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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從一季度的經濟數據中能看出什么?——你必須了解的一次權威解讀!(全版首發)
來源: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
4月22日晚七點半,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與新華網聯合推出的投資者教育公益節目《國民財富大講堂》第十二期播出。本期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研究員祝寶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陳道富、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以及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等五位嘉賓圍繞“一季度經濟數據解讀”展開了一場高峰對話。
國家統計局每個季度會根據經濟運營情況公布經濟數據,這也被視為我國經濟的重要“溫度計”。據國家統計局上周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我國GDP同比下降6.8%,三大產業也都出現了比較大的下滑。而3月以來,隨著國內疫情防控形勢的日趨穩定,我國經濟有了明顯好轉。對此,五位嘉賓分別分享了他們對一季度經濟數據的理解和思考。
祝寶良:一季度經濟下行較深 3月起恢復狀況良好
通過公布的一季度經濟數據看,二月份下跌得很深,雖然從三月份開始主要經濟指標收窄,經濟已經得到一定的修復,但總體來看,一季度經濟下行較深。我個人認為一季度經濟數據有五個特點。
第一,經濟下行較深。假設沒有疫情,今年一季度GDP在6%左右,考慮到2%的物價,一季度名義增長速度應該在8%左右。而實際上,一季度現價GDP只有5.3%,不變價GDP是-6.8%,經濟損失相當于3萬億人民幣,這個損失主要由政府財政、企業利潤和工資性收入三方面承擔。
第二,政策制定及執行難度增加。疫情同時沖擊了供給和需求,但從絕對數看,生產端的影響好像小于需求端。這里面有兩個問題,一是政府的消費支出,或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這一塊,盡管政府的需求收入下降,但是財政支出下降的幅度是比較小的。二是我認為很重要的原因,由于對需求的沖擊比較大,使得一部分產品的庫存增加。
第三,物價及通脹水平不高。本來我們擔心沖擊主要是供給性的,價格往往上升?,F在看既有供給又有需求,帶來什么特點呢?就是需求沒有下來的商品價格是上升的,需求下來的商品價格是下跌的,整個通貨膨脹水平并不高,甚至未來一段時間通脹可能還是要往下降的。
第四,就業壓力增大。經濟下降了6.8%,對就業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但是我們看到三月份的失業率比二月份稍好,大概只有5.9%。統計局還給了另外一個數字,三月份的就業比一月份下降了6%。如果把下降的6%也理解為失業人口,那么失業率就接近12%了,這個數字是跟最近美國等發達國家爆出的數字是差不多的。
第五,收入增長速度按現價計算略微增加,大概增長了0.8%。當然收入增長就意味著企業利潤和財政收入的下降,正如剛才所講,其實是企業和政府困難。在收入增長里面,很大的一塊是轉移支付,政府轉移給貧困人口收入是增的,拉動了整個居民收入的大概0.2%,剩下工資、經營性收入還是略降了一點。
這些特點對我們的經濟可能會帶來幾個值得擔心的問題。
第一,企業經營比較困難,利潤下降比較快。從去年開始企業的整個利潤都不太高,特別是工業企業,今年的利潤可能下降更大,我估計工業企業的利潤率要降30%左右。這么大的預期利潤下降,對特別是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來說,投資能力、生存會有很大的困難。
第二,剛才講的就業問題。那么當然經濟在好轉反彈,可能還有一部分人陸續就業,但我們就怕看到第二輪,疫情擴散到世界各地以后,出口再下來,可能對企業有影響,對就業還會有影響。還有一些行業,像旅游、文化、家政服務等,就業的壓力也比較大。還有另外一塊,今年年終1300萬新增就業,包括874萬大學生,478萬中專生還要出來工作,這個就業壓力也比較大。就業壓力比較大,收入就要有問題,消費增長就有可能不會太快,制造業明年投資也不會太快。
第三,財政、經營的風險。財政主要在基層,政府運轉的問題,因為財政收入下降比較快,家庭的負債表在惡化、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也在惡化、地方政府的財政也有困難、這就可能把我們一部分經營機構拖進去,這就需要對經營機構、對企業、對這些家庭進行必要的救助,這是中央財政很重要的一個責任。
第四,疫情第二波沖擊帶來的出口企業的問題。接下來就是進口業的中斷,從供給端影響到原材料、零部件的進口。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幾個問題影響還是比較大的。那我們怎么看這些政策呢?我特別擔心的是第二波疫情導致出口一旦下降比較快,中國的出口企業往往都是一些勞動技術水平比較高、勞動密集的相對較好的產業,這些企業一旦出現問題,再開始恢復就比較困難。所以要保這些企業就比較重要了。這就是4月17號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來的,從“六穩”轉向“六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底線思維。面對這種局面,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要救助企業,不要讓企業倒掉,一旦疫情過去,馬上可以生產。一旦倒掉了,再恢復生產就比復工復產難多了。
貨幣政策我認為今年的力度是不錯的,也比較適應,財政政策在紓困期間做的也相當不錯。我現在希望有沒有一攬子政策出來,幫助現在回鄉的農民工,農民工家庭還是農村的基數群體,在農村還有1.2億沒有出來的農民工,比如搞農家樂的。這一部分人,我認為二、三季度如果疫情還在發展,是需要去補貼的。城市這一塊是要補貼的,還有一塊是企業要保。
所以我覺得財政政策無論如何是需要擴大的。我提出了一個特別國債的概念,一是能不能搞紓困基金,支持這些企業。二是經營有風險,小銀行不愿意貸款,那能不能給銀行注資。當然,我們還有責任要去支持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抗擊疫情,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揮一些作用,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資,增加中國的提款權、增加中國在國際領域里的發言權,這些都非常重要。特別國債可以做這些事,剩下的一般性債券、專項債都可以用來拉動消費。
我對經濟主要的看法是慢慢會恢復,后面的經濟增長可能是個小的V型反彈,但是月度不好說,可能是W型的,但二季度肯定比一季度好,三、四季度可能還要再看看疫情的發展。
劉尚希:沖擊具有持續性 要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
到底怎么看一季度經濟形勢,以及以后的經濟發展趨勢?我認為應該認真研究4月17號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對形勢的判斷非常精準,用兩個“前所未有”進行了描述和概括,一個是指沖擊前所未有,另一個是指挑戰前所未有。
第一,沖擊前所未有在經濟數據上已經有所體現,一季度經濟負增長6.8%,對于我們國家來說,近四十年罕見。這種沖擊不僅是一次,而是二次。第一次是疫情在國內爆發帶來的沖擊,第二次是疫情在海外蔓延帶來的沖擊,這兩次沖擊疊加,放大了不確定性和風險,所以導致經濟深度下滑。去年我在分析經濟形勢時,提出警惕經濟螺旋式下行,我的分析判斷是基于覺得供給側和需求側可能會形成負反饋,確實沒料到疫情的兩次沖擊使經濟出現了螺旋式下行。
