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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訊 5月14日晚,“CF40·孫冶方悅讀會”第13期在京舉辦,CF40資深研究員、原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出席并就如何構建“一帶一路”投融資新體系等議題,結合新著《制度型開放:構建“一帶一路”投融資新體系》一書進行演講。
肖鋼指出,建設“一帶一路”光靠中國的資金是不夠的,也不符合共建共享。未來應該建立一個資金來源多元,利益風險共擔的機制。他表示,中國在數字經濟走得比較快的,我們應該創設一些規則,在我們發展比較快的一些領域,我們有條件來創設一些規則。而對于一些國際上的成熟規則,我們也要加入其中。總體而言,就是要創新融合,求同存異。圍繞著這一主題,肖鋼提出了六方面的政策建議:
一是調整我們國內的信貸規則
二是要優化“一帶一路”投資保護和糾紛解決機制
三是加強投融資風險的評估和預警
四是債務違約救助
五是加強“一帶一路”反腐敗和反商業賄賂工作以及信息透明度
六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以下為肖鋼發言全文:
肖鋼:非常感謝海明秘書長。尊敬的戴行長、姜行長和若谷董事長,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晚上好,非常榮幸能在這里受到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來介紹最近出版的關于“一帶一路”的這本書。
這本書是四十人論壇去年立項研究課題,那么我和中國信保的黃志強同志,他因為出差沒來,還有一個研究團隊,我們集體做的研究。花了一年的時間。
這個研究主要是側重于“一帶一路”投融資體系的有關的規則、制度和標準,側重于這個方面。所以當時我們研究報告的題目曾經用過好幾次,也做了幾次修改。 “一帶一路”投融資的體系應該是在前五年的基礎上進一步升級,或者由1.0升級到2.0版本是這么一個研究報告的題目。
這個研究報告的核心是講,加強軟聯通,共建軟環境。大家都知道,前五年的“一帶一路”建設是硬聯通談得比較多,就是各種基礎設施的聯通,我們這個研究報告的主題思想,怎么樣加強軟聯通,共建軟環境,側重在規則、制度、標準,側重于在這個方面的研究。
到去年年底的時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使用了制度型開放。也就說所謂制度型開放就是講規則、標準,我們國家的開放要有商品和要素開放。要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正好和我們研究的結果或者結論還是很吻合的。所以四十人論壇就提議我們這個書的名稱就叫現在這個名稱《制度型開放,構建“一帶一路”投融資體系》,這個來龍去脈,是這樣一個背景。
在剛剛閉幕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論壇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做了兩次演講,一個是主旨演講,一個開幕式致辭。這兩次演講,兩次的講話當中都圍繞規則和制度的問題,特別是融資體系的問題做了很重要的闡述,這里摘要了一段。總書記指出,他說要本著開放、綠色、廉潔的理念,追求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的目標。要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規則標準,推動企業在項目建設、運營、采購、招投標等環節,按照普遍接受的國際標準進行,同時要尊重各國的法律法規。這一段論述,鮮明提出了中國在對待國際規則這個問題上或者標準這個問題上的立場,這個立場非常鮮明。
同時,對金融體系在“一帶一路”進程中又提出進一步了解。去年8月份,召開了“一帶一路”五年的工作總結會議上,習總書記也發表了重要講話,在那個講話當中對金融也講了很多的內容,特別強調金融要創新,要建立金融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的政策體系,這是在第二屆高峰論壇上總書記特別指出要建設多元化融資體系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特別強調多元化融資體系。我們研究的成果,怎么樣研究落實總書記的指示要求。
大體上,我們分為三部分,做一個簡要的介紹。
一個是五年的總結,“一帶一路”建設一共搞了五年,做一個總結。面臨的挑戰和我們政策建議。
這五年成效顯著。首先來看,政策溝通很順暢,互動也頻繁,截止到最新的第二屆論壇,一共有15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都簽訂了“一帶一路”建設的相關的協議文本,應該說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的響應和支持。
