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朱民對話國際清算銀行亞太區首代：多國央行為應對疫情越過了“紅線” 其職能將被重新定義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為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全球央行和政府機構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刺激計劃，其中央行的角色尤為吃重。

　　近日，國際清算銀行亞太區首席代表悉達多·蒂瓦里（Siddharth Tiwari）與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IMF前副總裁朱民就疫情之下的央行對策進行了一場對話。兩人表示，（多國）央行改變了傳統職能，越過了一些紅線，介入了非銀行金融機構，央行不僅成為了“最終貸款人”，還成了“最終做市商”，同時全球債務問題也進一步惡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目前公共債務與全球GDP之比已經超過100%，且已超過二戰結束時創下的水平。

　　但專家認為，中國央行相對較為克制。

　　蒂瓦里指出，跟以往不同的是，央行在這場危機中直接干預了非銀行金融部門，這是以前沒有過的。“在過去10~15年，金融部門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非銀行市場已經變得系統化了，這些市場的流動性也成為央行關注的重點。未來，央行也將兼顧這些市場的管控和監管。”

　　“隨著金融部門內的新市場或新領域逐漸變得系統化，央行此前承擔的最終貸款人職能的界限也一直在移動。因此，在企業部門，這一邊界移動到直接購買證券以及購買共同基金，因為公共基金是公司市場的主要投資者。同時，這一界限也在主權層面發生了移動，各國央行首次在一級市場購買政府債券。”

　　蒂瓦里表示，未來幾年將是央行反思自身角色的時期，因為現在它們不僅是最終貸款人，還成為了最終做市商，超出了原本的職責范圍。至于央行將走向何方，他認為，先撐過這一段時間才是重點，因為它們需要設定新的方向。

　　朱民肯定這一想法，并建議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世界必須仔細研究解決方案，重新定義央行的角色。“現在，世界真的進入了一片未知的水域。這不是關乎某一個市場，央行角色的變化將給整個金融架構帶來一次體制變革。”他說，“世界需要重新定義、重新設計央行的角色和職能，以確保我們有一個穩定、公平、透明的金融市場。”

　　在蒂瓦里看來，在上一場金融危機后，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銀行的抗風險能力上，“焦點有點過于集中”，但在這場危機后，將會有很多人關注企業部門的抗風險能力。“價值鏈是否能夠承受一定的債務？優化了流動資金的公司是否會優化全球供應鏈？會納入保障措施和緩沖資金嗎？這都是未來要考慮的，這都是未來要做的。因此，問題不僅僅是誰能生存下來，而是遭受不同程度影響的國家未來的政策方向，以及在新時期各國對未來的計劃。”

　　蒂瓦里指出，央行在危機期間需要首先解決流動性危機的問題，但它們在這么做時應該清醒地意識到接下來將進入償付階段，因此必須區分有生存能力的公司和沒有生存能力的公司，從而避免產生大量的僵尸企業。“對不良貸款嚴格分類至關重要，監管壓力測試也至關重要。”他說，“在下一階段，財政政策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目前公共債務與全球GDP之比已經超過100%。-新華社

　　談及各國央行在疫情暴發之后采取的措施，蒂瓦里指出，央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行動來避免金融崩潰。對于央行采取的應對措施，他評價道，在第一階段中，央行的干預措施解決了流動性問題，令共同基金市場得以暢通，穩定了全球金融市場。

　　具體來說，最初，各央行降低利率，甚至發行負利率債券，然后，利用公開市場資產購買計劃來疏通做市商的資產負債表，之后，央行注入流動性，同時開放市場運作。同時，央行還介入了商業票據和政府證券。在美國，央行還介入了市政市場。“這樣一來央行在一些非傳統領域擴大部署，為陷入困境的企業雪中送炭，要么直接徹底買斷債務（即購買債券和商業票據），要么施加援手支持銀行以融資換貸款的形式放貸，尤其是針對中小企業放貸。”

　　朱民認為，（多國）央行在疫情期間成為最終貸款人和最終做市商，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這是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最具挑戰性，也是最激動人心的變化。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央行的職能，這是非常驚人的。”他說，“央行如何重新定義、謹慎完成自己的使命，繼續扮演最終貸款人的角色，而不是信貸分配者和貨幣資金提供者，這將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當被問到央行的越界是否是暫時的，蒂瓦里的看法是，為了應對疫情所越過的紅線需要被仔細處理和謹慎解釋。需要看到的是，這不是信貸分配，也不是為預算提供貨幣資金支持，這只是一種干預，目的是向企業部門提供流動性，緩解疫情對企業的打擊。“當前是一個特殊時期，我不知道下一場危機會是什么，但這將帶來決定性影響。”

　　“今天，央行需要說清楚這些舉措的治理框架，闡明它們贏得了決策的控制權，表明這些舉措是暫時的，以及它們將如何在合適的時機放權。我們多年來學到的一件事就是，不要讓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聯系得太緊密，如果央行的界限移動得太多，可能影響央行的獨立性，也會增加金融系統的脆弱性，因此這將是未來一段時間內的一個挑戰。”蒂瓦里說道。

　　對于央行大規模的刺激政策，蒂瓦里認為，盡管它們對于解決流動性是非常必要的，但恐怕也會留下影響幾代人的“后遺癥”。比如，無論是在公共領域還是私人領域都會造成債務高企，這將給潛在的增長帶來壓力。

　　“投資于公司債券的共同基金出現了急劇外流，迫使他們在高點進行拋售。短短一周內，投資于發達國家的基金和新興市場股票公司債券就貶值了15%。”他說，“外國投資者對本幣債券市場的其余部分進行重新定價，導致新興市場國內金融狀況急劇收縮。”

　　在主權債務方面，他指出，整體架構非常明確，主要是通過巴黎俱樂部對官方雙邊債務重組進行磋商。但這主要是面向從IMF舉債的新興市場國家，而剩下的新興市場將無法享受這一待遇。IMF同世界銀行已經號召G20減免最貧窮國家債務。“我認為，在現實中，也應該考慮到，剩下這部分國家支付能力有所不同，受到的沖擊也不同，處理方法也應該因國而異。”

　　在企業債務方面，蒂瓦里指出，這是央行首次真正入市購買企業債券。許多人會說，央行越過了紅線，因為這與積極信貸分配類似，也導致了債務急劇攀升，包括低于投資級的債務。

　　他指出，在全球大部分地區，通脹將一直低于目標，未來不太可能有任何緊縮政策。“這場危機的一大影響就是沒有任何國家能夠達到通脹目標，因此還有相當大的政策空間。”他說，“沒有達到通脹目標的好處是能夠提供堅決應對疫情的空間，所以挑戰變成了好事。但隨著時間推移，它將再次成為挑戰，比如在應對債務負擔方面，但這將是下一階段的問題。”

　　朱民認為，接下來，通脹預期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量，因為它可以改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平衡，也可以改變央行從寬松到緊縮的政策立場。“從低通脹率到2%的高通脹率，世界將發生很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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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翹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