我們現在看到的數據是一季度的,應當說主要還是第一次沖擊帶來的影響。第二次沖擊的影響還沒有完全顯現,預計會在二季度經濟數據上有所體現。因為當前沿海地區的進出口都受到第二次沖擊影響比較大,企業受到影響,也會導致就業等一系列的活動受影響。因此導致今年全年都不能樂觀。
因為從全球看,疫情還在不斷拓展和擴大,假如說全球疫情中心從歐洲移到了美國,那下一步可能就會移到印度,如果印度再出現更大的疫情,那對我們國家帶來的影響也不能小覷。所以我們還得將當前全球疫情的變化作為衡量宏觀經濟運行及我國復工復產、經濟恢復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去分析判斷。從這個角度,我認為沖擊前所未有不僅指的是一季度,還很可能是二季度或者全年。
第二,挑戰前所未有實際是來自于內外的挑戰,國內疫情沖擊帶來的挑戰和國外疫情沖擊帶來的挑戰。內外挑戰疊加,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也就是政治局會議上所說的,要充分估計我們面臨的困難、風險和不確定性。之所以要充分估計,就是說不能小看了。
這個挑戰恐怕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大家也看到各種各樣的消息,美國發動輿論戰“甩鍋”中國,去全球化過程中的去中國化……這對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恐怕也出現了新的內涵、新的條件,我們要做戰略判斷,短期的形勢要放在長期背景上看。如果說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進入了一個新的軌道,有可能是一個高風險的軌道,那么短期的判斷恐怕就不能僅僅基于當前的數據,還要長遠地看,將長期以及我們可能進入發展的高風險軌道綜合衡量,看到全年及以后的發展態勢。所以這個挑戰可能不僅是運行層面的,也可能是戰略層面的。
我們還面臨著一個挑戰,就是如何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這個統籌是非常有難度的,前不久我在衛健委開會的時候也談到了這樣一個觀點,就是說如何優化升級我們當前的疫情防控模式,這是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的關鍵。
如何實現疫情管控模式的升級?這里頭有一些基本條件,或者說基本要素。一是死亡率,假如說新冠肺炎的死亡率能降到普通感冒的水平,死亡率降低,大家不恐慌,那么一切就可以恢復到常態。還有一個條件就是檢測,比如檢測的升級換代,真正做到早發現。之前我們的發現往往是通過隔離,病發出來了,才發現,或是通過追蹤密切接觸者,對于無癥狀感染者很難發現?,F在隨著檢測能力的全面升級,不僅是早發現,而且是早早發現,有效隔離風險,這個條件非常重要。第三個條件是醫療資源不被擠兌。這三個條件具備了,疫情防控模式就可以進行升級,就可以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到兼容,復工復產復商復市復學都有可能了。
我覺得這些條件是我們在分析經濟形勢的時候必須要考慮的。如果把這些問題撇在一邊來看經濟形勢,可能有片面性。
陳道富:深層問題需警惕 政策應對大有可為
一季度經濟數據出來后,我有三個方面的感觸。
一是一季度經濟數據反映了疫情對我國經濟的直接沖擊。不論是從供給面、還是從需求面、還是從對中小微企業、各個群體,對消費、投資、出口等不同結構上,都在不斷地印證我們在疫情里面的各種各樣的直觀的感受。但是我認為有兩部分內容在一季度數據中沒有充分顯示,一個是疫情在國際上的蔓延對我國再次的影響,出口雖然已經下降了,但還沒有完全反映國際社會的需求下降可能對我們出口企業的影響。另外一個是疫情直接沖擊后帶來的一些次生影響,包括可能的一些失業,包括可能對金融機構經營壓力帶來的沖擊。
二是從貨幣金融角度,把經濟數據與貨幣金融數據結合起來看,一季度的貨幣和信用擴張還是比較快的,特別是三月份,金融體系的流動性是相當充裕的,因此在疫情防控期間,我們的金融政策發揮了積極有效的作用。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得關注三個數據方面的不一致。第一個是中長期貸款的投向與統計局公布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目前是不一致的。根據人民銀行公布的目前中長期貸款里面,制造業的中長期貸款增速達到16.7%,但統計局公布的制造業投資增速是下跌最快的,達到了將近25%。與此同時,我們看到基礎設施的中長期貸款增速達到了10.5%,但是基礎設施的增速下跌的也是比較高的,所以這兩個數據也不一致。這可能反映了金融數據是前瞻的,可能在二季度我們可能會看到制造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增速的反彈,但是當然我們也要關注,資金流到這些企業最終能不能有效轉化為投資增速的恢復。
第二個是住戶部門的存款增加和居民收入增長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住戶部門的名義增速取得了一點正增長,但住戶存款一季度同比達到了13%,高于疫情經濟增長,反映了住戶部門在疫情沖擊情況下,對邊際存款、邊際儲蓄的傾向是有所增加的。這種環境下,居民獲得的收入可能更大的比例是以存款的形式儲蓄起來。
第三個是M2和M1的增速不一致。一季度在各種金融政策的作用下,M2增速較高,達到了10.1%,M1增速仍然保持在5%。具體看,在M2里面,企業的定期存款、其他存款和住戶部門存款增速變化比較快,這也就是說目前的金融政策資金流到了企業和個人手上,但還沒有完全轉化為經濟活躍度。要提高經濟的活躍度,可能還需要我們的政策方面進一步的著力。
三是4月27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里面提到了一個判斷——前所未有,我認為“前所未有”反映了我們對疫情的獨特性和嚴重性的判斷。如果進一步引申,意味著政策的應對就不能夠固守成規,很多政策上的框不能夠在這前所未有的沖擊和影響面前,仍然不得不去受種種約束,所以要更加解放思想,更加積極有為。從現在來看,一季度的政策更多的是著眼于救助和經濟的恢復,有助于支持疫情的防控和經濟的托底。從政治局會議以來,政策開始=在堅持“六穩”的基礎上轉向更加強調“六?!保瑢τ跀U大內需去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和穩定等等做出了更具體的部署。
但我覺得這里應該更加突出財政方面的作用,財政“六?!狈矫婵梢砸矐摪l揮更大的作用。財政在經濟下行過程中會面臨著更大的困難,越是在困難時期,財政越是需要逆經濟周期來做更多的事。在這個過程中有兩件事情非常重要,需要進一步推動。一是需要把財政和貨幣更好地結合起來。中央銀行推出了1.5萬億人民幣的再貸款,再貼現來支持中小微企業的復蘇,但中小微企業的貸款要想真正的投放下去,它的不良率會比較高,目前僅僅2%的利差保護不足以覆蓋這個信用利差。這就需要財政政策,各地的擔保機構、政策性金融機構發揮一些作用,使一部分的政策能夠真正落到實處,讓中小微企業真正獲得這一部分貸款,推動他們的恢復。
二是中國的財政政策在民生救助、援助方面支出不少,但是沒有建立直接的財政救助渠道。借這個時期,我覺得一方面可以做一個支出安排,另外更應該借著時機把這套體系建立起來,使中國能夠增加一個可以直接著眼于民生、就業、失業等等的更加精準支出、救助的財政體系,使政策不再借助第三方組織不太準確或有多環節的推動,這樣可以使著眼于民生、以人為本的財政政策共有基礎來實施。
邢自強:中國抗疫成果顯著 抵御好外部沖擊成關鍵
一季度不能單算經濟賬,因為當時中國處于抗擊疫情這場戰役的上半場,重中之重是遏制疫情的傳播,從而為下一階段恢復正常的生產和生活奠定基礎,從這個角度還是交出了一個不錯的答卷。當前開始進入了抗疫的下半場,也就是說未來幾個季度,重心轉向了經濟抗疫,政策應該積極的發力,尤其是大陸的紓困來應對全球的經濟大衰退。