設施聯通,主要是基礎設施聯通,由點到面,效果非常明顯,海陸空,互聯互通,高鐵、班輪、管道、隧道、鐵路輕軌。中歐班列運行了幾年時間,大概到去年,一共開了9千多列,已經超過一萬列這樣的班次,把很多的商品從亞洲運到了歐洲。特別是不僅中國受益,包括越南等這些國家東南亞國家,他們很多的貨物都通過越南先到了中國,然后乘中歐班列到達歐洲,這個效果還是很明顯。
整個貿易的暢通勢頭也是良好。我們現在和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的累計額已經超過5萬億美元。資金的融通也在穩步的推進,作用也越來越凸顯。據統計,中國對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就超過700億美元。比如說我們研究報告當中也都列舉了一些數據。比如亞投行、絲路基金、中國信保,還包括中東歐基金、非洲開放基金等等,這都沒有列很全,列了一些。
總結一下“一帶一路”五年投融資的特點,我們認為四個特點還是比較突出。
第一,政策性金融先導驅動。因為“一帶一路”是我們提出來的,所以首先進入“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的投資是由我們國家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比如說進出口銀行,進出口銀行主要是對外,還有國開行,國開給中國企業給的貸款,企業走出去。所以是由政策性金融先導驅動。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政策性金融在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當中,在資金方面充當著主力軍的作用。當然據不完全統計,因為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些數據還是很難獲得,特別公開數據還是很難獲得,比如從公開數據來看,國開行就累計發放了1700多億美元的貸款。專門用于“一帶一路”,不是說所有的貸款。投行,大概一千億美元左右貸款支持。前五年的特點還是比較明顯。
第二,央企和國企引領作用很明顯,這也是我們的特色。因為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后,政策性金融機構在資金上給予引領,國企央企率先,同時一大批民營企業也投入“一帶一路”項目當中。
第三,合作區聚集效應開始發揮。短短的五年時間,我們在“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當中,以中方為主建立了75個開發園區,這樣的話在每一個開發園區里頭又聚集了中資和外資的企業,一個是當地企業,一個是走出去的企業,還有第三國的企業。到目前為止,我們對園區的投資大概也是將近500億美元左右,75個園區,這樣園區聚集效應是很好的。入園的企業大概有4千家左右,這些入園企業開始運營了,可以投產運營。對當地產生稅收,有稅收了,而且解決當地的就業。因為這些企業主要以當地的勞工為主,解決當地就業。對于“一帶一路”的企業來講,它也有物流成本、基礎設施的聯通它也得到很多好處,所以集約的效應得到發揮,應該說是初步發揮,因為有的園區剛剛建成,還并沒有產生盈利,但是它的效益是在后面會逐步的發揮。
第四,投融資的合作開始啟動。所謂投融資合作,我講是中方和外方。我剛才說的除了國內金融機構,在先期我們加大投入以外,那么現在越來越感到,光靠我們自己的資金是遠遠不夠,因此我們要跟外國的機構和國際的金融組織來共同合作,所以這個形勢很多樣,各個金融機構包括政策性金融機構,國開行、進出口銀行還有商業銀行還有絲路基金,股權投資這些機構,包括亞投行,都在世界的國際金融組織和其它國家進行合作。所以這個,下一步我認為是一個大的趨勢。
我們研究問題上簡要分析一下,現在對中國“一帶一路”,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來的質疑,集中三個問題。
一個,所謂債務陷阱問題。我們在研究當中,通過用數據來說話,來研究這個問題,我們認為這個是不存在的,不是因為“一帶一路”造成了有些國家的所謂的債務陷阱問題。當然,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不好從某一個年份或者某一個國家來分析,所以我們大體上做了一個整體的分析。那就是在可獲得數據的63個國家,我們沒有拿到65個國家的數據。63個國家當中,有37個國家的,我們按照五年的比較,就是從2013年為界,因為“一帶一路”倡議是2013年提出開始,2013年到2018年,這五年,我們叫做“一帶一路”建設后五年。在此之前,也推五年,就是前五年。從前五年的和后五年的比較,公共部門的外債,不包括私營部門,也就是政府公共部門。我們講債務危機主要針對政府而言,政府外債。有37個國家五年平均的外債增長率還是下降的,后五年相比前五年。只有12個國家外債增長率確實提高了,提高5%以上,個別國家達到12%。