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以我為主”，依據我國經濟運行、通脹水平、就業狀況、國際收支等綜合考量貨幣政策方向。

　　在美聯儲宣布降息后，有多個國家央行宣布跟隨美聯儲降息。歐洲、日本等央行也已經和正在準備實施更為寬松的貨幣政策。

　　美國此次降息的背景是，目前全球有28%的政府債券以負收益率交易，50%的政府債券以低于1%的收益率交易。過低的債券收益率又推高了股票的市盈率。盡管負利率債券集中在歐元區和日本等地區，但是，美國的問題更為嚴重。目前美國有高達1.2萬億美元左右的高風險杠桿貸款，基于杠桿貸款的結構化工具——擔保貸款證券（CLO）市場規模也高達7000多億美元。

　　這些數據顯示了一個脆弱的世界，發達國家低迷的通脹，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和貿易問題帶來潛在的沖擊，在這些國家當中，當衰退來臨時，美國的風險最高。盡管美國距離負利率還有很大的距離，但規模過大的杠桿貸款以及屢創歷史新高的股指，束縛了美國發動貿易戰的能力。因此，當美聯儲宣布僅僅降低25個基點后，白宮就立即威脅對中國3000億美元商品征收10%的關稅，這會對美國經濟帶來更大風險。

　　中國與這些經濟體有著不同的處境，中國貨幣政策沒有理由與這些國家的央行保持同樣的步調。我們應該吸取金融危機爆發后的經驗，當時美國出現流動性危機，中國則出現需求不足導致的產能過剩，刺激方案和寬松貨幣政策共存，傳統產業與低端領域積累了更多過剩產能與債務。現在中國正在努力改善供給側質量，消除過剩產能，抑制地方政府債務，推動市場去杠桿，避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實現高質量發展。

　　與發達國家陷入長期低通脹泥潭不同，由于中國還存在資本管制，大量過剩資本存在在國內缺乏投資方向，因此，很容易因為某些商品的供應緊張進行炒作，引發通脹風險。事實上，在去杠桿的進程中，實施寬松政策只會降低風險偏好而鼓勵更多的高風險杠桿，雖然相關調控已經對房地產業供需雙方進行了融資抑制，但如果放松金融監管、大幅降低利率，很難控制資金的流向。

　　因此，中國貨幣政策必須服務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避免使不同國情的我國與其他國家遵循同樣的貨幣政策導向。中國應該堅持“以我為主”，維護經濟運行穩定，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據我國經濟運行、通脹水平、就業狀況、國際收支等綜合考量貨幣政策方向。近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不管美國的貨幣政策如何變化，在中國經濟未有變化之前，應該繼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戰略定力。

　　中國應該繼續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整個金融體系市場化程度需要提高，風險管控能力需要加強。現在，不管是為了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還是實現高質量發展，都要求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美國上世紀80年代成功闖過滯脹危機的最大因素就是實施了金融改革，改變了貨幣政策決策邏輯。

　　當前，中國經濟狀況好于美國，中國的債務絕大部分是可控的國內債務。中國在努力推進改革，為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創造空間。在全球風險驟增的時代，只要中國堅持穩定與改革，辦好自己的事情，就會成為世界“信心高地”。我們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辦好自己的事，就一定能駛過歷史的風險之海，成為全球的定海神針。

責任編輯：趙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