所以回過頭來看,一季度GDP增速是同比下滑6.8%,并不奇怪,因為當時是抗擊疫情的上半場。我一直在一月份以來重申,抗疫這道題有三部曲,第一是控制疫情本身的蔓延,第二是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第三再去拉動或者刺激需求。這個答題的順序要遵守,不能越過前兩道直接跳到最后一道去刺激需求,因為大家如果發現疫情沒有控制,外面的病毒還在散播,我當然不敢出去消費,這時候去刺激經濟就隔山打牛起不了作用。上個月美聯儲的紐約分行的研究人員,專門回顧了一個世紀之前的全球大流感之后的經濟上的經驗,結論就是那些當時執行社交疏離和隔斷措施執行的比較徹底和強烈的國家,后續的工業生產總值的復蘇水平就比較好,反之亦然。可見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抗疫的答題順序很重要。一季度的抗疫上半場,中國交出了不錯的答卷,是因為采取了合理的步驟,發揮了社會組織模式的優勢,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率先扭轉了疫情。
三月份疫情基本上穩住了,開始有序的復工復產。我們編制的大摩復工指數顯示,到了今天,中國工業產能大致已經恢復正常了,現在進入了抗疫的下半場——經濟抗疫,挑戰更大,題目更難。
首先經濟復蘇的瓶頸不再是供給側和生產端,而是轉移到了需求端。與此同時歐美經濟停擺時間是很長,全球GDP超過一半的地區都按下了暫停鍵,基本上可以斷言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大衰退,是全球1929-33年大蕭條以來遭遇的最嚴重的經濟沖擊,外需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更勝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因此毫無疑問,中國也面臨著比較嚴峻的就業壓力,繼續大規模的一攬子的紓困舉措來反哺企業和個人共度難關,避免當前的摩擦性失業轉變成長期的結構性失業。所以在下半場,重點應該借助中國這些年建立起來的比較完善的數字支付經濟,比較發達的稅務繳稅體系來反哺實體經濟,比如說給老百姓、給中小企業退稅,精準的補貼,來度過這場全球經濟的暴風雨,實現未來幾個季度的“六?!焙徒洕鷱吞K,再接再厲,打好抗疫的下半場。這是我對一季度經濟的反思和二季度的前瞻。
魯政委:經濟長期增長動力充足 逐季走高或延續至明年
我對一季度和未來的經濟形勢主要是三句話。
第一句話是冬盡春來,V型反彈。也就是說應該可以預見,一季度-6.8%的增長是未來十年不會再見到的最低的增長數據,是過去的一個映射,并不代表未來。從未來講呢,我們可以預計今年四個季度的逐季同比數據是逐季走高的,而且應該可以延續到明年上半年。
第二句話是內需反彈,遭遇外需倒春寒。如果說二、三月份人們關心的是疫情的控制和復工復產,那現在我們遇到了新的情況,復工一過月,訂單開始被取消。所以三月份的數據,嚴格的講,有可能是前面一個月和后面幾個月中最好的一個月,恰恰是供需都沒有問題的時候。當然我們注意到,如果從新增確診的病例來講,毫無疑問海外的主要經濟體的疫情峰值都已經見到,我們現在關鍵是關注它的回落的速度有多快的問題。這些經濟體的經濟其實已經由停擺進入到起風的階段,也就是說進入到逐步地復產復工,非常像我們三月初的狀態。但從國際定期航線看,還是比正常水平少了60%,而除了大宗商品的貿易之外,很多貨值更大的電子產品,更多都是靠航空貨運來進行。這個能夠看出,對我們的國際貿易的影響還是非常的大。
第三句是短期靠政策托底,長期靠改革。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幾個重要的判斷,其中我認為特別重要的就是要有緊迫感。在之前的很多次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的會議上,把托底的政策都已經布置得非常清楚,我自己概括為“434”。
當前面臨的就業壓力很大,總書記講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要復工復產,使大家有工作,有工作就有收入,有收入家庭生活就沒有問題,國家經濟也就沒有問題。那對于農村居民怎么辦呢?今年是脫貧攻堅的關鍵一年,我們可以在農村進行美麗鄉村建設。比如今年史無前例的發了一個關于植樹造林的文,說全國要從南方到北方,根據節氣溫度的變化依次推開,確保完成今年植樹造林的任務,也就是說農村務工人員可以在家種樹。同時還要加強農村的水利設施建設,農村的很多小的燕塘溝渠年久失修,我認為可以借這次機會,把水利設施做起來,增強防汛抗旱的能力。再比如美麗鄉村建設的廁所工程,村村通的公路,4G通訊網絡,電商基礎設施等等,這都有利于解決沒有從農村出來的務工人員的收入。
還有一部分務工人員已經從農村出來了,但突然發現剛干了一個月就沒活干了。這種情況下,我們城市里現有的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為他們提供了機會。為了增強未來的潛力,還有一部分新型的基礎設施建設,我把它概括了一個詞,叫“頂天立地”,頂天指高科技,立地跟我們每個務工人員都有關系。比如說你如果沒了工作,你只要會騎電瓶車,就可以送外賣,可以解決吃飯問題。如果還再有一點才藝,還可以做直播帶貨,來解決吃飯的問題。如果以上三類都不能解決吃飯的問題,那就要通過失業救濟的方法了。這就是我說的“434”中的第一個“4”。
既然要讓務工人員有務工的機會,那我們就需要一些財政的項目。所以4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發揮關鍵作用。財政要投一些項目解決用人用地用錢的問題?,F在用人不是問題。用地,3月份國務院對于幾大城市群下放了關于用地的審批權,使用地的審批速度變得更快了,所以暫時也不是問題。用錢,現在又有四個方法解決用錢問題,也就是我說的“434”的第二個“4”,包含預算內的提高赤字率、中央政府層面發行特別國債、地方政府層面發行專項債、促使融資成本下降(包括政策銀行、商業銀行,不僅不斷帶,還要加快信貸的投放)。解決了用人用地用錢的問題,接下來就是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最重要的一句話,除了兩個“前所未有”,就是要增強緊迫感,要抓緊行動。這是短期政策托底部分。
長期靠改革。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5000多個字,每一句話都很關鍵,不僅對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關鍵、對機構業務、對企業、甚至對個人理財都很重要,值得每一個人去研究。這里面講了要素的自由流動,要素的市場化的自由流動會發揮未來經濟的三大潛力。
一是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我們一直擔心產業鏈外移的問題,其實你會發現只要中國有強大的市場,便是對全球產業鏈最強有力的吸鐵石。二是關于我們的戰略機遇期是否要做重新的判斷,比如一些國家在某些技術領域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我們進行“卡脖子”,那實際上關鍵技術的突破主要取決于對于人的激勵。只要人的激勵到位,關鍵技術的突破都不是問題。專利可以管控,但是人依然是可以自由流動的。在這里面,我們要發揮自貿區的創新創業機會,用全球最優秀的人來幫助我們進行技術的創新。三是土地的改革,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土地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如果土地可以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人可以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那我們就有了又有一輪的大城市化潛力的發揮。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長期的增長的動力也就有了。
問答部分
如果在正常情況下,中國經濟的活躍度是100分,當前中國經濟的活躍度大概恢復到多少了?能打多少分?