即使外債提高過程當中或者個別提高幅度比較大的國家,也不是因為接受了中國的“一帶一路”的資金造成的,而是它自身的別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應該越來越理性看待這個問題。我最近也是搞這個研究,包括美國的一些智庫和大學的教授也在研究所謂中國“一帶一路”造成沿線國家的債務陷阱的問題。我覺得他們還是慢慢地開始有一些客觀公正的評價。比如說我看到美國一個研究成果,他們也是研究人員做的研究。講非洲有17個國家,它不是講“一帶一路”國家,非洲有17個國家是重債務國,其中有三個國家是借中國的資金比較多的。當然他也做了很多分析。我覺得應該說是越來越客觀公正這種研究越來越多了,所以我們簡要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們搞“一帶一路”建設是以經濟換政治的手段。中國傳統是我們不侵犯別人,不侵略別人,歷史就是這樣的。所以我們不輸入別國的模式,但是也絕不輸出中國的模式,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可以這么說的。雖然“一帶一路”源于中國,但是屬于世界。
第三個,怎么看待全球規則之爭。圍繞這個問題,全球的媒體研究機構都有很大的研究。我們認為,其實不是個問題。因為西方主導的規則也過時了,也不適應新的情況。拿西方的規則來辦事那不行的,肯定是不行的。中國規則也不完善,所以它談不上是誰馬上就用誰的,規則之爭。而是大家根據新的歷史的時代的情況,怎么樣來研究創新,來適應當今的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國際治理的需要,是這么一個問題。當然了,因為中國國力在上升,在一些非洲國家和沿線國家,中國的話語權也在提高,這也是客觀事實。不能因為話語權提高了,就說我們跟你爭奪你原來制定的那個規則,這個也是很牽強的。我覺得這個應該理性看待全球規則之爭。所以在研究“一帶一路”投融資問題上,這三個問題是各界有很多疑慮或者爭論的問題,我們在研究過程當中也做了一些梳理和研究。
再下來就研究現在面臨的挑戰。這個挑戰概括起來說就是資金的缺口很大。很多方面的研究,大家研究結果也不盡一致,比如說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投行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的經濟研究中心,國發研究中心等等,就是諸多的機構都對未來“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投融資的需求量做過研究,包括我們國家財政部也做過研究和測算,我們把它收集了一下。收集了一下盡管每個機構測算的年份有所不同,有的算到2025年,有的算到2030年,計算的方法、基數都不一致,我想不在這里一一介紹,但是這個結論是一致的,就是需求量太大,資金滿足不了。
得出一個結論,我們未來要搞“一帶一路”建設,光靠中國的資金那是遠遠不夠的,那不行的,也不符合共建共享,這個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們從“一帶一路”建設投融資遇到的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這個問題。那也就是說我們未來方向應該建立一個資金來源多元,利益風險共擔的這么一個機制。要建好這個機制很重要的就是規則,就回到我們的規則或者叫標準,就回到這個規則上來。按照什么樣的規則、管理和標準來投融資,這個大家就是有很大的問題了。我們在研究當中就深深感覺到現在全用國際規則行不通了。那么拿中國這一套規則,中國投融資也有一套經過40年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前我們就有投融資的規則和標準,拿中國這一套出去也行不通,人家不可接受,你也行不通,我們還有很多改善的地方。現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政府部門、金融機構、企業遇到一些矛盾,就是西方規則不好用,自己的規則也不好用,或者拿出去別人不普遍接受。這種情況下怎么辦?我認為老是拖也很被動,所以也不能老拖,而且拖了這件事情,明天那個事情拖不了。拿現在國際規則簡單拿過來也不行,把中國規則搬出去也不行。遇到問題老拖也不行,我們在研究過程當中遇到三難。為什么國際規則不行,這里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情況太特殊,沿線65個國家有8個最不發達,有16個非WTO成員國,24個國家人類發展指數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你要靠國際規則水土不服。
