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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靜”易綱

　　記者徐燕燕

視覺中國圖

　　誰是周小川的繼任者？謎底終于揭曉。

　　3月19日上午10：20，剛剛當選人民銀行行長的易綱在人民大會堂前往宣誓的路上，被中外記者們“圍追”。面對記者此起彼伏的提問聲，易綱終于停下腳步說，“我就回答三個問題”。

　　這延續了他一貫的規矩，而他的回答同樣言簡意賅又滿懷誠意。

　　“我的心情是平靜和莊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榮的，我一定按照一會兒宣誓的誓詞來做好工作。”易綱對記者表達了自己當選后的心情。

　　而“平靜”其實是易綱出現在媒體面前時，表達頻率最高的一個詞。

　　2015年12月1日，也就是人民幣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次日，央行舉行的記者會上，他用“喜悅、平靜、謙虛”六個字概括了他的心情。

　　他是堅定的改革派，也是溫文爾雅、寵辱不驚的“原則先生”。熟悉易綱的記者都知道他每次只回答“三個問題”的習慣，無論記者如何追問，他總是從容應答，精準扼要，他有他的原則。

　　當選這天，第二個問題，當第一財經記者問到：“當選之后，最緊要的任務是什么？”易綱回應，主要任務我們要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推動金融改革和開放，保持整個金融業的穩定。

　　他還表示，今年金融改革開放還會有一些新舉措，讓大家密切關注之后包括海南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等重要議程。

　　穩步推動匯率市場化改革、審慎推進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等等，易綱的改革思想不僅局限在書本上，他更是一位實干家。

　　從學者到官員

　　60歲的易綱，1997年加入央行，2007年升任央行副行長，2016年兼任人民銀行黨委副書記。與周小川一樣，他也是一位技術派學者型官員，同時兼具國際視野，并且是堅定的改革派。

　　青年時代留美學習、任教，易綱身上至今保留著學者風范。觀點碰撞遇到焦點時總是免不了唇槍舌劍，而他始終溫和表達、從容應對，引用數據、聯系實操，往往一語中的，讓對方心服口服。

　　生于北京，當過知青，易綱的命運轉折開始于高考。

　　他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這年我19歲。鄧小平先生果斷恢復的高考，改變了我的一生。”易綱在紀念恢復高考4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1978年至1980年，他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習，1980年大學三年級時前往美國，分別在美國哈姆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習，1986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易綱一直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博士畢業后，他希望學成回國，當時中國改革開放風頭正勁，是施展拳腳的好時候。

　　但當時的北大校長張龍翔希望易綱能夠先在美國任教，只有那樣才能了解美國的大學和教育。于是易綱申請了印第安納大學的助理教授職位，并很快獲得了美國的終身教職。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易綱結識了一群同樣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留學生，其中包括現任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以及林毅夫、錢穎一、楊小凱、許小年等中國最優秀的經濟學家。這段經歷對他日后影響深遠。

　　1985年，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在紐約成立，7年后，易綱擔任會長，并開始定期在中國舉行研討會，聚焦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

　　1994年，易綱放棄了在美國穩定的生活，回到祖國，和林毅夫、張維迎等共同創辦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后來的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聚集眾多專注中國經濟問題的頂尖學者。

　　易綱日后在人民銀行主管的貨幣政策和國際業務，正是他當時所研究和教授的領域。

　　1990年，易綱發布的第一篇獨立署名文章就是研究中國1953年至1988年通貨膨脹和價格波動的關系。此后十多年，他持續研究這一問題，到2003年，出版了《中國貨幣化進程》。

　　即使進入人民銀行工作后，他依然筆耕不輟，截至目前，易綱已在《計量經濟學雜志》、《中國經濟評論》、《比較經濟學研究》等經濟雜志上發表中文論文40余篇、英文學術論文20余篇，著有10本書，其英文專著《中國的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組織多次引用。

　　1997年，易綱加入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將自己的理論投入實際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他歷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秘書長兼貨幣政策司副司長，貨幣政策司司長，行長助理，外匯管理局局長等職，從2007年就開始擔任央行副行長一職。

　　2014年4月，易綱赴制定中國經濟政策最高級別的議事機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擔任副主任。2016年初，他卸任外管局局長，升任人民銀行黨委副書記。當時有觀察者預測，易綱這次新頭銜“加持”，可能預示著未來將承擔更重大的使命。