祝寶良:如果潛在增長率6%是100分,零增長是0分。二季度活躍度評分就可以根據二季度的增長速度跟6%比差多少。從這個角度,根據我剛才提到的大概有20-30%的增長,活躍度差不多是50分。當然,一定要把指標定清楚,如果說將全球經濟增長率作為標準,那中國的活躍度在60-70分。
劉尚希:從恢復正常的經濟社會秩序角度進行判斷,與從潛在增長率角度判斷,結果是不一樣的。現在看,還沒有達到恢復經濟社會秩序的狀態,從這個角度,達到了80%,如果進一步講,達到經濟潛在增長率6%,現在也就是恢復到40%左右。
陳道富:從復工復產達產角度來看活躍度,這個時候不同的領域會受到需求方的不同的影響。如果從M1的角度來看,現在已經達到5%,也就是說現在企業活期存款已經做好準備了,已經超過去年的M1的水平??傮w來看,中國可能已經達到85%的復工率,剩下的15%可能是因為需求方的沖擊還沒有完全開足馬力,還沒有達到增長潛力的水平。
邢自強:如果把本次疫情爆發之前,就是去年底的經濟活躍度定義為100分的話,現在總體上是恢復到80分左右。80分左右在全世界看起來還是一個先進先出,進度領先的,這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成就。其中生產端恢復到了90分左右,進展特別突出。但也要看到困難,消費和服務端才恢復到60-70分左右,而且接下來挑戰依然嚴峻。生產端、供給端的進一步復蘇面臨瓶頸,主要就是外需不足,出口訂單下滑,而消費端的進一步復蘇取決于兩個因素。第一個是老百姓的荷包,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面臨的就業和收入壓力,以及政府可能出臺的紓困支持政策之間在賽跑。第二個更重要的就是取決于疫情的走勢,這個可能是主導因素,因為它會決定社交疏離政策、公共衛生政策持續到多久,消費者行為模式什么時候才能最終正?;簿褪钦f什么時候有了能廣泛使用的有效的疫苗,大家就徹底不擔心了。
魯政委:我的看法是大概在85分左右,大中型企業比小微企業恢復得更好,剩余的15%主要是商場、餐飲、娛樂、長距離的差旅,以及一些線下的聚集式、場景式的消費活動恢復的比較差。我跟大家的看法略有不同的地方時,我認為隨著防疫事件的推移,防護用具的到位,以及大家對疫情認識的更充分,大家的恐懼和焦慮在不斷減退,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有利于生產生活的正常進行。
我們把視野稍微的往前拉一拉,看整個二季度,是不是可以說二季度經濟正在進行V型反彈,或者說二季度您預判這個V型反彈的力度能夠有多大?
邢自強:總體來講,中國的疫情是先發的,而且管控得力。剛才大家都提到,中國在全球率先復蘇,尤其是生產端的復工復產進展斐然,中國經濟有望走出一季度的最低谷。但是考慮到接下來面臨全球大衰退,包括中國國內的消費復蘇也比較遲緩,所以需求端的瓶頸還在。因此,二季度的復蘇包括下半年的復蘇將是U型的,不大可能是非常強的V型反彈,它的路徑是比較坎坷的。尤其是外需的大幅走弱,會對生產端和就業產生二次沖擊。內需里面的消費需求會受到壓制,一方面要保持一定的社交疏離,防范疫情的第二波爆發,另一方面現在的摩擦性失業削弱收入。
有鑒于此,我認為討論下半年的U型復蘇,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府可能會進一步的加大逆周期的調節力度,即各位專家此前提到的財政政策。如果發行抗疫特別國債3萬億,再加上地方專項債,比去年增加1萬億,總的增量是4萬億左右。這個4萬億跟08年的4萬億是不能相提并論的。要考慮到當前中國經濟的規模比12年前大得多。即使算上這4萬億,今年的財政赤字擴張的規??赡懿坏?008、2009年實際赤字擴張的規模的1/3左右,而且,它只相當于今年美國進行的財政刺激規模的1/6至1/7之間,因此規模是適度可控的。
這樣可以部分對沖外需的沖擊,有可能使得今年全年經濟增長保持在2%左右,其中二季度可能勉強回到0%以上,全年在2%左右。因此,我認為U型復蘇要靠政策一定的扶持,建議接下來兩會可以考慮明確今年的目標是穩就業和紓困,“六?!?,而非設計較高的GDP的增速目標,來引導好預期。
劉尚希:我覺得現在講V型、U型都是根據GDP的增速來看的,因為把GDP的增長速度畫到紙上就形成了一個V或U型曲線。我覺得現在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增速的問題,當前最應當關注的是什么問題?首先是就業的問題,這是“六保”的首位。當然孤立的保就業是不行的,必須要保市場主體,還要保供應鏈、產業鏈,這些都是相關聯的。如果就業的問題能夠穩住,其他就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所以,我認為我們首先不要糾結是V型還是U型,不然我們的政策會隨著經濟增速調整,我們的政策目標可能有意無意的會回到傳統的路上去。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政策目標就是保就業。
祝寶良:從經濟增長速度的角度講,我想2月份是很深的一個底了,一條直線下來,后面會往上慢慢的往上走,大的形狀應該是個V型。如果從看月度看,可能是W型。剛才尚希院長也講到,我們不應過于關注速度,還要去關注其他的一些指標。我基本同意經濟會有V型反彈,只是過程中可能是有起有伏的。
陳道富:我對經濟一季度的判斷是充分反映了疫情的直接沖擊,但是海外的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和中國直接沖擊以后產生的自身的影響還沒有在經濟里面充分顯示,這部分影響可能會體現在二季度和三季度中,所以二季度、三季度的一部分月份,可能看不到一個特別強勁的反彈。受制于現在的居民杠桿率比較高,消費傾向比較弱,投資意愿也不強,這樣的經濟背景下,我認為會有一定的反彈,但是對反彈的力度不能過高估計,要對經濟的長期困難做好充分的準備。
魯政委:我認為反彈應該是V型的,主要的依據有幾點。第一,我國在疫情的控制上已經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這個過程當中,企業已經接近全面復工。市場本身存在自發的回升的力量,比如一些被壓抑的需求的釋放,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相關的政策。比如發放消費券,乘數的效應還是比較明顯的。加上企業也意識到需要加快業務的線上化,這個加快業務的線上化,現在不能視為是在擴大投資,而只是說為了應對疫情讓自己更好的活下去。但是事實上,它對整個經濟來說,是新增的一部分的投資。
第二,雖然我們看到了海外疫情的發酵,也看到了出口面臨的下行壓力,但是因為國內的托底政策都已經全部就位,所以預計未來會開始全面的啟動。因為嚴格來講,在第一季度的數據里幾乎沒有看到財政在托底的投資這方面的項目有明顯的啟動,也就是說還沒有啟動。所以,在4月17號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之后,各方有了緊迫感之后,我相信第二季度會動起來。牽一發而動全身,最終其他的部門也會被帶動,從而形成經濟進一步回升的力量。
相對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我國東南沿海的外貿企業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抵御風險的能力是增強了還是相對變得更弱了?
祝寶良:中國應對這個壓力主要看兩個因素。第一,進出口的結構有沒有調整,如果結構的調整正好符合全球需求所需要的方向,就沒問題;第二,中國的多元化戰略,包括“一帶一路”。從這兩個角度看,我認為企業的應對能力有所增強。但是這一次沖擊太大了,外貿進出口下降的幅度也比較大。因此,最重要的是把這些企業保下來。疫情的沖擊是外生性的,如果持續到明年,那么更加需要把這些企業保下來。正如此前討論的,保主體是很重要的。
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之后,各方有了緊迫感之后,我相信第二季度會動起來。牽一發而動全身,最終其他的部門也會被帶動,從而形成經濟進一步回升的力量。
遇到這樣百年一遇的沖擊,會對我們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造成什么樣的影響?是否會影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呢?