第二,沿線國家市場潛力大,但生產要素成本低,按照這個規則做不到。以西方為主的國際規則往往附加政治條件,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樣當前全球治理也是不適應的,現在沿線國家也是反對這樣做的。我們自己的規則也需要調整,這里頭我也列了幾個,時間關系也不一一去展開了。比如說我們的定價機制也缺乏國際競爭能力。我們的信貸期限比較短,我們投融資規則信息透明度不高,很容易引發各方面的疑慮。我們在研究過程當中,深深感到這個問題,要取得一些數據很不容易。因為一個部門掌握本部門的數據,都是一個碎片化的,放到一個整體上來講,現在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數據的分析。另外我們考核體系、監管,也不是很完善。所以我們自己這套規則也不行。那怎么辦呢?我們提出來,還是要創新的融合,求同存異,分類施策、因地制宜。
所謂創新融合,我們在數字經濟走得比較快的,我們應該創設一些規則,在我們發展比較快的一些領域,我們有這個條件來創設一些規則。有一些國際的成熟的規則,確實也管用有效的規則,我們也加入其中,我們要融入他們,改我們的規則融入他們。另外一方面,中國要和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攜起手來共同完善和匹配規則。有一些不適應,當然這個修改要費時間的,要很多談判要很多斗爭,但是你總是要進去,總是要參與到里面,逐步的提高我們話語權,來共同來商量來修改這個規則。所以我們總體這個想法要創新融合,求同存異。我圍繞著這個主題,我們這個研究報告提了六方面的政策建議。下面我分別再簡要介紹一下六個方面的政策建議。
第一,怎么樣調整我們國內的信貸規則。這里的內容很多,我就不一一展開了,我想重點說一個“中國成分”和“中國利益”的問題。中國成分這個政策自古以來就有的,很多年歷史上就有的,因為中國出資通過信保援助的優惠貸款和買方信貸,這個主要采購中國的設備,這個多年來中西方國家都是普遍實施的,所謂我們叫“本國成分”這么一個原則。應該看到隨著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很多國家包括我們鄰國韓國等國家,都逐步將來這個政策,由“本國成分”逐步向“本國利益”,本國利益就都了,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外交利益,這是原則利益,那你看怎么衡量。你逐步由本國成分向本國利益這個原則來開始過渡,這應該說成為當今一個趨勢。50%以上都采購你的設備,別人就不來了。在過去我們有些行業競爭力比較弱,去這個辦法是有利的,有些行業我們設備標準生產技術水平我們已經大大提高了,也不怕全球競爭了,你適當的調整本國成分的政策,其實是有利于吸引其它國家的資金或者國際組織的資金來加入到這個項目當中來。那就不是你一個人包拿錢,都采用你的,肯定不利于吸引第三方資金進來的,包括不利于吸收所在國的資金,因為當地也有資金,當今還有金融市場也可以籌集資金。我們提出這么一個問題,把本國成分和本國利益相結合出口信貸的模式,不是說不要。我們現在50%、60%,你可以降到30%,也還是一定的程度也保護了我們國家自主的產業和設備出口等等。我想在這些方面應該做一些,這是我們研究報告提出的建議。這樣一做我們覺得會進一步拓寬我們“一帶一路”的投融資的渠道。
第二個,要優化“一帶一路”投資保護和糾紛解決機制。大家都知道,一講到投融資,其實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必然要出現一些糾紛的。我們現在在“一帶一路”國家當中還存在一定的問題,主要是一些國家還沒有跟我們簽訂雙邊的保護協定,有的簽訂也不生效,個別的當然還是單方終止。所以我們建議如果未來“一帶一路”建設要長期化,這是長期化和機制化這么一個重大的項目,重大的一個戰略舉措,應該要研究在我們沿線國家簽訂多邊的還不是雙邊,雙邊肯定是要簽的,應該逐步都要簽,而且還要生效,另外有些條款不合適還要加以完善。因為我們過去不是投資大國,而是我們吸引外資的大國,當然現在仍然是吸引外資的大國。吸引外資,我們過去側重是外資進到我們國家,我們怎么樣來保護我們的企業,因為它進來跟我們企業競爭。現在這個角色變了,我們投資大國,到人家國家去,要跟人家國家談雙邊的投資保護協議或者是多邊的,那這個角色就有很大的變化,所以我們現在很不適應。從未來講,我們應該要簽訂多邊的,就是在“一帶一路”國家當中簽訂多邊的。同時,海外投資的立法的保護,你得立法,我們國家的法律還遠遠跟不上。特別很多法律沒有域外的管轄權,法律要延伸到域外,這個要做的事情還很多。第三,建立中國海外投資保險,這個方面還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第三,加強投融資風險的評估和預警。這個內容比較多,我也不詳細一一介紹。我們總體做“一帶一路”投融資國別機構的研究還不少,比如政策性銀行,政策性保險機構、信保公司,一些政府部門,包括商務部、國家發改委也有一些智庫和學術機構,還有評估公司,你比如說搞國際評估公司,因為他要開展業務,對一些國家的國別風險開展了很多的研究,但總體而言這一方面比較薄弱也比較分散,怎么樣適應“一帶一路”機制化、長效化,建立完善國別風險的評估和預警的體系,仍然是一個挑戰。我覺得要借鑒金磚國家,對五磚五國國別的風險評估有這樣機構,我覺得這個經驗是很好的,應該推廣到“一帶一路”65個國家來做,而且不光中國機構來做風險評估,那還不夠,應該多邊的,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邊做風險評估和預警,就更為有效。這個內容還遠遠不止這些。
