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金融家 

　　致讀者

　　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我們向新中國金融事業的奠基人致敬！

　　戰火紛飛的年代里，紅色金融與革命事業同根同生，相輔相成。眾多“半途出家”的紅色金融家，面對殘酷戰爭環境和惡劣經濟環境的雙重挑戰，以共產黨人的堅定信仰、勇氣和智慧，不懈奮斗，不斷創造金融奇跡，迎來“貨幣戰場”“金融戰線”上的捷報頻傳，為新中國金融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展示了精神的力量。

　　今天，本刊為您講述在戰爭和建設年代，老一輩金融家依靠智慧、膽略和奉獻精神為中國革命當家理財的故事，重溫人民金融事業的初心與使命。

　　致敬！新中國金融奠基人（上）

　　毛澤民

　　為黨當家理財的“大管家”

　　文|葉婷

　　“ 毛澤民在中央蘇區統一財政，統一貨幣，組織建立完整的金融體系，是當之無愧的紅色金融事業的奠基人。”

　　毛澤東主席曾說：槍桿子里出政權。實踐證明，“槍桿子”也離不開“錢袋子”做支撐，而毛澤民就是那個拿著算盤賬本，抓著“錢袋子”，為中國革命賺得生存、發展資本的重要人物。

　　毛澤民是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的首任行長，中央蘇區的“紅色大管家”，是中國共產黨卓越的財經工作領導人。他在中央蘇區統一財政，統一貨幣，組織建立完整的金融體系，其積累的財經工作經驗和培養的金融管理干部，為新中國財政金融事業奠定了基礎，是當之無愧的紅色金融事業的奠基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舊址

　　統一蘇區財政金融

　　毛澤民 1896年4月3日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沖，是毛澤東的胞弟。1921年，毛澤民毅然追隨毛澤東來到長沙，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籌建國家銀行，中央委派在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顯露杰出金融理財能力的毛澤民擔任國家銀行行長。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建立的全國性銀行，日后逐步發展成為根據地經濟的重要支柱。

　　國家銀行剛創立時，中央蘇區正遭受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財經形勢非常嚴峻。根據地又偏處贛西南一隅，地域狹小，經濟十分落后。受命以后，毛澤民從調人員、建機構、訂條例開始，白手起家。最開始，毛澤民掌握的初始資金只有從閩西工農銀行轉來的 20萬元。1932年3月下旬，紅軍攻下福建漳州，中央紅軍不僅得到了大批軍用物資，而且沒收并籌集了許多金銀首飾及布匹、藥品、汽油和食鹽，還籌得100多萬元大洋的軍費。

　　經過緊張籌備，1932年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正式開始營業。毛澤民根據蘇區的實際情況確定國家銀行的經營范圍，它不但有中央銀行的金融管理職能，也有商業銀行的經營職能；不但經營存放款等金融業務，還直接介入生產流通。蘇區地處偏僻農村，是一個自給自足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區域，對開展金融工作極端不利。毛澤民領導金融部門主動出擊，充分發揮金融對經濟工作的推動作用，使蘇區經濟得到很大發展，反過來又為金融工作提供了強大的物資支持，擴大了蘇區金融陣地。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發行的一元券

　　建立國家銀行必須擁有自己的貨幣。國家銀行成立后，毛澤民先后起草了《統一蘇區貨幣及其辦法》和《發行紙幣、鑄造輔幣的報告》，報經中央批準，將貨幣發行權收歸國家銀行。統一貨幣的前提就是盡快印刷出紙幣，當時的印刷原料極其稀缺。沒有造紙原料，毛澤民就號召并帶領大家撿爛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剝樹皮，收集鞋底、繩頭。幾經周折，蘇維埃國家銀行在 1932年7月7日印制出第一批紙幣。1932年年底，中央造幣廠成立，以繳獲的銀器、手飾、銅材等為原料生產銀元和銅元。到1932年年底，蘇維埃國家銀行印制、發行銀幣券65萬元，在蘇區順利流通，一舉掃清了昔日貨幣市場的混亂。時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項英稱贊說：“蘇區財政金融的統一，是毛澤民同志的一大功勞?！?/p>

　　“扁擔上的國家銀行”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蘇維埃中央政府財政部和國家銀行組成第15大隊，攜帶著全部家當，在長征中解決了運輸、打土豪、籌糧籌款、保障供給等艱巨任務，被稱為“扁擔上的國家銀行”。毛澤民任大隊長兼沒收征集委員會副主任、先遣團副團長、總供給部副部長。

　　1935年1月，中央紅軍進駐遵義。毛澤民與時任第15大隊大隊長的曹根全商量，決定趁紅軍休整之機，發行國家銀行紙幣，補充紅軍急需物資；做好貨幣回籠工作，不讓人民受損，特在遵義新城商業中心區設立貨幣兌換處。毛澤民將沒收當地軍閥王家烈的大批食鹽以低價賣給民眾，但規定只收國家銀行發行的紙幣。這樣一來，民眾賣出自己的物品獲得紙幣，再用紙幣去購買必需而價廉的食鹽，形成了一個貨幣流通的良性循環。

