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極速財訊

　　7月11日，以“新時代大變局與新動力”為主題的2019第八屆中國財經峰會在北京舉辦。

　　楊再平在會上發表了題為《突破“技術封堵”是中華民族復興必贏之戰》的主旨演講。內容如下：

　　越來越清楚，美國處心積慮發動的所謂“貿易戰”，其實并非單純“貿易戰”，而是對我中華民族復興崛起的全面封堵，而“技術封堵”又首當其沖。如果說，“技術瓶頸”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成因，那么，“技術封堵”更是中華民族復興當前和今后相當一個時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中華民族復興路上遇到的最大的一個坎。突破“技術封堵”是中華民族復興必贏之戰。只有贏了這場戰，過了這道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可水到渠成，指日可待。所以，我們必須積極備戰、應戰，以贏得這場戰爭。

　　這是一場金錢戰。突破“技術封堵”不得不燒錢，即有足夠的研發經費投入。2018年我國研究開發費用支出占GDP比重預計為2.18 %，但與早幾年美國2.8%、韓國4.5%、日本3.42%、德國3.02%相比仍有差距。根據國家統計局、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2016年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為2285.5億美元，美國全社會研發投入為5062.6億美元，我國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但美國全社會研發投入是我國的2.2倍。2017年知識產權進口費用排名中，我國僅次于美國排名第4位，愛爾蘭排名第1。我國知識產權進口費用為286.6億美元，美國為483.5億美元，美國是我國的1.7倍。這表明，為突破“技術封堵”，我們還應燒更多的錢。

　　這是一場知識戰。知識就是力量。突破 “技術封堵”，要有足夠的知識存量與增量。正如任正非所談，修橋、修路、修房子只要砸錢就行，但芯片砸錢不行，得砸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以把金錢變成知識。PCT專利數是衡量一國知識存量與增量的重要指標，據統計，美國這項指標是中國的1.2倍。而美國的知識產權進口是中國的1.7倍。差距在縮小，不太大，但顯然還須努力。

　　這是一場市場戰。就是要把知識的力量變成市場的力量，或者把知識變成金錢之戰。亦如任正非所談，他們60000 多應用型人才是開發產品，把知識變成金錢。但把知識變成金錢的，并非只是應用型科技專家，更需要熊彼特創新理論特指的勇于善于創新的企業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認為，作為經濟發展“靈魂”的企業家的職能就是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人生產體系。因此，在熊彼特看來，“創新”不是一個技術概念，而是一個經濟概念。因此，突破“技術封堵”的市場戰，核心主力還是企業家。

　　這是一場人才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如果說，我國過去幾十年經濟發展得益于人口紅利，那么未來可能不得不得益于人才紅利。據統計，我國科技人員總數1860萬人，排在世界前列，但每百萬人口中從事研究和開發的科學家、工程師不足500人，與印度、巴西等主要發展中國家相差無幾，而韓國、新加坡均在1000人以上，美、日、英、德均在2000人以上。頂尖科學家（高被引人才），美國是中國的8.7倍（1643：189人次）。諾貝爾獎得主，美國比中國多343人。我們應正視這方面的巨大差距。還要看到，身懷絕技“非常之人”極其稀缺，全球化時代必然全球爭搶，人才爭奪戰不可避免。“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對身懷絕技者，又何惜重金！“以量身定制待遇吸引人，以事業平臺吸引人，以感情加深吸引人”，同樣適用全球，更適用吸引140萬在外留學生回國。

　　這是一場教育戰。教育強則人才強，則科技強。沒有高質量發達的教育，何來成千上萬創新人才？科技家、企業家創新人才的培養，必須從娃娃抓起，小學中學大學循序深造。與美國比，我們這方面的差距更大。比如，全球百強大學，美國是我國的8倍；人均教育經費，美國是我國的8倍；高校入學率，美國是我國的2倍。這表明，在教育發展方面，我們還須做更大的努力。

　　這是一場體制戰。傳統經濟發展史將經濟發展歸因于技術進步，而制度經濟學則認為良好的制度安排是經濟發展的關鍵。良好的制度或體制安排當然也是決定技術創新的關鍵。從某種意義講，國與國之間的技術戰，背后更是體制戰。體制優越者勝算多也。這其中最核心的體制機制安排就是要讓熊彼特創新理論所界定的正常創新利潤或者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語境中超額利潤成為科技、經濟創新的強力動能。上世紀80年代讓一部分善于經商者先富起來，今后應讓身懷科技成果及創新絕技者大富起來。若然，則突破“技術封堵”便有制度保障或支持。

　　這是一場持久戰。應承認差距，技不如人，進而從長計議，臥薪嘗膽。不急功近利，貴工匠精神，各自“十年磨一劍”，增量累存量，則突破“技術封堵”可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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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賈振飛 2031864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