祝寶良:首先,小平同志用了中國的語言給中國設立了一個目標。一般來說,中國的發展可以分這么幾個階段,一個是貧窮,第二個是溫飽,我們大概在90年代末就解決了,接下來是小康,最后是富裕。從中期小康到全面小康,實際上是1996年到2000年,2000年到現在這30年時間,設立了這樣一個目標。然后,到2050年建國100年的時候,我們的目標是成為一個富裕國家,建成現代化。
但是這是一種大眾化的語言,我們需要把它轉化成一些數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衡量標準是什么,就是進入發達國家的門檻的階段,人均12,000美元。同時,除了這個數量指標以外,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指標,就是水平要更高,要更全面,還要比較均衡,不要出現嚴重的收入差距。當時提出了25個指標,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生態環境等方面都有指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指標是人均GDP,從10,000美元到12,000美元之間,我們去年已經達到了這個目標。
那么小康社會指標有沒有受到影響呢?從25個指標來看,每個指標加一個權重來計算,去年的年終我國基本上已經實現了這個指標。我們認為,今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完全沒有問題,所有的指標都可能實現。
但是,這里面有幾個關鍵指標。第一個是扶貧,第二個是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就是科技能力,還有一個指標是人均GDP和GDP翻兩番。大家可能更關注的是GDP翻兩番,實際上人均GDP翻兩番,只要今年的GDP增長超過1.8,這個目標今年就可以實現。我預計今年增長的速度在2%至3%之間,這個指標實現應該就沒問題。從總量上,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已經實現了。可能唯一完不成的一個指標是GDP翻兩番,但是其他指標綜合來看我國已經實現了這個目標。這里面我們最關注的一個短板就是扶貧。4月17日政治局會議上,我們講要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特別強調扶貧。
總的來說,全面小康我認為已經完成了。但是其中的短板,百姓最關注的扶貧問題,要把它解決了。我們已經實現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接近發達國家的門檻。再往上走,就是要實現富裕,也就是第四階段的目標。
劉尚希:我覺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全面來看,不能只看收入指標,不能只看GDP指標。我們現在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認為首先要從高質量發展的維度來考慮問題。當前抗擊疫情,我們就是要保證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這些方面做到了,老百姓能安居樂業,也是提高發展質量。這些指標可能比經濟增速指標更加重要。像教育、公共衛生、健康、食品安全這些方面的質量提升,都應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非常重要的內容,這方面都是在不斷的改善的。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脫貧攻堅,就是按照現有的標準,讓所有的貧困人口脫貧。相對貧困總是存在的,但是我們按照現有的標準讓貧困人口脫貧了,這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如果做到了這一點,所有的貧困人口脫貧,所有的貧困縣摘帽了,那我覺得這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最重要的標志,而不應僅僅著眼于看GDP翻了多少,人均收入增長多少。當然,人均收入增長現在已經邁過了一個大門檻,人均1萬美元,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能再回到過去的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軌道上去來看待和評判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不是實現了,而是要全面看。
回到經濟增速問題本身,為什么在金融機構來看,在市場化的機構來看,特別關注中國經濟增速指標,或者為什么大家特別關注中國政府是否要確定一個經濟增長的目標?
邢自強:從市場的角度,從企業的角度,最關注的還不是一個季度、一年的得失,而是一個中長期的發展潛力。譬如說盡管疫情在一二季度對供給端和需求端造成了很大的沖擊,但是從長期來講,這些可以被視為沉默成本,更關鍵的是疫情之后,原有的那些長期的增長機遇是否被加強還是削弱了。我的觀點是,疫情之后來看,城市化2.0還會是給企業和市場提供非常多機遇的一個主要的驅動力,包括最近兩個方向的政策,一個就是要出市場化配置的改革意見,第二個就是數字化基建。去年以來,大摩的藍皮書里面一直強調的中國城市化2.0的一些商業機遇是息息相關的。下一階段城市化的焦點,主要就是靠幾大城市群的一體化和智慧城市,這兩大支柱來支撐,來集聚生產力,緩解大城市病。包括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要素的分配,更傾斜向大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特別是優勢地區的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第二就是通過打造智慧城市,投資新的數字基建,使城市越大、越安全,公共衛生做得越好、越便捷、越環保。
最近公布的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意見,我覺得重點就是靈活的用地方式和土地指標的管理,不像以前是東中西平衡發展“撒胡椒粉”,都要當地小城鎮化,現在更多的把建設用地指標傾斜于優勢的都市圈。二是暢通落戶渠道,放開除了個別超大城市以外的落戶限制,這種市場化改革會促使很多的生產要素進一步集中于大型都市圈,因為當地擁有更高支持力,勞動力更容易跟雇主匹配,跨行業協同效應也比較大。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預計會有五大都市群崛起,長三角、京津冀、大灣區、長江中游和成渝,每一個平均人口到了2030年都會接近1.2億,相當于5個日本這種量級。這種人才和企業的集聚效應,會釋放下一階段的生產力的紅利。
第二是數字化基建。我們最近針對所有的跨國企業的首席信息官做的一個支出調研發現,企業都認為下一階段產業會更加依賴數字基建,特別是像云服務、工業互聯網設備、遠程等等。在疫情之后這種判斷有可能進一步得到加強,中國目前恰恰就在5G基站、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新基建上加速。我跟我的團隊們分析,新基建的這7個行業,每年的總計投資可能會高達13,000億人民幣,比過去三年的年均投資翻了一倍。尤其是像5G這種信息基礎設施的展開速度在全球是比較領先的。數字基建可能會使疫情之后中國的商業基礎設施的優勢得到一定的加強。
總結一下,大家討論的并不是某一個季度和某一年的GDP的數字,而更多的是長期的增長潛力,而中國的城市化2.0在運行之后,應該只會得到加強,而不會削弱,繼續給企業和市場提供較多的投資機遇。
魯政委:我從兩個方面分析。第一個是對于剛才大家談到的小康的問題,我想念一段2016年12月21日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上的講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是一個“數字游戲”或“速度游戲”,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目標。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困,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人民群眾關心的問題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氣熱不熱、霧霾能不能少一點、河湖能不能清一點、垃圾焚燒能不能不有損健康、養老服務順不順心、能不能租得起或買得起住房,等等。相對于增長速度高一點還是低一點,這些問題更受人民群眾關注。如果只實現了增長目標,而解決好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突出問題沒有進展,即使到時候我們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人民群眾也不會認同?!蔽蚁脒@一段話如果理解清楚了,對于剛才的問題會有更好的理解。
第二個問題是剛才提的為什么要有一個增長目標的數據?我覺得主要是三點,一是因為過去一直有,所以現在大家就習慣于去猜去問;二是各個方面交流的時候,數據表達起來更直接、更簡明,歷史橫向可比,更有具體的感受;三是無論是做投資,還是每個機構做業務的安排,有了經濟增長目標,就更好來以此作為參照,測算來安排自己的工作。
二季度可能會出臺系列的攬子的經濟政策,這一攬子計劃里面到底會包含哪些政策內容?工具箱里面有哪些政策?