　　長征途中，帶著國家銀行的幾乎全部家當行軍，困難實在太大了。毛澤民不得不一次次下令輕裝。即便如此，第15大隊沒有丟一兩金銀，蘇維埃國家銀行參加長征的14人，有6人在途中犧牲，其他人勝利到達陜北，其中包括毛澤民、錢希均、曹菊如、任遠志、黃亞光、郭金水、曹根全和遲了一年才到陜北的莫鈞燾，成為紅色金融存續的寶貴種子。

　　到達陜北后，毛澤民出任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繼續為革命操持財經工作。長期執掌財政大權的毛澤民，廉潔奉公，一塵不染。他常說：“不能亂花一個銅板，領導干部要帶頭艱苦奮斗。我們是為工農管錢，為紅軍理財的，一定要勤儉節約！”

位于烏魯木齊市明德路29號的毛澤民故居

　　邊疆“植柳”

　　在長期的艱苦斗爭中，毛澤民積勞成疾。1938年初，中共中央決定送他去蘇聯治病。毛澤民離開陜北，準備經新疆前往蘇聯。不料中蘇邊界發生鼠疫，交通中斷，便住在迪化（今烏魯木齊）新疆邊防督辦公署招待所等候。

　　此時，新疆邊界督辦、軍閥盛世才為鞏固其統治地位，加上對新疆財經極端混亂而束手無策，打出“親蘇擁共”旗號，多次要求共產黨從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特別要派一名財經干部幫助整頓財經。黨中央鑒于毛澤民正好就在迪化，遂決定讓他留在新疆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化名周彬，出任財政廳副廳長，后為代廳長。

　　上任后，毛澤民立即籌劃整頓新疆的財政金融工作。他站在“發展本省經濟，鞏固抗戰后方，運用游資，增加生產”的高度，確立了“發展經濟，增加收入，開源節流，保證支出，量入為出，爭取收支平衡”的財政工作方針，將政府專辦的銀行改為全疆14個民族、400多萬民眾的公有銀行——新疆商業銀行，從根本上宣告了新疆金融混亂局面的終結。針對新疆幣制混亂、各種貨幣均以“兩”為單位和發行紙幣無度等狀況，毛澤民決定實行幣制改革，統一貨幣，廢“兩”改“元”，既保證了人民利益不受損失，也保持了幣值穩定，促進了經濟發展，并實現了新疆貨幣與美元在歷史上的第一次掛鉤。當時《新疆日報》載文《商界同胞擁護新紙幣的宣言》，盛贊新幣的發行“是政府在經濟建設上的一種偉大收獲，是我們新疆經濟史上空前統一幣制的新紀元”。

　　在毛澤民的努力下，僅一年多時間，瀕于崩潰的新疆財政金融就被挽救出困境，邊區經濟日漸繁榮。毛澤民等共產黨人在新疆的出色工作，贏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信任，卻使盛世才坐立不安。1942年9月，投靠蔣介石的盛世才捏造“暴動”罪名，將毛澤民抓捕入獄后秘密殺害，一代紅色金融家就這樣為黨和人民事業奉獻出一生。

　　董必武

　　為新中國金融事業奠基

　　文|董方冉

　　“ 董必武作為新中國金融事業的奠基者與開拓者，為新中國金融制度與貨幣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揭開了新中國金融事業起步與發展的篇章?！?/p>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董必武，這位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也是新中國金融事業的開拓者。他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也書寫了人民金融事業的嶄新篇章。

　　直面難題 肩負重任

　　讓我們的鏡頭回放到戰火紛飛的抗戰時期。當時，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創建的根據地和解放區，先后成立了自己的銀行，發行地方貨幣。據統計，僅在抗戰期間各根據地和解放區發行的“抗幣”和“邊幣”就達700多種，對反抗國民黨的打壓及支持抗戰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1946年底，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解放區開始連成一片，這時各解放區之間相互獨立、分散管理的財政經濟及貨幣金融既不利于共產黨統一領導金融，也無法形成反抗國民黨經濟、金融打壓的力量。為了統一華北、西北、華東等幾個解放區的財政經濟，1946年12月30日，中共晉察冀中央局致電中央，建議召開華北經濟工作會議，以研究解決華北各解放區“貨幣不統一”等問題。

　　1947年3月10日，華北財經會議召開。在此期間，中共中央擬定組建華北財經辦事處，領導各解放區的財經工作。當時董必武在黨內威望很高，既懂法律，也明白中央的財經統一戰略意圖，對經濟工作比較熟悉。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反復考慮，最后決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員董必武負責組建華北財經辦事處，負責并組織統一的財經工作。

華北人民政府關于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人民幣的布告

　　成立貨幣兌換所 

　　為人民幣題字

　　華北財經辦事處首要任務即盡快發行統一的貨幣，董必武稱之為“第一要務”。他提出的方針是：把統一貨幣的工作放在建立華北財經辦事處前邊。經過調研，董必武率下屬干部很快就把各解放區貨幣的兌換比價確定了下來并上報中央批準。同時，為了統一解放區貨幣，董必武根據實際情況，決定首先由華北財經辦事處建立貨幣兌換所，負責兌換各解放區的貨幣及物資調配，同時又部分地執行銀行的功能。雖然貨幣兌換所不發行統一貨幣，但經過它，各解放區的貨幣就能有一個統一的換算和兌換，具備了銀行的雛形。它的建立，為統一貨幣和建立銀行打下了基礎。

