便利、中期借貸便利、抵押補充貸款等。這些工具不僅大量獲取實踐經驗、市場信息，還疏浚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構建出市場利率走廊。

　　從使用效果看，這15年我國經濟低通脹、高增長的態勢有目共睹。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對穩定經濟發展起到了良好作用。

　　當然，這些操作也不能稱之為完美，畢竟高達170萬億元的M2余額直至今日也是有所爭議的。周小川也曾感慨過特殊時期采用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我現在回顧起來，如果適時退出能夠再做快一點，也許更好一點”。

　　另一支柱——宏觀審慎政策進入公眾視野的時間并不長，但是央行對其探索和完善的過程卻并不短。

　　2003年銀行業監管職能從人民銀行剝離時，人民銀行就認為，監管可以分設，但監管機構負責不了管理系統性風險，系統性風險必然要運用最后貸款人職責，還是要由中央銀行把關，為此要成立金融穩定局。

　　“事后的實踐表明這是正確的決定。” 周小川在人民銀行內部的一次學術講座上回顧道。

　　國際金融危機過后，我國央行較早探索了宏觀審慎政策，很多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走在了國際同行的前列。2009年人民銀行就提出要運用宏觀審慎性調節工具，隨后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加強風險管理，提高金融監管有效性，探索建立宏觀審慎管理制度。

　　2011 年人民銀行正式引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其核 心是要求金融機構“有多大本錢就做多大生意”，不能盲目擴張和過度加杠桿。2016 年起，該機制正式“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將更多金融活動和資產擴張行為納入宏觀審慎管理。直至今日，MPA的體系一直在完善中。

　　“在這個過程中，有些聲音試圖把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說成舊式的規模管理，把它說成是一種行政性手段。”周小川指出，實際上，不應該這么理解。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然的話，三期疊加效應會更突出。

　　針對金融風險的防范，周小川也有未盡事宜。他坦言，當前的金融風險隱患是實體經濟結構性失衡和逆周期調控能力、金融企業治理和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不足，以及監管體制機制缺陷的鏡像反映。

　　就在周小川退休前4個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成立，意在加強金融監管統籌協調，強化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職責。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獲通過，銀監會和保監會擬定行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和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職責劃入人民銀行。

　　這意味著，周小川的繼任者在“雙支柱”領域的摸索還將持續，任務也更為艱巨。

　　“人民幣的最佳代言人”

　　從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開始，到離岸市場不斷發展壯大、金融市場雙向開放中人民幣被更多地使用，再到2016年人民幣被正式納入SDR籃子……這一路走來，人民幣在國際上得到更廣泛的認知、理解和接受。

　　在這個過程中，憑借著深厚的專業積累、流利的英文表達，以及對人民幣傾注的心血，周小川被稱為國際舞臺上“人民幣的最佳代言人”。

　　2009年3月，G20倫敦峰會召開前夕，人民銀行網站頗為罕見地刊發了周小川的署名文章《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文章提到，SDR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SDR定值的籃子貨幣范圍應擴大到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也可將GDP作為權重考慮因素之一。

　　彼時，大家都看出了周小川欲將人民幣納入SDR籃子的雄心，但是市場的一致預期是“不可能”，畢竟當時的人民幣從哪個角度觀察都不能滿足“可自由使用”的標準。

　　人民銀行國際司在《人民幣加入SDR之路》一書中回顧，人民幣加入SDR是其國際化程度持續提升的結果，也是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減少資本管制“三駕馬車”不斷推進的結果。

　　確實，近年來金融業對外開放、減少資本管制是顯而易見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也在逐漸完善。人民幣對美元交易價日間波幅逐漸從0.3%擴大到0.5%再至2%，人民銀行也逐步退出了常態化的外匯干預。

　　尤其是2014年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穩步增長、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以及對外經貿投資大幅提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駛入快車道，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直接投資中的使用范圍和規模快速上升，離岸人民幣市場進一步拓展。

　　2015年適逢五年一次的SDR審查，人民幣面臨難得的歷史性機遇。

　　當年3月下旬，IMF總裁拉加德訪問中國。事后看來，這次訪問頗具重要意義。彼時，周小川與拉加德進行了深入交流，闡述了中國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推動人民幣成為可自由使用貨幣的設想，并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初步介紹了中國提高人民幣可自由使用程度的改革計劃。

　　中國的改革計劃使拉加德深受觸動，她公開表示：“人民幣加入SDR不是是否會納入的問題，而是何時納入的問題。”返美后，她親自負責SDR審查工作，加強了推動人民幣加入SDR的工作力度。當年的4月和9月，周小川又在國際場合不遺余力地闡述了我國有序推進各項改革的計劃。

　　2015年11月30日，IMF執董會決定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并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周小川7年前那篇文章中的內容，終于從“建議”變為了“事實”。

　　2016年周小川與拉加德之間曾經有過一次高手間的對話，以拉加德問、周小川答的方式進行。這段對話也勾勒了下一階段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藍圖。

　　當時周小川提到，匯率政策和匯率制度改革是中國改革和開放政策的關鍵要素。中國匯率制度的變化是服務于中國總體發展戰略的，并應符合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因此很容易理解，下一步人民幣匯率制度應符合市場經濟的更高要求，即匯率更加靈活，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資金流動更加自由，本外幣兌換更加方便，并能為本國和外國投資者提供風險管理工具。 

責任編輯：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