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楊帆

　　新浪財經訊 “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2018第六屆年會暨與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戰略合作簽約”于10月13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全球格局變化下的風險化解與財富管理轉型。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楊帆出席并演講。 

　　楊帆稱，他研究了近300年的金融危機后發現，到現在為止，全球5次大的經濟危機，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是科技創新的最后一個結果。經濟上繁榮以后導致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以后又導致新的科技的創新，現在我們處于第四次周期的后半段，蕭條時期，進入這個蕭條的十年當中。

　　以下為實錄：

　　楊帆：非常感謝大家，感謝50人論壇秘書長和各位嘉賓、各位參與會議的聽眾！

　　今天下午我們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也是一種機遇，從某種程度上我來研究這個問題可能是一種責任所在，我不僅是中國人壽集團的法律總監，戰略規劃這一塊也是我長期經營的，在金融IT這塊管了30年。談這個問題，我自己感受非常深，劇變、風雨飄搖，確實是這么回事。我們國家從政策大力支持到現在審慎管理。現在不管是業內上上下下，金融公司也好，科技公司也好，大家感到無所適從的狀況，這種情況下我專門做了專題研究，準備了8個小時的課程，200個PPT。有限的時間我只講幾分鐘時間，我覺得現在關鍵要把什么問題講清楚。

　　互聯網金融，包括我們金融科技到底現在應該怎么準確定位的問題，在風雨飄搖中回歸初心，回歸哪個初心的情況下，不僅是一個國家戰略問題，也是企業定位的問題，甚至個人從業職業要考慮的重大問題。

　　我研究了300年的金融危機，到現在為止全球5次大的經濟危機，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是科技創新的最后一個結果，到第四次是IT，第五次是以生物技術、基因這塊為導向的，都是科技創新導致經濟上的繁榮，經濟上繁榮以后導致我們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以后又導致新的科技的創新，現在我們處于什么階段，處于第四次周期的后半段，蕭條時期，進入這個蕭條的十年當中。

　　2018年，按照過去60年一個長周期率，由于信息技術的發達，有可能縮短這個時間，未來這10年當中，它可能給科技一個最大的變革性的促進，我說這個話什么意思，意味著我們在這個蕭條時期科技創新會刺激我們經濟來擺脫我們上一次從2008年到現在的危機，蕭條期以后進入繁榮期，這是最重要的，把握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第二個，美國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產業轉移，他們把所有的高科技、產業鏈的高端全部留在本國，把低端、中低端全部轉移國外，他們留下金融和高科技，他們期望用金融促進高科技的創新和發展，掌握產業鏈的高端。這就說明一個什么問題，在科技創新當中，金融科技創新的戰略地位其實是一個國家戰略問題，就是把金融和高科技結合起來，他不是一個企業，而是一個國家戰略，正是因為這樣，美國不管是數字貨幣各個方面的法律，包括日本、歐洲都走在我們國家前面。

　　剛才沈先生說我們的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在全世界處在領先地位，實際不然。三個層級，我們在底層、在技術層方面跟美日歐相差很大，但是我們在應用層，中美可以并駕齊驅。我們在場景方面是第一，需求對市場推動力更大。如何利用我們的市場需求來推動我們金融科技底層和技術層的發展，這非常重要。作為國家金融科技創新我要講的一個主題，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國家金融科技的戰略，企業要有金融科技企業的戰略，哪怕個人也要有這樣的戰略。如何做，整個方案，到底我們的突破點、創新點、落地的方案，比如剛才光大銀行的都講了很多東西，但是這個邏輯在哪個地方能夠串起來嗎。比如銀行怎么去突破，我個人怎么去突破，國家怎么突破，有沒有清晰的方案、具體路徑的舉措，我講8小時、200個PPT，專門把這些東西形成一個可落地的方案，這個方案有依據有框架有措施有路徑，但是更強調的是我們作為國家金融戰略方案應該怎么去做。這是我今天要闡述的思想，謝謝大家。

　　在說國家層面之前我還想先羅嗦幾句針對當前各位已經說的話題。我在國有金融機構股份制銀行里做了差不多30年，我參與了人民銀行電子銀行清算系統的開發，移動安全可信支付系統的開發，包括我們中國人壽企業年金清算系統的開發，恰恰在某種程度上對我們系統開發這一塊非常熟悉。