　　1947年8月1日，董必武擬定了《華北財經辦事處組織規程》并上報中央，8月16日即獲中央批準，其中第五條是：“籌建中央財政及銀行”。1947年中秋節前一天，董必武到晉察冀邊區印刷局了解該局的造紙、印刷設備、票版設計、制版技術、生產能力及生產等情況。10月2日，董必武經劉少奇同意，致電中央：“已派南漢宸赴渤海找張（鼎丞）、鄧（子恢）商議建立銀行的具體辦法。銀行的名稱，擬定為中國人民銀行。是否可以，請考慮示遵。名稱希望早定，印鈔時要用?！?/p>

　　當時毛澤東正率中央機關轉戰陜北。接電后，他和周恩來、任弼時仔細推敲，回電同意銀行名稱用中國人民銀行。自然而然，后來由人民銀行發行的貨幣，就叫人民幣。1947年10月8日，根據中央回電精神，華北財辦成立了以南漢宸為主任的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在籌備發行第一套人民幣時，最終選定了晉察冀邊區印刷局的王益久負責設計票面正面圖案，沈乃庸負責設計背面圖案和花符。

　　第一套人民幣上的“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和面額漢字，除1000元“耕地”狹版券外，全部由時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兼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的董必武書寫。在時任人民銀行籌備處主任南漢宸的再三請求下，董必武工工整整地在一張白紙上橫豎各寫了“中國人民銀行”六個字，自此，董必武莊重秀麗的“柳體”字就出現在第一套人民幣上，開啟了我國人民幣流通的大門。

董必武為人民銀行題寫的行名

　　權衡局勢 

　　作金融事業奠基者

　　發行人民幣準備工作完畢后，董必武認定：建立中國人民銀行時機已經成熟。1948年5月，中央機關來到西柏坡，周恩來代表中央指示，改華北財經辦事處為中央財政經濟部，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貨幣。1948年6月，中央財政經濟部成立，董必武被任命為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

　　在1948年11月18日召開華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務會議時，作為政府主席的董必武臨時增加了《關于發行統一鈔票問題》的議題，會議討論后作出決議：“發行統一貨幣，現已刻不容緩，立即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并任命南漢宸署理中國人民銀行總經理?！?11月22日，董必武簽發了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并發行統一貨幣的訓令，為了按時完成任務，董必武甚至自己守在印刷廠徹夜未眠。12月1日，《華北人民政府布告——［金字］第四號》宣布，將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三家合并為中國人民銀行，自此中國人民銀行得以成立。

　　建國后，董必武歷任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政務院副總理，政務院政法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六屆中央委員，七、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職。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

　　董必武作為奠基者與開拓者，為新中國金融制度與貨幣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揭開了新中國金融事業起步與發展的篇章。

　　南漢宸

　　人民銀行的首位“掌門人”

　　文|李清如

　　“ 憑借對財經工作的一腔熱忱和過人智慧，南漢宸為穩定物價、保障人民幣順利流通，構筑新中國金融事業的宏偉大廈，打下了堅實根基。”

　　從抗日戰爭中發行邊區貨幣，到解放前夕統一全國各地貨幣、籌建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人民幣，再到金融業社會主義改造，他全程籌劃、執行和推進，他就是新中國金融事業的奠基者、紅色金融家南漢宸。

　　1895年，南漢宸出生在山西省趙城縣（現洪洞縣）韓家莊的一個農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辛亥革命、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他幾乎參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所有歷史性革命斗爭，為中國革命特別是金融貿易與統戰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

　　建國之初，他帶領中國人民銀行建立了統一領導的銀行管理體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憑借對財經工作的一腔熱忱和過人智慧，南漢宸為穩定物價、保障人民幣順利流通，構筑新中國金融事業的宏偉大廈，打下了堅實根基。

坐落在石家莊的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舊址。門前矗立著董必武和南漢宸銅像。

　　邊區政府的紅色理財家

　　1941年，由于日寇的殘酷“掃蕩”，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各抗日根據地的財政和經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一次，毛澤東在棗園召見南漢宸，風趣地說：“我們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們要自己動手。中央決定由你任邊區財政廳廳長，我就是要你作一個會做無米之炊的巧媳婦。”

　　南漢宸臨危受命，不負重托，一到財政廳，就把“錢”作為解決邊區迫在眉睫問題的關鍵，緊抓不放，一抓到底，不僅較好地解決了延安黨政軍各界5萬余人的吃飯問題，而且使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形勢發生了根本性好轉。為了保證供給，解決財政與發展生產的資本，他提出禁止法幣流通、由邊區銀行發行邊幣的建議。之后，由于在邊幣發行的數量上掌握好了度，不僅沒有引起恐慌和通貨膨脹，還對促進邊區生產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南漢宸開創了邊區通過經濟金融手段開展革命斗爭的重要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南漢宸在邊區開展各項具體工作的同時，在財經制度建設方面也傾注了很多心血。他主持草擬了各項稅務政策和糧食征收章程，把原來商人采取的以厘股攤派負擔的辦法加以改進，吸收大、中、小商人參加商會領導，方法雖然簡便，收益卻大增，糧食征收的具體措施也日臻完善。這些稅收政策，既保障了財政支出的需要，又不加重群眾負擔，把群眾勞動生產的積極性真正調動了起來。