劉尚希:財政政策已經出臺了將近40項政策,這些政策怎么進一步落地,政策效果到底怎么樣,還需要進一步的觀察評估。下一步會有什么一攬子的政策出來,說實話我也不知道?,F在應當說是財政政策打頭,但是財政政策更多的是微觀政策。我們現在是處于恢復到正常的經濟社會秩序過程中,政策更多的是按照4月17日政治局會議的要求“六?!?。微觀政策要針對一定的微觀主體,要么針對市場主體,要么針對社會主體,都是一種救助政策。顯然這些政策不是刺激性的政策,常態都沒有恢復,也談不上刺激。所以我們用刺激性政策、逆周期調節政策來描述現有的政策,我認為是不準確的。現在應當就是一個救援政策,政治局會議講的六保已經很鮮明的告訴了一攬子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它的定位其實就是一個救助政策。同時,財政政策在救助方面發力,同時覆蓋經濟、社會這兩個層面,不能把它視為經濟學邏輯上講的宏觀調控政策,理解出問題了,就會出偏差了。在評估財政政策的時候可能也會出現偏差,這樣的話是不利于完善當前的財政政策。
從這個角度看,我覺得現在一定要擺脫原有的政策制定和政策理解的路徑依賴。財政政策里到底應裝些什么東西?說實話包袱沒有抖開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一點,根據現有的情況看,不能零零散散的出,要規模性的出,要整體性的出。只有這樣的才能給社會、老百姓、市場主體,國際社會一個明確的預期。從這點來看,我覺得以財政政策為核心,加上貨幣政策,應當形成一個一攬子的政策。當然這里頭涉及到要花多少錢?應當有一個專門的特別預算。錢從哪來?錢花到哪些方面去?也得有一個大體的框架。這樣的話,政策出來以后,就能有更有力度去提升市場的信心。
陳道富:一攬子重點在于把它當成一個整體,類似于開方,不同的藥劑之間是相互配合的。從貨幣角度來看,現在能用的攬子大家都看到了,準備金、利率工具、再貸款數量型的工具、還有一些西方的創新工具,這種單位的藥各個國家都在試探和創新。
對于一攬子來說,我想重點強調的是貨幣如何與財政配合,使貨幣政策落到實處。我們知道貨幣政策一般情況下的用藥是站在后面的,主要是通過銀行來發揮作用。在財政和貨幣政策配合情況下,貨幣需要站在財政的后面,財政需要決定支出的方向和結構,貨幣需要為支出提供直接或者間接融資的渠道。在不同環境情況下,我覺得一攬子應該更多的強調貨幣去支持和配合商業銀行和財政,使得商業銀行和財政能更有效的實施。
在當前疫情沖擊導致經濟一定程度停滯,經濟體快速失血的環境狀況下,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沖擊面前,我們需要打破過去固守的一些規矩。過去我們一直強調貨幣和財政一定程度的隔離,來保證相對的獨立性和一定程度的制衡,避免政策失控。但在特殊時期,我認為應該適當的考慮讓財政充分發揮作用,貨幣在后面提供更堅實的支持,包括再貸款、再貼現如何跟財政結合,發揮有效的作用。如果這些政策還不夠,我認為還是可以考慮讓貨幣在整個經濟處在極端低迷的情況下,發揮更大的作用。
對于一攬子來說,從貨幣金融角度,更好的實現財政、貨幣、金融體系和金融科技公司的配合。很多金融科技公司在疫情期間發揮了作用,包括聯合貸款、助貸,但受制資本金、牌照等,也限制了他們功能的發揮。那么能不能更好的發揮他們的作用,他們能夠觸及到一些個體工商戶和一些個人,形成一個整體,使資金無論是財政資金、貨幣資金能夠很好的輸到毛細血管上面,更好的發揮作用。
那么當然還有一個問題,對于小微和個體工商戶的輸血很難有效。但是小微和個體商戶是依附于整個經濟循環的,也就是依附于整個產業鏈和貿易鏈,背后是基于銀行的商業票據和基于商業信用的商業票據的,如何把票據市場發揮起來,使整個的貨幣和財政資金能夠跟他的經營活動連接起來,打通支付和經營環節,這塊可以做很多工作。
所以我覺得對于一攬子來說,就是如何排兵布陣,把血輸到毛細血管,使得經濟體能夠順暢循環起來。
為什么中國政府不直接給老百姓發錢,而是采取發放消費券的模式?
劉尚希:其實中國也在發錢,就是發的方式不一樣。比如給實業群體發失業救濟,貧困家庭有低保,只是說,我們沒有形成一個一攬子的計劃,沒有宣布發多少錢。
發消費券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可以因地制宜去做的,但不應普發,而應當針對低收入階層、針對貧困人口,這樣的話既考慮到效率,擴大內需,拉動增長才有一定作用,尤其對當前經濟恢復它有一定的幫助作用,同時考慮到社會的公平。在國外發錢也是有有門檻的,不是說像直升機撒錢,它有嚴格的標準,針對低收入家庭、低收人口,保證他們基本生活。
六保里有一條是保障基本民生,保障基本民生就得發錢,很顯然我們國家政府已經想到了這一點,只是沒有大張旗鼓的宣傳。這就是我剛才說的,花錢花到哪些方面去?花到六保方面,一定要有一個一攬子政策和一攬子特別預算公布出來,老百姓就看到了。疫情沖擊下,保民生保就業是基本邏輯,任何一個社會都會這么做。當然因為我們的支付系統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在做的過程中也不是盡善盡美。因為我們不是直接的面對家庭,面對個人,有的可能還是要借助于第三方,或者通過地方政府、其他的中介,那我覺得趁這個機會應當把支付系統建立起來,使政策實施更精準,更有針對性,大大減少政府資金跑冒滴漏等問題。
大家對于貨幣金融政策有很多擔心,擔心銀行一放水資金就會流向房地產。接下來會不會因為未來兩三個季度大規模的基礎貨幣的發行,商業銀行信貸的發行,在一二線城市有較大幅度的房價上漲?
陳道富:簡單的貨幣放水,在實體經濟缺乏增長動力或回報的情況下,錢很難輸送下去,它會停留在銀行體系或者貨幣體系里面。在一季度貨幣金融體系出來以后,我們也在關注房地產市場、金融市場,我們看到其中有一部分資金雖然到實體經濟,但是沒有轉化成經營活動,或者說在房地產、股票市場上也出現了一定的循環。只要渠道不通暢,微觀底層的激勵約束機制沒理順,這個矛盾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問題在于如何實現貨幣金融政策能夠真正的輸送到需要的主體和需要的環節去。
這個過程,我認為剛才講的兩點很重要。第一點就是需要在毛細血管上面疏通,只要一疏通,就構建一個體系,可以把錢直接輸送到這個這個環節上,內嵌于實體經濟的運轉,這時候貨幣的松、信用、實體經濟的活動就能夠融合為一體,而不僅僅是處在局外人的角度,從宏觀的角度放水,那么宏觀跟微觀就能結合起來。這個過程在概念上可以理解為暢通貨幣傳導機制,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毛細血管暢通的一個問題。
第二點是貨幣政策需要有定位。從資金角度看財政政策,它只是一個負債性的工具,解決不了問題。中國目前面臨的格局不是可以用貨幣和財政問題解決的。貨幣和財政的問題是止血和給政策發揮作用提供空間和時間,真正的結構性調整需要經濟真正走出這一輪的低迷。所以對于貨幣政策來說,不能夠沖到前面去替代微觀主體和經濟內在活力的提升,而只是為所有的結構調整和經濟的內在改革提供一個必要的貨幣環境。如果資金流動性充裕,就不能在總水龍頭上面進行放水。總體上,要把握好貨幣的總閥門,做好自己貨幣政策的定位,貨幣政策不能承擔過多的職能,要回到金融的服務特性和支撐的作用。
接下來政策對于資本市場,特別是對于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影響怎么判斷?
