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橫豎都是“死”，就專門找了一個歪理氣他：“你炒不了我的魷魚，得讓人事部長來炒我，因為手續是人事部長才能辦。”他氣得摔門而去。我雖然也憤怒異常，但因為要堅守著“決不說老板的壞話”的承諾，于是獨自一人關著門呆坐了老半天，等心情稍微平靜了一點之后才出來，終于忍住沒有在中日兩國技術人員面前說他一句壞話。

　　事情過了兩天，人事部長既沒有找我，岡本也照常叫我去談工作，好像什么事也沒發生過一樣。原來，他根本沒有同人事部長講要炒我“魷魚”的事。

　　從那以后，我們幾乎形成了默契，岡本照常在大庭廣眾之下整我。但是，只要是被老板冤枉的，我在同老板獨處時也會整他。這樣整來整去，一下子就過去了8年，公司的年營業額增長到52億日元，我的頭銜也早從一個辦事員變成了中國事業部部長。

　　直到我徹底離開公司的時候，岡本才在只有幾個元老參加的送別宴會上說：“你是我遇到過第一個對原則不依不饒的人，也是唯一一個沒有講過老板壞話的外籍員工。”

　　尊重與老板共患難之人

　　作為職業經理人，如何對待他們老板身邊的“紅”人，那是一清二楚。然而，對在老板身邊的“難”人，是否也能一清二楚，胸有成竹？它不僅直接反映出一個職業經理人真正的能力和品格，同時，還隱然關系著職業經理人的“生死存亡”。

　　這些“難”人，雖然對企業的前途甚至業績，可以說完全無足輕重，但是，難就難在他們像一個秤砣，正好系在老板的心上，長時間沒有摘除。并不是不想摘除，而是老板擔心，一旦摘除了，會使自己的心理失去平衡。職業經理人如果不小心被這種“難”人粘上了，最終，不僅可能被“揮淚斬馬謖”，還得被老板憤怒地罵上一句：“這小子的心，簡直窄得不能容忍一粒沙子。”因為老板既不允許增加秤砣的重量，更不允許別人在自己的心理底線上晃悠。

　　我剛進公司那會兒，因為外籍員工太少，公司還無法為我獨立地設一個部門，我只好暫時屈尊做了行政科長飯田的副手。

　　這位飯田老兄，五十掛零，雖然學問不深、水平不高、能力不行，但他處處以元老、功臣自居，根本不把后來的新員工放在眼里，即使對方任職部門經理、甚至副總經理也是如此。

　　這位仁兄喜歡到處指手劃腳，該他管的他是當仁不讓，不該他管的也要橫插一腿。很多部門經理對他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而且，被他趕走的人也不在少數。

　　我做他的副科長一個多月，就幾乎印證了大家對他的看法。而最讓我頭痛的還是他對于我的日語吹毛求疵。

　　日語有簡體、慎重體和敬體之分，這對于外國人來說，能熟練運用簡體和慎重體就已經非常不容易了。特別在企業中的男性員工之間，幾乎全都使用簡體。當然，同老板講話時，男性員工還是盡量講慎重體，但那已經構成了一種無意識的語言習慣。

　　由于我是外國人，雖然有時跟老板談話時非常注意使用慎重體，但在談工作時要力求表達準確意思，經常是心里想著說慎重體，但從嘴里出來的卻是簡體，老板也只是一笑了之，并不以為是我不敬。

　　可飯田卻完全不同，每當我將慎重體說成簡體的時候，他不是立馬翻臉訓斥，就是故意反問我說的是什么，他聽不懂。越是有日本人在場的時候，他越來勁，時常讓我恨不得大耳光子給他扇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