　　1941年，糧食問題的解決，使邊區渡過了“寒冬”。隨著大生產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許多機關和部隊實現了糧食和副食品自給或部分自給，農民收入不斷增加，負擔自然逐年減輕。邊區富裕了，但功臣南漢宸卻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精神，一雙鞋子穿許多年，直到破得不能再穿。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開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長篇報告，充分肯定了陜甘寧邊區克服財政經濟困難所作的努力。其間南漢宸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他撰寫了糧草、稅收、金融、貿易等資料，為毛澤東的報告提供了重要參考。

1948年12月1日當天問世的三張人民幣

　　新中國金融事業的奠基人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央派南漢宸去張家口，任晉察冀邊區政府財政處處長，領導晉察冀邊區的財政工作，迎接華北的解放。1947年，應董必武邀請，南漢宸到河北平山，任中共中央工委財委副主任，后又調任華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華北銀行總經理。期間他為統一華北、西北、華東和東北等解放區的財政、經濟和貨幣，奪取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統一貨幣的過程中，工委還組織了一個專門小組，籌備人民幣發行事宜。南漢宸帶領這個小組，克服重重困難，勝利完成了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光榮任務。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石家莊正式宣告成立，南漢宸出任第一任總經理。為建立新中國的金融體系，南漢宸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他把各解放區的銀行統一為人民銀行，在六大區成立區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區設支行。另外，他還建立各專業銀行，如農民銀行、交通銀行、建設銀行，加上農村信用社，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金融體系。其次，他組織接管了國民黨官僚資本的金融事業，并在軍管會領導下接管國民黨的各個省銀行，對民族資本家的銀行、錢莊則加以接管改造，對原來銀行則保留其編制和名稱，先行改造。在這期間，南漢宸以黨的金融家的遠見卓識，運籌帷幄，帶領中國人民銀行嚴厲打擊地下錢莊和投機資本的不法活動，平息了上海的銀元風波。

　　資料顯示，到1949年底，中國人民銀行在接管官僚買辦銀行的基礎上，建立起了華北、中南、西北、西南4個區行，40個省、市分行，1200多個縣（市）支行和辦事處，加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全國共有金融機構1308個，職工8萬余人。南漢宸無疑是宏偉的社會主義金融大廈的奠基人。

　　1950年8月1日，在南漢宸主持下，全國金融業聯席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根據中央調整工商業的發展方針，研究調整了金融業中的公私關系、金融業與工商業關系以及金融業內部的勞資關系。1952 年12 月，在南漢宸努力引導下，全國金融系統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成為全國第一個完成改造任務的行業。

　　新中國對外貿易的開拓者

　　南漢宸在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之初，就注意發揮人民銀行的金融職能，為農業和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創造有利的資本條件，不僅使得國民經濟得以迅速恢復，還為新中國對外貿易的開展創造了良好的物資條件。

　　為打破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南漢宸于1952年4月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率團出席了莫斯科國際經濟大會，新中國以昂揚的姿態出現在世界面前?；貒蟛痪茫谀蠞h宸的推動之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于當年5月4日成立，南漢宸擔任第一任主席。6月，出席莫斯科國際經濟大會的三名日本議員應南漢宸之邀，來華訪問。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雙方簽訂了總金額3000萬英鎊的民間貿易協定，這是新中國打破美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與西方世界簽訂的第一個貿易協定。從此，新中國對外貿易揭開序幕。

　　由于長期透支身體，南漢宸患上了嚴重的心臟病和高血壓等疾患。1954年，他辭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職務，但繼續為對外貿易的相關工作盡心盡力。

　　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南漢宸遭到迫害，于1967年1月27日夜里猝然逝世，終年72 歲。一顆照耀中華大地的金融之星，無聲地隕落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為南漢宸平反昭雪。1979年1月24日，中央召開南漢宸同志追悼會，鄧小平在悼詞中評價說：“南漢宸同志是我黨的優秀黨員，好干部?！焙唵蔚囊痪湓捒隙四蠞h宸為我國人民的金融事業做出的貢獻。

　　致敬！新中國金融奠基人（下）

　　曹菊如

　　紅色金融開拓者

　　文|葉婷

　　“ 在曾經那樣艱苦卓絕的年代，在那樣浴血奮戰的征程中，紅色金融家曹菊如竭盡身心，嘔心瀝血，為黨的金融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生?！?/p>

　　從在瑞金協助毛澤民創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到長征至延安擔任陜甘寧邊區銀行首任行長；從奉命創建東北根據地銀行，到坐鎮政務院財經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在曾經那樣艱苦卓絕的年代，在那樣浴血奮戰的征程中，紅色金融家曹菊如竭盡身心，嘔心瀝血，為黨的金融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坐落在延安的陜甘寧邊區銀行舊址