魯政委:現在很多人覺得全球水漫金山,國內政策相對于之前也有明顯的寬松,所以仍然有不少人探討房地產的前景問題。從現在二手房的房價來看,一線城市的房價已經開始出現同比漲幅有所加快的情況。但是,房地產在不同的國家還深受其他政策的影響,我們國家政策非常明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我們堅持的目標是穩房價、穩地價的預期,我覺得只要這個政策一直堅持下去,這些投機的資金會自動的知難而退。其實現在在考驗我們政府的決心,實際上我們看到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重申了房住不炒,預期如果明確了,那我到不是特別擔心貨幣的寬松會成為促使房價上漲的動力,雖然仍有少數人這么想,但我覺得最終事實會證明他們的這個看法可能是有些問題的。
在當前極為特殊的情況下,在哪些領域、哪些地區、哪些行業可能存在著新的發展機遇,尤其是對于我們的企業家朋友而言,對我們普通的居民,特別是年輕人而言,有什么建議?
祝寶良:疫情確實暴露了我們存在的一些短板和矛盾,比如公共衛生、環境保護方面,這是我們要補的,在疫后經濟恢復過程中,可能有一些基礎設施建設要做。但通過這次也看到,中國的產業互聯網的應用在抗疫過程中確實發揮了一些巨大的作用,大家都在講中國的快遞一天就可以到了,在國外往往要6-10天。所以我們看到的機遇可能就是產業互聯網在各個領域里面的應用。
劉尚希:我認為潛力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個是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現在基本完成了60%,按照國際經驗,一般可以達到70-80%。當然,中國的國情比較特殊,不一定能達到國外的最高的水平。但人口的城市化還是有空間的。我們現在盡管強調城鄉一體化發展,但并非說把農村的人口固定在農村,城市化實際上還是在推進的。我覺得這應當是一個基本的趨勢。
二是數字技術革命引發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全方位的革命。這種虛擬的要素,比如數據,它會激活實體的生產要素,使整個效率得到提升。這會導致整個工業體系的全新變化?,F在強調發展工業互聯網,那實際上就是用工業互聯網來實現原有工業體系的再組織,這里面有很大的經濟潛力或效率空間。
三是改革的空間很大。比如從實體要素來看,土地制度改革潛力很大?,F在土地是兩種所有制——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所有制在市場上怎么樣實現公平,還需要采取很多的改革措施,現在還沒有完全做到兩種所有制在市場上的平等對待。再比如資金,資金就涉及到金融體制了。我們的金融體制改革應當說有進展,但金融體制的市場化推進相對來說是滯后的。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勞動力,像社會身份制度改革,尤其是戶籍制度,現在正在大步推進。我們過去是城、鄉兩大身份,但現在還有體制內、外的身份,消除體制內、外的身份改革也是非常緊迫的。如果這方面改革推進到事業單位,我認為可以把現有的人才紅利釋放出來。因為在現有事業單位體制下,大量的人才被捆住手腳,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的技術創新、產學研結合方面進步不明顯的一個重要體制原因。此外,大家都關注民營企業,涉及到混改的問題。混改實際上就是所有制改革,真正讓產權成為市場經濟的基石。如果這個方面做到位了,那市場信心就會爆棚,內在動力就會激發。這樣一來,用經濟抵抗疫情沖擊就更有潛力了。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應充分發揮出來。
總之,我們的潛力很大,但是潛力發揮的基本條件就是加大改革力度,尤其是一些基礎性改革。在這些方面,如果我們能跟當前疫情條件下的一些政策有機結合起來,我想更能改善預期、提振信心。
陳道富:危和機轉化的核心在于站在哪個角度來看當前的現狀,站在危的角度看到的是過去結構的坍塌,站在未來的世界看到的是新世界的生成,所以關鍵是能不能跳出自己的認知,能不能跳出過去的體制機制的束縛,超脫出來,形成自我的成長和超越。我舉一個身邊朋友的例子,這個朋友處在市場上認為最受沖擊的兩個行業,一個行業是奢侈品銷售,另外一個行業是終端的餐飲業。他在去年底就開始做數字化轉型的準備,疫情成為一個契機,把全部員工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快速的實現線下向線上的轉型,逐步實現整個內部激勵和運行機制的改變。在一個月時間里,把餐飲從虧損轉化成盈利。奢侈品一開始轉型就能夠實現基本盈虧平衡。
我認為在大浪淘沙的巨大沖擊面前,不存在任何一個只有危沒有機的行業,而是取決于你站在什么樣的一個視角,用什么樣的行動來參與到這個世界。這個時候有大量的中小微企業退出,那么同時也意味著市場集中度起來,可能成為你的成長跟超越的階段。危和機是相對的,取決于你自己能不能在這個過程中直面問題、成長、超越。
邢自強:我想對中國內部來講,因為疫情也是暴露了我們的一些弱項和短板,包括公共衛生??紤]到下一階段人口老齡化會進一步加劇,可能未來城市化2.0方向和政策的改革要進一步的發力。我認為對于商業機構也好,對于經濟分析人員也罷,下一階段的城市化2.0的路線圖和時間表,跟過去30年城市化1.0階段是完全不同的。2.0階段的三大商業機會的主題可能是產業互聯網的興起、成熟行業的數字化改造、智慧城市的新生活。
其中短期是要建設智慧城市和工業互聯網這種軟硬件的投資,包括下一階段的5G、云服務、大數據、物聯網、數據中心,以及一些跟能源相關的智能電網、充電樁,這塊的投資每年可能會高達接近13,000億人民幣。在這個過程中,提供軟硬件解決方案和基建方案的公司可以分享這個蛋糕。
第二階段可能是3-5年后,利用搭好的新基建和工業互聯網的基礎設施去改造舊有的行業,特別是像物流行業、醫療行業、教育行業和金融行業,可能都會有一個運用成熟的產業互聯網數字化改造的過程。
第三階段可能更遠一點,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未來10年的5五個超級都市圈,每個地方有1.2億人口。這種大城市群的集聚效應,會看到一些智慧城市里面的新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對醫療、健康、進一步的網購、智能家居家電,它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爆發式的需求。這個是我看到的未來的投資的潛力方向。
另一方面,產業鏈逆行之后的世界會怎么走?由于疫情的引發,外商的投資撤離、產業鏈的搬遷引發了市場很多擔心。我的觀察角度跟市場不大一樣。我覺得產業鏈里面的布局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企業層面的商業決定,它是一種理性的基于成本和收益分析的。而這次全球疫情導致大衰退,實際上短期內更可能放慢企業自貿易摩擦以來的產業鏈的搬遷和多元化的趨勢,而非加快,這個對中國可能是正面影響。原因是兩個,第一是全球的深度經濟衰退,企業可能暫時為了保守起見,不想投不愿意花錢。第二在這次面對沖擊過程中,中國和海外一些其他的新興市場,在復工、管理、對比之中,中國的一些固有的優勢可能在觀察和比較中進一步的被強化了。這中國來講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至于后疫情時代,大家會擔心國際上的逆全球化潮流,我覺得中國始終可以做好自己的事,就是通過剛才提到的城市化2.0的改革和數字基建,發掘內部的消費潛力。有了這種消費潛力,再加大開放,歡迎外資公平公正的進來,利用這種巨大的本地市場,繼續的吸引跨國企業在中國、為中國。我覺得這個是不需要太過擔心的?,F在很多人說是不是有一些產業鏈回流到發達國家,包括有一些去北美的墨西哥等等。但是長期來講,它是有進有出比較平衡的。最典型的就是最近特斯拉進來,他看好中國本地的電動車市場的潛力來設立超級工廠,那么它可能會帶動新能源汽車的上下游在中國聚集。