　　我1996年在全國最早提出銀行電子錢包的概念包括系統開發的時候。現在我在做一個項目，肯定在電子錢包上更加超越這個概念。剛才你們講到智能投顧，中國沒有真正的智能投顧系統，兩個最關鍵的問題，第一，T+1不是T+0，它無法去做真正的智能投顧。第二，單邊市場，只能做多不能做空。但是我知道一家公司做了個智能投顧軟件，我們的收益率能夠達到超過AlphaGo的兩倍，我們的回撤率只有1/3，而且我們不僅在股票市場、基金市場、環境市場，而且在振蕩上千倍的比特幣市場上都取得可喜的成就，現在從百萬級資金進入了千萬級資金的實測階段，年底就會走到過億階段。

　　第二，手機銀行這一塊怎么來定位、怎么來開發，它存在很大的問題，我們首先考慮它，依然是按照我們從B到C還是C到B來開發這個手機銀行，這個問題又涉及到后面你是一個設備，你是擺在它的前端、中端和后端。再下去你才能夠決定它的流程梳理，你是在哪個環境去突破它，讓客戶的體驗更好。做手機銀行這個概念目前來講必然是移動化，必然是一個方向，但是作為中小銀行和國有大銀行，同樣在手機當中，有可能我的落地點不同，獲客包括管理的方式都不同。如果這些問題沒有把握準確，有可能我不如像一個科技金融公司技術上去突破更好，因為作為金融公司，我們更多的是從金融業務流程、從產品的功能這個角度去創新。

　　我另外指導一家公司做區塊鏈，跟海關總署簽協議了，把海關整個通關全部一體化，現在我們可以做到雙方交易從意向到簽協議，所有的過程海關和商業銀行全一清二楚。

　　我是痛感在國有企業里創新的艱難的，所以我為什么做那個東西，做出來東西要幫助企業和個人到底怎么樣進行金融科技創新，我創辦籌備了八家金融機構，也參與了至少不下于20個金融創新項目的開發。站在企業端和個人端來講，可能不定我的長項，所以我就覺得站在國家這個層面，我怎么樣從技術上從政策環境方面從法律方面支持給企業和個人科技金融、金融科技創新更好的一個基礎，這就是我要考慮的問題。在這個時候，在大蕭條的階段，有可能使我們金融科技技術爆發產生迭代創新，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區我要在深圳、上海搞國際金融中心，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抓哪幾個技術比較好，國家也是一樣的，我有我的重點，抓不到這個重點，你這個技術迭代就不可能創新儲量，這是最大的機遇，危機來了，蕭條來了，企業也是這個問題，怎么去做。在這個過程當中，由于我們國家最大的是長處是應用層的開發，我根據應用層找到我們恰當的場景，鼓勵企業和個人在這個方面根據場景去進行底層和技術層的開發，應該說是正確的方向。

　　但是作為企業來講，到底在這個方面有什么特長，比如光大銀行，比如京東。我到京東考察過很多次，京東在我的場景當中拉出哪些非機構化的數據，我可能根據現有的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這塊能夠得到哪些方面的東西，跟別人不同的突破，那我就一定可能后來居上，京東金融不敢說超越騰訊和阿里巴巴，但至少能夠跟得上他們。

　　作為國家在這個過程當中，國家相關的政策現在怎么約定的，到底作為科技金融公司，是處于中介信息的定位，還是經過技術開發已經變成金融信息的性質，如果定義了金融信息這個階段，那我就定位是金融機構金融業務了。如果我是光大銀行，我要做到創新，我已經走入了中介信息這個范疇了，這個情況下我是不是要向工信部申請相關信息的牌照和資格。作為國家來講，金融科技創新是不是做了一個規劃，需不需要定義一個國家金融科技創新的目標，我這些目標包括哪些范圍、哪些具體目標，我是根據美國和以色列他們綜合提出的一些目標，這些目標并不一定科學，不準確，但至少有一個。作為科技創新，特別作為金融科技創新，目前比較成功的科技創新是美國的硅谷。深圳要搞金融中心，上海要搞國際金融中心，在科技這方面能不能搞個金融科技硅谷，根據硅谷的模式，產學研，大學、技術產業、風投公司、基金、市場轉化，你能不能跟上去，有沒有國家和政府推動幫助這些科技創新，哪怕從基礎設施上的一些平臺，相關的政策，稅收優惠政策、法律監管政策，你怎么把它落地，這是金融科技企業，當然金融機構相對容易，特別是科技企業，金融科技怎么給他優惠環境，少違規、不違規，更重要的我們能不能建立一個全球的金融資源合作資源的引入體系，體制內體制外的合作體系，等等，最重要的還是要改變我們的思維，培養人才，建立國家的大數據庫。我的結論，我們要上一個臺階，我們需要大匯合，大匯合是我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來的一個概念，不要再匯合，再匯合就是把原來的體系全部推翻。

　　我就說到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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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長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