　　蘇區銀行的奠基者

　　1901年，曹菊如出生在福建省龍巖縣一個貧苦的店員家庭，因家境貧寒，只讀過幾年私塾和小學。五四運動爆發后，曹菊如接受了革命思想。1930年8月，曹菊如懷揣著一顆赤誠之心，從謀生近7年之久的印尼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龍巖，并于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剛參加革命的曹菊如，就肩負著根據地人民的重托，和鄧子恢等同志一道緊張地籌建閩西工農銀行。同年11月，閩西工農銀行在龍巖正式成立，從此曹菊如與銀行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閩西工農銀行是最早的蘇維埃金融機構之一，主要業務是發行“蘇幣”，代理財政收款、存款，實行低利借款，扶持糧食調劑局和糧食生產合作社，辦理進出口貿易，征購軍糧等。雖然條件艱苦，但曹菊如和同事們邊實踐，邊總結，制定出了簡單實用的操作規范。并慢慢掌握了現代銀行的會計、營業和出納等制度，為日后籌備國家銀行奠定了基礎。

　　在紅軍主力長征后，國民黨軍和地方反動勢力發動“石頭過刀草過火”的瘋狂反撲，閩西工農銀行隨著留下打游擊的福建省委、省蘇機關輾轉到離長汀城七八十里外的四都鄉山區，環境和條件極端困苦。在1931年紅軍攻克汀州后，閩西工農銀行派曹菊如等人帶兩擔銀元先行入城，用作發行兌換并代財政收款。一個月后，局勢穩定，全行人員才進城營業。在曹菊如等人的努力下，一年時間里，閩西工農銀行的資金大量增長，大大繁榮了蘇區經濟，蘇區紙幣的信用日益鞏固。

　　1931年1月，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第一次執委會決定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并任命毛澤民為行長。1932年元旦，曹菊如奉命調國家銀行參加籌建工作。經過近兩個月的辛苦工作，國家銀行正式開張營業。

　　在國家銀行，曹菊如協助臨時中央政府財政部長鄧子恢和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建立國家總金庫，并開展了整頓稅收、統一財政、制定財政會計制度、預算制度、決算制度、審計制度、發行貨幣設立分支機構和培訓金融人才等許多工作，奠定了國家銀行經營和發展的堅實基礎。

　　1934年10月，曹菊如作為國家銀行的一分子。隨中央紅軍開始了偉大而又艱辛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他沒有馬騎，同工作人員攜帶著國家銀行的大量現金、印鈔設備等，克服種種艱辛，時刻保護著銀行財產的安全。

曹菊如主持發行的光華商店代價券

　　從陜甘寧到冀熱遼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形成了團結抗日的新局面。1937年，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原蘇維埃國家銀行西北分行改名陜甘寧邊區銀行，曹菊如擔任邊區政府財政廳廳長兼邊區銀行行長。

　　在曹菊如領導下，邊區銀行成立了延安光華商店，以便于資金的統一調度和物資的進出，為邊區銀行積累資金、發行貨幣、促進邊區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為了打破邊區銀行不能發行自己的貨幣的限制、爭取貨幣發行權以及彌補市面輔幣不足的情形，經邊區政府批準，光華商店以發行“光華商店代價券”名義，發行了一分、二分的輔幣，后又逐漸發行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七角五分等輔幣。到1940年冬，邊區城鄉基本上已全部流通“光華商店代價券”。在三年多的時間里，邊區銀行一手發行貨幣，壯大資金力量；一手抓物資，以兌換的法幣組織物資進口，保障軍民供應，從而鞏固了邊幣的幣值。

　　抗日戰爭勝利后，黨中央派大批干部前往新解放區開展工作。曹菊如在冀熱遼解放區擔任分行行長。1946年，冀熱遼地區處于國民黨軍隊包圍中，并與晉察冀老區隔絕，斗爭十分艱苦。曹菊如主張，在金融上要像在陜甘寧邊區發行“光華商店代價券”一樣，來個“金融割據”，請求中央批準發行冀熱遼地區的鈔票。后來在冀熱遼中央分局的領導下，籌建了長城銀行，發行了“長城券”，對支持冀熱遼地區的戰爭起了很大作用，受到黨的贊許。

　　1948年冬，曹菊如擔任東北統計局局長，這是我黨第一個經濟統計機構。在解放戰爭時期，曹菊如還擔任了東北銀行經理、東北財經委員會秘書長等職。在他的具體策劃下，東北地區金融業有了很快的發展，為統一全國財政金融，發行統一貨幣、迎接全國解放，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1964年8月23日，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曹菊如（右二）熱情會見前來我國訪問的幾內亞中央銀行行長巴爾代·烏斯曼。

　　主持中國人民銀行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曹菊如開始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不久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1954年，曹菊如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開啟了長達十年的任期。

　　一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曹菊如就明確地提出：“銀行的主要任務是，在國家統一的政策計劃下，與財政部門密切聯系，使預算與信貸結合，努力為國家積累建設資金，節約資金使用?！?/p>