此外,大家議論的三星,把智能手機的工廠從中國搬走了,其實它的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消費者偏好的變化,買三星手機的少了。但是三星卻在西安重點投資它的存儲設備的工廠,這就是剛才我提到的中國下一階段的城市化2.0,智慧城市引起的一個很大的需求,對存儲設備、對內存等等。所以還是有很多跨國企業實施了在中國、為中國、向著本地市場,把一些產業鏈移到了更多的長三角、珠三角去聚集的這種傾向。
從這個角度來講,下一階段的產業鏈趨勢里面的多元化可能暫時會被延緩。這對中國是正面的。區域化可能會繼續的強化和推進,這對中國是有進有出、有利有弊、總體平衡的。
魯政委:首先我先說一點跟年輕朋友有關系的話。除了大家看到的因為疫情業務由線下轉為線上,其實還有一個趨勢,私欲公欲化傾向。過去我們的興趣愛好可能發到朋友圈,沒有多少人看到,現在可以通過短視頻平臺發給所有人,無論這個愛好多么冷門,在14億人口面前,可以觸達足夠多的粉絲。一方面有了展示自我才藝的機會,另外一個方面也使流量有可能成為一種商業模式。這是我要說的第一個趨勢,增強了創新創業能力,使個人愛好有機會成為謀生的工具。
第二,這次疫情沖擊過程中,有很多機會險些被我們錯失掉。比如這次全球都需要口罩、呼吸機的時候,我們國家生產已經正常了,本來可以快速的提供,但我們發現國內標準和國際標準不一致。我們一直將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怎樣去落實?一個最具有現實可行性的辦法就是系統梳理我們過去的標準系統,使其跟國際上一流的標準對接。
第三,這一次我們遇到的外需問題,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運輸系統、物流系統的中斷。由此我們看到了另外的兩個機會,一是中歐班列,二是全貨運的航空物流產業鏈。
第四,需要高安全性機構的業務連續性保障方案。過去講業務連續性,就
是不用宕機,網絡不要斷。但這一輪不僅是網絡和系統問題,而是人要有備份,工作場所要有備份。我想這一輪會有這樣一些新的思考帶來新的業務機會。
最后,關于冷鏈物流和生鮮宅配的問題。過去大家覺得去大超市買東西很好,但是如果疫情與人類長期共存,反而我們會覺得社區小超市更方便。但是我們又想要像大超市那樣新鮮的貨物,這時候冷鏈到家的物流系統就會受到更多歡迎。同時,自動化的屠宰方式,屠宰完再凍一小段時間,這樣能夠使從動物到人的病毒傳播大大的減少,所以我想這恐怕這也是未來的機會。
邢首席,根據大摩非常強大的全球網絡,您現在怎么看全球疫情防控的形勢,特別是美國的情況和歐洲的情況。能否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邢自強:如果用一句話進行總結,這次的全球新冠肺炎引發的大衰退,是全球自1929到1933年大蕭條以來遭遇的最嚴重的經濟沖擊。海外的疫情此起彼伏,短期還難言見底。
歐美經濟停擺的時長可能會延期,所以對中國外需的沖擊要更勝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們知道這個病毒的解藥,也就是疫苗或者特效藥,它們取得突破的時點還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所以目前各國還是靠強有力的隔離措施來遏制,而代價就是經濟活動按下了暫停鍵。
疫情對經濟的沖擊是比較變幻莫測的。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只能秉承兩個工具,一個就是疫情本身的預測模型,另一個是一些大數據對全球經濟的實時跟蹤。利用這兩個工具可以構建各國復工、復產的可能的時間表、路線圖。
首先,就海外疫情本身的走勢,這個不屬于經濟學家的能力圈,更不屬于中國經濟學家的能力圈,所以我們交給專業的人去做專業的事。對于環球的疫情預測,大摩的全球醫療團隊的模型顯示,歐美主要經濟體的疫情尚未完全見頂受控。美國總的確診人數或許要等到5月底、6月初才會逐漸的見頂受控,峰值可能會高達140萬人。更關鍵的是,到達封頂之后的趨勢好轉是一個慢下坡,這意味著目前采取的很多社交疏離等遏制政策到了4月底、5月初可能是難以解封的,經濟部分停擺的時長可能會因此延長。至于能夠徹底緩解局面的疫苗,可能明年才能得到廣泛的使用,所以復工復產之路在美國也是比較坎坷和艱難的。歐洲各國面臨的情況是類似的。疫情受控的時點,普遍在5月份及以后。亞洲有一些前期疫情控制的比較好的東亞經濟體,現在也面臨疫情第二波反彈的壓力。
整體來講,海外的疫情是此起彼伏的,有點像地震引力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可以斷言,這次的新冠肺炎大衰退,就是從1929至1933年以來遭遇的最大的一個經濟沖擊。它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下跌的時候呈現深V型。根據剛才對隔離措施的判斷,美國經濟二季度可能會年化萎縮40%,歐洲經濟的萎縮幅度類似,也超過30%,也就是說,在一個單個季度所造成的對全球經濟的總損失,相當于全球金融危機期間4個季度累計造成的總損失。
第二個特點,由于到了下半年疫情是否完全受控并無把握,所以下半年的復蘇的力度也是高度不確定的。從經濟增速的角度,因為二季度基本上經濟活動停滯,基數很低,增速是一個V型。但是從經濟總量的恢復的角度,一定是U型的。美國可能需要接近兩年,到2021年底才能回到疫情之前,也就是2019年的GDP水平。歐洲也是要等到2021年下半年才能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這樣看來,外需對中國經濟的沖擊的深度更勝于2008年的金融危機了。
依據歷史上出口對全球經濟增速的彈性來測算,今年我國出口增長可能會被下拉20個百分點或更多。再加上出口下拉之后,對于就業和收入有傳導效應,形成二次沖擊,整體可能拖累GDP的增速三個百分點或更多,其中二季度的沖擊尤為明顯。所以接下來,政策的重點應該考慮到應對一個全球大衰退的危機,重點就是穩就業和紓困。
印度和非洲的疫情大摩是否有基本的判斷?
邢自強:整體來講,海外各國現在都是處于不同的階段。剛才提到的歐洲,向意大利已經處于中后期,可以看到疫情見頂了。美國比意大利晚一些,但是可以看到東西海岸有一些見頂的征兆,但是中部地區要滯后一點。鑒于很多新興市場,包括拉丁美洲、東南亞、非洲可能都處于一個初始階段,確實疫情有點像地震引力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對經濟的沖擊,尤其是對全球的貿易、商務往來的沖擊,可能持續的時間比較長。因為只要全球還有一些環節沒有看到疫情得到徹底的控制,那么國際貿易,尤其是商旅很難恢復,疫情影響的持續時長會比較長。
責任編輯:王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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