第四,債務違約救助,這是必然的。剛剛五年,有了貸款才3年,不是說一開始就貸款了。其實我們很多貸款才兩三年,三四年的時間。目前的違約的狀況還不是十分普遍和突出,但是我們研究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違約的問題是必然出現,而且會比較多的出現,不會是某一個例子或者某一個國家,這個其實是一個商業市場化的行為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覺得從現在開始,就要研究怎么樣來探索建立我們“一帶一路”國家的違約救助機制。我們遇到現在目前的問題,就是說我們現在多邊機制是不靈的,比如說大家知道巴黎俱樂部是違約救助一個多邊機制,但是它現在不靈光,中國也在加入,它也不能代表全球,過去是西方國家,巴黎俱樂部20個發達國家,過去是發達國家借錢給窮國,它制定了很多規則。中國到現在為止也沒加入,沒加入,中國對外節前也不少,OECD這些國家和巴黎俱樂部的國家,借的外債在下降,代表不了發達國家了,希望中國加入,但中國還沒加入。
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借助亞投行和金磚國家的新發展銀行建立有約束力的債務違約準則,這個不是搞輸血也不能用資金干涉人家的能內政,這個和過去西方主導那個有區別,但是我們認為未來一定要考慮建立這樣一個違約的救助的機制。當然違約救助包括主權的債務違約怎么辦?還包括私營債務怎么辦?應該分開處理。
第五,怎么樣加強“一帶一路”反腐敗和反商業賄賂工作,這個很重要。“一帶一路”的倡議要建廉潔之路,這個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也是很有現實意義的。有很多國際組織對海外的腐敗那是做了很多的研究。特別是政府的項目,腐敗發生率特別高。涉及到海關腐敗特別高,另外涉及稅務腐敗特別高,所以在國際投融資方面反腐敗的力度是很強的,包括美國、歐盟包括其它國際組織都建立了海外反腐敗立法,我認為中國在這方面也應該跟上,我們有的企業走出去是吃過虧的,比如說你參加人家國家的招標,這兩個企業就是唯一的招標方,即使招成功了,也是不合規的,我們有這樣的實際案例。那不合規怎么辦?對不起,不讓你干,或者叫停。那你一叫停,工期就推了好多年,結果你會造成經濟損失。盡管還沒有行賄,只是招標過程當中違反規則,這個當中的案例還是不少的。所以我們國家走出去和未來“一帶一路”建設要行穩致遠,必須在反腐路上一定建設廉潔之路,一定過好這個關,否則一時得到好處,但是持續不了,長久不了。
最后一個信息透明度。前面其實也點到了,我們在這個方面差距還是比較大。我們的政策,我們的規則,現在大部分都是機密,不是機密就是秘密,不能對外公開,包括各部委發的文件都是機密,很難獲取這些資料,特別公開獲取這些資料。很容易造成外方的疑慮。其實有些東西我們研究完全可以公開,也沒什么關系,我覺得在這個方面要邁開一大步。當然我們搞信息透明度不是為了堵塞國外的一些嘴巴,讓人家少說一點,不是主要的目的。其實也是從我們自己規范融資行為,防范投融資風險這個也是很有好處的。另外也滿足我們國內的民眾的需求,它不光是做研究工作的人滿足需求。我記得上海社會科學院就曾經做過一個社會民意的調查,調查的結論,相當多比重的被問詢人,普通的民眾或者各界的民眾對“一帶一路”到底花了多少錢、取得哪些效果、有哪些風險,關注度比例是非常高的。從中國老百姓本身的透明度也是需要加強的。
第七,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這個不多說了,“一帶一路”是人民幣走出去非常重要的平臺。所以應該說在發展和建設“一帶一路”投融資體系過程當中,應該打造一個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帶一路”的人民幣國際化的帶,叫人民幣國際化帶,而且有條件。因為這些國家用美元用其他的貨幣匯率風險比較高,當然用人民幣來兌換本國貨幣當地貨幣我們也面臨一些風險,所以在這個方面我覺得很有余地的。
當然我們研究報告還研究了其他的軟環境,比如說勞工的責任,這個方面我們發生問題不少,走出去的企業,包括我們自己派出去的員工和當地的勞工這些權益保護。另外中介機構包括會計師事務所、法律律師事務所、另外稅收還有實業技術標準對接問題。
總之我們圍繞規則標準的體系來研究“一帶一路”投融資新體系問題的,研究時間很短,再加上能力有限,還很粗淺,只是一個初步的一個研究報告,所以不對之處懇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責任編輯:趙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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