　　為了盡快恢復國民經濟、積極貫徹政務院頒布的“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曹菊如堅決地實行了現金管理辦法，把國家分散在企業、機關、團體、部隊等單位的大量現金，集中到銀行里來，同時把集中的大量資金用來支持國營商業掌握物資。隨著財政、物資平衡的勝利實現，金融物價迅速得到了穩定，從根本上扭轉了反動統治造成的歷時十二年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局面。當全國剛解放的時候，國內外的敵人曾斷言，共產黨在軍事上政治上是勝利了，但是財經工作上的困難是無法克服的。曹菊如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曾堅定地說：“事實響亮地駁斥了敵人的謊言，中國人民在建國以后短短的時間里，就在財經戰線上打了一場非常漂亮的勝仗。”

　　1955年，根據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決定，曹菊如主持全國新人民幣的發行工作。在曹菊如的精心安排下，新幣采用混合流通、無差別兌換等方式開展兌換。新人民幣的發行，大大便利了交易和核算，我國貨幣制度進一步得到了健全和鞏固。

　　1981年1月6日，曹菊如帶著對祖國金融事業的不舍，帶著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匆匆地離開了，留給后人無限的懷念。

　　黃亞光

　　紅色金融史上的“亞洲之光”

　　文|董方冉

　　“ 黃亞光一生樸實無華，始終保持著艱苦奮斗的革命家本色，為建立和鞏固蘇區經濟和邊區財政、金融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他精通日語，擅長繪畫，能寫一筆好字；他是首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紙幣設計者，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贊揚；他還擔任過陜甘寧邊區銀行行長，在對日貨幣斗爭中建立功勛——他就是被稱為“紅色紙幣設計之父”的黃亞光，在中國近代貨幣史上譜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

　　心系祖國  為國爭光

　　1916年夏末的一天，在福建省汀州通往漳州的“官道”上，有六個小青年匆匆地走著，他們徒步趕往漳州，參加在那里舉行的出國留學考試。其中的高個子正是出身于教師之家的黃亞光。

　　漳州是當時為數不多的留學考點之一，在這個考點上只錄取30名學生，而報考者高達200多人，錄取比例很小。考試結果出來，黃亞光排在第二名，同行的其他同學成績也在30名之內，實現了出國學習的夢想。在日本高等農林學校留學的兩年里，他接觸了外國的美術，小時候的繪畫愛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并成為業余畫家，而且寫得一手好字。留學期間，耳濡目染他國的強大和富裕，想想自己祖國的貧窮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于是，把“黃雨霖”改為“黃亞光”，取“沖出亞洲，為國爭光”之意。

　　畢業回國后，他在長汀七中任圖畫教員。當時的長汀正處于革命風暴的中心區域，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26年，他和同事張赤男成立了長汀學生會，辦起《汀州》雜志。翌年8月，在南昌起義部隊的培養下，他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后擔任汀連縣縣委宣傳部部長、縣委常委。

　　1931年，閩西地區在“左”傾錯誤路線下發生“肅社黨”冤案，多人被錯殺。黃亞光也被誣陷為“社會民主黨”成員而被逮捕，并被判處死刑，即將執行。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冒著自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嫌疑犯的風險，找到兄長毛澤東，請他出面交涉，最終將他從槍口下救了出來。

黃亞光設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伍分紙幣

　　克服困難 設計精美“蘇幣”

　　死里逃生后，黃亞光從閩西來到紅都瑞金，開始在中央政府總務廳文書科工作，從此與毛澤東朝夕相處，主要為毛澤東抄寫、起草文件，書寫標語，并經常在國家銀行協助毛澤民工作。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大禮堂門首上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14個大字，便是他書寫的。

　　由于當時各蘇區發行的代用鈔票品種繁多，印制工序簡單，容易被敵人偽造，毛澤東指示要設計印制一套像樣的蘇維埃政權貨幣。根據黃亞光繪畫的特長，毛澤民委托他手工繪制蘇區紙幣鈔票圖案。

　　當時蘇區正受到敵人嚴重的封鎖和破壞，工作條件很差，連繪圖用的筆和圓規都沒有，加上黃亞光又沒有設計貨幣的經驗，困難很多。毛澤民從上海買來繪圖筆、圓規、油墨和銅版后，黃亞光憑著對所用過的一些鈔票的記憶，開始了紙幣圖案的設計工作。他根據毛澤東所說的設計蘇維埃政府貨幣一定要體現工農政權的特征的指示，在設計每張紙幣時，都繪制了鐮刀、錘子、地球、五角星等圖案，并把這些圖案或分別擺放在適當的位置上，或有機地組合起來，既美觀大方，又突出政治色彩，壹元和貳角面值的紙幣還繪上了列寧頭像。黃亞光設計的“蘇幣”樸實、精美，表現出精湛的藝術水準。同時，這套“蘇幣”采用了雙重防偽標志。