　　溫文爾雅的原則先生

　　熟悉他的記者都知道易綱每次只回答“三個問題”的習慣。無論記者如何追問，他總是從容應答，精準扼要，但他有他的原則。

　　去年“兩會”上，第一財經記者追采到當時還是政協經濟組委員的易綱。2017年3月4日一早7點多，易綱獨自一人前往酒店，正通過安檢時被記者迎面碰到。盡管采訪來得有些突然，一連接到三個關于宏觀貨幣政策的問題，易綱并沒有回避，而是準確、精煉地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對于中國是否會跟隨美聯儲的腳步加息，易綱說，這還得考慮國內需求為主，具體要看經濟、物價等方面。“我覺得還得再看一看。”至于降準，他說，應當綜合研究，盡管當下我國外匯占款持續減少，但流動性還是正常、穩定的。

　　解釋“穩健中性”貨幣政策時，易綱的回答簡短有力：“觀察，央行肯定要做到不松不緊。”

　　記者還要繼續追問，他釋放了一貫的原則，“今天就到這里吧。”因為宏觀經濟政策會影響市場，即使央行官員表態也會引起市場反響，所以，央行官員面對媒體隨時要扮演新聞發言人的角色。

　　而在學術討論時，易綱又總是展現他學者的風范。

　　2015年3月，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演了一場關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激辯。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觀點鮮明，擔憂我國放緩了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度。因為政府工作報告把“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改成了“穩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從“加快”到“穩步”，一詞之差，政策基調大變。

　　本來不是發言嘉賓、全程在觀眾席上聆聽的易綱在所有嘉賓發言結束后，在臺下發言，指出“加快”是“推進”，而“穩步”是“實現”，回應了對改革放緩的質疑，寥寥數言扭轉了整場討論的結論，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留美多年，并成為同批留學生中最早獲得美國大學終身教職的易綱，在國際舞臺上也游刃有余，其智者風范為境外媒體所熟悉。

　　2016年4月，易綱與前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美國頂級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場論壇上也有過一次激烈的交鋒。當時，市場剛剛經歷了2015年8月11日新匯改帶來的波動，中國央行面臨著“保匯率”還是“保儲備”的監管抉擇，加強資本管制的呼聲不絕如縷。

　　伯南克等國際頂尖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難以突破“三元悖論”（貨幣政策獨立性、穩定的匯率和資金自由流動不能同時實現）的限制，陷入了資本管制和人民幣大幅貶值的兩難選擇。

　　易綱非但沒有回避這一質疑，反而把話題拉回到“三元悖論”上，針鋒相對地提出，“三元悖論”在實際上可以靈活運用，中國不必必須放棄其中“一元”，央行可以在“三元”的三個目標上各取一部分，實現最優結合。

　　他解釋說，中國作為一個大國需要有一定獨立的貨幣政策來決定利率水平。中國資本賬戶也基本上是自由流動的，只是在非正常情況下采取一定管理。而人民幣匯率在近年來也不再是固定匯率。

　　獲得成績時，易綱依然保持著寵辱不驚。2015年11月30日，IMF總裁拉加德宣布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人民幣終于擁有國際儲備貨幣地位，權重僅次于美元和歐元。

　　次日，央行舉行的記者會上，時任央行副行長、外匯管理局局長的易綱說，“加入SDR標志著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肯定，心情是喜悅、平靜、謙虛。”

　　堅定推進匯率市場化

　　和前任周小川一樣，易綱也是一個堅定的改革派。

　　易綱任職央行副行長以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經歷了兩次重要的變革。中國匯改從1994年結束“雙軌制”開始，到2005年參考一籃子貨幣，進展比較緩慢。與西方當時主流的改革路徑不同，易綱始終強調，匯率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他看來，匯率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而目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好的選擇是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2009年7月，易綱接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時正是國際金融危機剛剛爆發之際，美國將世界經濟復蘇不平衡的原因歸咎于中國，并再次將矛頭指向人民幣被低估問題。但如果人民幣升值將進一步打擊已經受危機重創的出口，還會放任外匯投機活動。而與此同時，各國紛紛出手干預外匯市場，全球“貨幣戰爭”一觸即發。

　　在這樣的內外部環境下，2010年6月人民幣匯率改革重新啟動。中國結束了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人民幣的彈性，即實現“雙向波動”，人民幣的價格逐步由市場需求來決定。