　　貨幣圖案設計完成之后，由上海請來的一位雕刻鑄版老師傅把它雕刻在銅版上，而后送往中央印刷廠印刷。當時中央蘇區紙張匱乏，能印制“蘇幣”的高質量紙張更難找到。毛澤民、黃亞光帶領同志們到處采購爛鞋底、斷麻頭，采集纖維較韌的樹皮，硬是自己在瑞金辦起一個造紙廠。

瑞金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大禮堂，門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14個大字為黃亞光書寫。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大批嶄新的、散發著油墨香氣的“蘇幣”印刷出來了。1932年7月開始發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的紙幣，“蘇幣”票面主要是壹元券，也印刷了四種“角”“分”的輔幣：伍角券、貳角券、壹角券和伍分券。同時，江西及閩西工農銀行的紙幣停止發行，并逐漸回收。1932年下半年，國家銀行共印制了壹元票37.5萬元、貳角票10.3萬元、壹角票12.98萬元、伍分票4.83萬元。

　　發行流通鈔票是一個國家、一個政權的存在和其經濟實力的體現。在戰爭環境中印刷發行的這套“蘇幣”，在我黨歷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它開辟了土地革命時期中華蘇維埃政權發行統一貨幣的紀元，對蘇區抵制國民黨貨幣的滲透、繁榮當地經濟、活躍市場、穩定人民生活起到了很大作用，受到了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同志的贊揚。黃亞光為“蘇幣”的發行做出了重要貢獻，被調到國家銀行工作，任國家銀行調查處處長，先后為蘇維埃國家銀行畫過“蘇幣”、公債券、郵票的圖案。

　　樸實無華 保持革命家本色

　　1934年，黃亞光參加長征，編入國家銀行第15大隊，靠雙腿走到陜北。途中因黃亞光生病實在走不動路，毛澤民同志讓出自己的馬給他騎。黃亞光是當時銀行干部參加長征的十四個人之一。到陜北時，國家銀行改組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他繼續為西北分行設計貨幣。從1935年11月至1936年1月間，他先后設計了“壹角”“貳角”“壹圓”“貳圓”多種面額的貨幣圖案。西北分行貨幣既有紙幣又有布幣，既有用木刻印刷的，也有用石印印刷的，由于形勢變化，設計圖案的主題思想也有了變化，如有群眾抗日的場景，增加“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等。

　　抗戰開始，西北分行改組為陜甘寧邊區銀行，黃亞光除繼續參與光華代價券及陜甘寧邊區銀行券的設計外，還參加了銀行業務的領導工作。1942年6月，他擔任陜甘寧邊區銀行副行長，9月行長朱理治離任，由他代理行長，不久，被正式任命為行長。他長時期在生產比較落后、經濟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工作，領導邊區銀行緊密配合財政、外貿，為保證戰爭供應和發展邊區經濟而艱苦奮斗。

　　1949年4月，西北農民銀行正式改為中國人民銀行西北區行，黃亞光擔任經理（行長），1952年調入人民銀行總行任副行長。在此期間，黃亞光積極參加人民幣的規劃、印制及發行等工作，為國家金融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拔幕蟾锩逼陂g，銀行與財政部合并辦公，黃亞光調任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

　　1993年4月15日，黃亞光以92歲高齡病逝于福州。他的作品，成為紅色金融史上的瑰寶。黃亞光一生樸實無華，始終保持著艱苦奮斗的革命家本色，為建立和鞏固蘇區經濟和邊區財政、金融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晚年黃亞光

　　朱理治

　　臨危受命穩金融

　　文|葉婷

　　“ 朱理治擔任邊區銀行行長的短短兩年，是邊區銀行大發展的兩年，也是最活躍的兩年，邊區的金融工作進入了一個鼎盛時期。”

　　作為一名從大革命時期一路走來的老革命家，朱理治在推動中國革命金融事業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他擔任陜甘寧邊區銀行行長時，正是邊區銀行由財政支付機關向國家銀行轉變的關鍵時刻，他臨危受命，辛勤工作，通過建立邊區獨立自主的貨幣體系、完善新民主主義國家銀行的職能、形成完整的金融網絡以及健全各項規章制度，使得邊區銀行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臨危受命 構建獨立貨幣體系

　　1940年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政府不僅立刻斷絕了輸往邊區的財政撥款，而且對邊區進行全面封鎖，企圖在經濟上困死共產黨。面對這種情勢，毛澤東動員大家說：“餓死沒有一個人贊成，解散也沒有一個人贊成，還是自己動手吧！”于是，黨中央決定由邊區銀行發行獨立的貨幣，在全邊區停止法幣的使用和推行新的金融政策，以克服財政困難，打破國民黨的封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曾先后擔任過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長和代理省委書記、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特派員、河南及豫鄂邊區黨主要領導人的朱理治，被任命為邊區銀行行長。

　　朱理治此次的任命可以用“臨危受命”來形容，這個“?！本褪顷兏蕦庍厖^以及抗日根據地所面臨的極其嚴重的經濟困難。一方面，能否戰勝這個困難，關系到能否堅持持久抗戰，也關系到黨和人民軍隊的生存。另一方面，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改組成立的陜甘寧邊區銀行一直被視為“財政的出納機關”。朱理治擔任邊區銀行行長時，正面臨由不公開向公開、由經營商業（光華商店）向全面開展銀行業務、由財政支付機關向國家銀行轉變的歷史時刻。如何實施這一歷史性的轉變，是擺在朱理治面前的課題。

陜甘寧邊區銀行發行的紙幣

　　到任后的朱理治寫下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一切照真理辦事”等幾個大字，做好了接受挑戰的準備。然而，給予他的時間并不多。1941年3月14日，他被正式任命為陜甘寧邊區銀行行長，3月18日，邊幣即正式投放市場，同年上半年共發行1224萬元，到5、6月間便發生了金融物價大動蕩，邊幣信用下降，由邊境逐漸向延安中心區域退回。此時，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些人仍然要求增發邊幣，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邊幣已經超過飽和點，不能再發行了。

　　朱理治深感事態嚴重。他通過認真思考，結合實際情況，在《關于邊區物價金融與銀行基本政策的報告》中分析指出，金融物價波動主要是內部生產物資不夠、出口不平衡、財政收支不平衡、邊區經濟缺少組織性等原因。1941年8月，朱理治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把報告一并附上，并提出減少“財政拖累”和減少邊幣發行的建議，受到毛澤東充分的肯定，認為“很有價值”。同月，中央財經委員會作出了堅持不超過現行發行額、盡一切可能收縮通貨的決定，并要求“財政廳保證不再向銀行透支”。朱理治的發行思想得到了黨中央、毛澤東、邊區政府的肯定，更得到了實踐的證明。這個時期，他不僅大力推行邊幣，還針對物價上漲的情況搞了平價運動。到 7、8 月份，邊區物價有所下降，公營的光華商店低價出售商品，且不收法幣，使大部分法幣被打到黑市里了。

　　穩定邊區 調整存貸匯業務

　　朱理治擔任陜甘寧邊區銀行行長的短短兩年（1941-1942年），是邊區銀行大發展的兩年，也是最活躍的兩年，邊區的金融工作進入了一個鼎盛時期。

　　在穩定邊幣發行的基礎上，朱理治領導陜甘寧邊區銀行，根據邊區經濟建設的實際，相應地調整貸款、匯兌、存款三方面業務。

　　在貸款方面，邊區銀行調整了放款對象及貸款方式。在朱理治的領導下，開創了新的存放款種類，發放以農業生產為重點的貸款，農業貸款從無到有。此外，銀行還開展了平價運動和倡導實物貸款制。

　　在匯兌方面，為保障銀行對金融市場的掌控，朱理治建議“由銀行來實際管理外匯”，公開創辦交換所，允許法幣與邊幣依公平價格自由兌換。通過市場來調劑邊法幣比價、穩定金融，是銀行匯兌業務擴展的重要標志。

　　在存款方面，朱理治提議“采用有獎儲蓄的辦法吸收存款”。例如，規定3元以上即可開戶，每月結息一次；在報紙上刊發有獎儲蓄廣告；發行儲蓄獎券等。有獎儲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眾對銀行“票子”的信任度。

　　愛才惜才 健全金融行政

　　朱理治尊重知識，更愛惜人才，在調整業務的同時，也十分關注銀行內部建設等問題。

　　朱理治經常說：“商人意識不可有，商人技術不可無”。只要是對革命事業有幫助的辦法，他都主張試，主張用。為此，他通過各種渠道，找來《資本論》《論國家銀行》和《貨幣信用論教程》等大量專業書籍，抓緊時間潛心研讀。同時組織全體干部加強業務學習，使邊區銀行的金融理論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

　　朱理治深刻認識到必須加強金融隊伍建設。他聘請邊區著名經濟學家王學文、王思華、丁冬放組成銀行顧問團，聘請法學家魯佛民擔任銀行法律顧問，陸續從陜北公學、延安女子大學、中央黨校、馬列學院及中央領導機關調集知識分子干部50余名，使邊區銀行的知識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為銀行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組織保障。

　　此外，朱理治在健全業務管理制度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貢獻。使邊區銀行的各項工作走向正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據不完全統計，在朱理治任期內，邊區銀行制定的各種存放款、匯兌、現金出境、貨幣交換、法幣管理等章程、辦法、條例、法令有二十多項，為業務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東北工作時期的朱理治

　　抗日戰爭勝利后，朱理治奔赴東北解放區，歷任東北銀行總經理，東北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新中國的金融工作、經濟計劃工作積累了經驗。1951年，朱理治調到中央工作，歷任中央財經委員會計劃局副局長、物資分配局局長，國務院交通部中共黨組副書記、副部長，中共中央財經小組成員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兼計劃委員會主任等職。1975年初被安排到河北省工作，1976年任省革委會副主任。1978年4月9日于北京病逝。

　　“父親朱理治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英勇奮斗的一生?！彼膬鹤又旒涯驹谝黄貞涗浿羞@樣寫道。的確，朱理治的一生，歷盡磨難，屢遭打擊，但他始終堅信著自己經過思考所選擇的道路。無論是在金融事業上的輝煌，還是在革命征途上的奮勇，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和堅持真理的精神是他不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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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