　　2010年10月8日，易綱在華盛頓參加IMF和世界銀行年會前夕的一場研討會上表示，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期，許多國家貨幣對美元都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匯率保持了穩定，為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將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2015年8月11日，匯率迎來第二次重大改革，確立了以“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市場化形成機制，并且人民幣一次性貶值3%左右。當時中國正在為人民幣加入SDR籃子做最后的沖刺，IMF評估的一項重點是人民幣是否為“自由使用貨幣”，因此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是人民幣能否最終入籃的關鍵。

　　但是市場主體“習慣了過去非常穩定的匯率”，這次調整引起了波動，一直到2017年初，人民幣貶值預期一直存在。

　　易綱在2015年8月13日的吹風會上表示，一個僵化的、固定的匯率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也是不可持續的。匯改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主要是正面的。易綱在做政策解讀時闡述了他心中改革的方向，“要相信市場，要尊重市場，甚至要敬畏市場，要順應市場。”

　　在他的眼中，改革是一門藝術，是高度專業化、精細化的藝術。他指出，加快外匯市場的發展包含豐富外匯的產品，推動外匯市場的對外開放。這里面也包括延長交易時間，引入合格的境外主體，從而促進形成境內外一致的人民幣匯率。這些表述背后的核心是穩步有序的市場化。

　　在3月10日的今年“兩會”記者會上，有境外媒體質疑，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加大對資本外流的管制，導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有所放緩。對此，易綱做了通俗、精彩的回應。

　　資本可兌換是在穩步地推進，在資本項目下有兩個最重要的項目，一方面是直接投資，包括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FDI（外商直接投資），一個方向是ODI（對外直接投資）。“直接投資，我覺得真實貿易投資背景下都是很方便的。另外一個大的項，比如說組合投資，就是金融市場的開放，我們國內股市、債市的開放和中國的居民將來可以在更大范圍內配置資產，配置它的組合投資。不管是直接投資，還是組合投資，在這兩個方面都會進一步地穩步推進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還有一些數據透明度，還有一些比如說反洗錢、反恐融資的要求，這些都會穩步地推進。”

　　易綱同時強調，“我們國內市場現在也在變大，不管是股市還是債市還是其他的市場，將來也都要做雙向的開放。”

　　“在做開放的同時，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把控好風險，使我們的監管水平和開放的程度相適應，這樣就能夠在開放中防范好風險，使得中國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資者在中國市場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資源的效率更高。”他在記者會上表示。

　　創造性推動外儲投資多元化

　　易綱在央行的一項重要改革是在外管局局長任上，推進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2009年他接任外管局局長時，中國外匯儲備達到兩萬億美元，隨后數年繼續大幅增長，直至2014年上半年，外儲達到歷史峰值，逼近4萬億美元，成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官方外匯儲備。

　　這既是一份厚實的家底，也是一份甜蜜的負擔。如何替國家理好財，是外管局局長的重擔。而過去，中國外儲因大量投向美元資產，受到市場的質疑，尤其是2010年全球金融危機過后，美元貶值，外界傳言稱，這導致了中國外匯儲備“縮水”。

　　2010年，易綱接任外管局局長不久，中國外匯儲備多元化應當側重資產投資。他不止一次公開強調，中國外匯儲備配置沒有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

　　據媒體報道，當時為了解決外管局人才問題，易綱力邀朱長虹辭去全球最大債券基金、“債券之王”格羅斯領導的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職務，加盟外管局。朱長虹從系統、模型、技術、人員等方面，引入了諸多市場化的手法，讓中國的外儲投資更上一個臺階。

　　2011年3月舉行的一次央行新聞發布會上，易綱回應此問題時稱，中國的外匯儲備方針，多年以來一直是推進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

　　一方面在幣種上是多元化的，“是一籃子貨幣，主要的可兌換貨幣、儲備貨幣、新興市場的貨幣，中國都有”，另一方面，在資產上，也是推進多元化的，“有各種各樣的資產”。

　　易綱同樣強調，多元化投資是審慎推進的。“只要資產符合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的要求，都會予以考慮，然后進入一個嚴格的在防范風險前提下的投資程序。”

　　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易綱表示，中國外匯儲備投資在全球同行中居前列，并且遠高于所投資國CPI。對于中國的外匯儲備有過度掛鉤美元資產之嫌，易綱解釋稱，“目前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只投資了1萬多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投資標的實際上是多元化的。”

　　在2015年8月的外管局分局長高級研修班上，易綱專門強調，下一階段要繼續加強外匯儲備經營管理，確保安全、流動和保值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