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消息，全球財富管理論壇2023年會于3月18日-19日舉辦，本次會議主題為“以高水平開放應對全球變局”，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史耀斌發表主題演講。

　　史耀斌表示，國內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經濟持續回升的基礎還不牢固。面對全球變局必須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善于化為危機，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史耀斌強調，當前經濟持續回升的基礎還不牢固。一方面，要堅持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高效統籌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與合作。另一方面，也要為全球穩定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一是穩底盤，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可靠性；二是暢渠道，加快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三是強動力，推動重點領域對外開放；四是促活力，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以下為發言全文：

　　尊敬的樓繼偉理事長、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

　　非常高興今天能夠參加全球財富管理論壇2023年年會。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作為全球性的智庫組織，在推動經濟金融領域的國際間對話，打造常態化的對話溝通平臺，增進理解互信、互利合作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而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從目前的形勢看，我們正在經歷大變局時代，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是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更加主動、更為安全的對外開放，是適應高質量發展的必然方向，更是在大變局時代下，為光明前景凝聚更多確定性的重要力量。

　　今年全球財富管理論壇將這兩個關鍵詞融合在一起，設定了以高水平開放應對全球變局的主題。我個人認為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借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三個方面的體會：

　　一、對外開放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世界。

　　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是促進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們目睹了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強勁動力，也親眼見證了打開國門，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發展紅利。我們堅信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推動外部的循環轉變，提升對外的開放水平，從引進來為主變為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從擴大出口變為鼓勵出口和增加進口并重。從沿海局部地區開放變為整體開放，從貨物貿易為主變為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共同發展。從融入和適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為主變為參與甚至引領投資和貿易規則制定。

　　2022年，中國已經成為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連續第6年保持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的地位。中國的服務貿易額自2014-2021年連續8年穩居全球第二，利用外資規模多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2019年，中國居民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美元，2022年保持在1.2萬美元以上，同時對外開放也讓世界共享了中國自身發展的巨大紅利。2013年-2021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38.6%。我做了一個小的歸納，這個38.6%，從貢獻率上超過了G7國家貢獻率的總和。

　　新冠疫情爆發以后，在全球經貿環境動蕩的大背景下，中國高效的統籌了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推動了復工復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穩定生產和出口，生產總體穩定，出口表現強勁。應該說，我們為各國提供了物美價廉的工業制成品，也促進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暢通運轉，特別是發揮了超大市場規模優勢，積極擴大進口，為改善國際的供求關系，促進全球經貿發展做出了中國貢獻。

　　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強有力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居民總體消費規模持續擴大，消費的結構加快升級，工業化、城鎮化持續推進，為世界產業新技術的變革、孵化和進步以及經濟新動能的產生、應用和發展都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這是第一個體會。

　　二、全球變局對全球治理體系提出新挑戰。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從高潮轉向低潮，地緣政治沖突愈演愈烈。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增速放緩，大國奪鏈的博弈加劇，脫鉤、斷鏈暗潮洶涌，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布局由“成本至上”轉向成本、市場、安全等多因素并重。大國的博弈驅動了國際分工秩序重構，為世界經濟發展增添了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從國際上看，目前的全球治理體系已經難以完全適應發展的需要。現行的全球治理體系是二戰后形成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和很大程度上，這一全球治理體系維護了世界的和平和發展。

　　隨著世界經濟發展失衡，全球貧富差距擴大，民粹主義浪潮的興起，冷戰思維重新活躍，挑戰了多邊主義規則和包容性增長的模式。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了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反向制約了生產力的進步，造成全球變局。從本質上看，全球變局是世界范圍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不相適應的結果。

　　以全球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為例，在現有框架下，世界各的財政貨幣政策缺乏深層次的溝通協調，特別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導致了全球金融治理框架缺乏內在的穩定性，全球經濟因此遭受多次的劇烈沖擊。

　　當下，高通脹的陰影席卷全球，全球加息潮增加了國際市場對經濟的悲觀預期。全球的債務水平維持在高位。我們也看到，目前美國的部分銀行和西歐的部分銀行已經顯現了運轉和信用的難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已經陷入了債務困境，制約了全球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實施空間，降低了宏觀經濟政策應對全球的經濟沖擊和衰退的有效性。

　　從國內看，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孕育著可供世界借鑒的一些積極因素。

　　以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為例。我們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發揮了宏觀調控的職能，通過國務院的金融穩定委員會，人民代表大會的預算審查監督和金融工作情況監督等諸多協同機制和方式、方法，加強了對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宏觀指導，促進了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協調聯動，使得財政能充分發揮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兼顧了當前和長遠的目標。

　　又使得貨幣政策保持了穩健和流動性的合理充裕，堅持不搞大水漫灌、不透支未來，共同服務于國家的整體戰略。

　　這些方面有一些例子可以對比，比如說近年來針對中小微企業的輔助政策，既有財政貼息的貸款、稅收減免、延長稅期、稅制優化、轉移支付等等財政政策，又有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的支持工具，“支農”、“支小”的再貸款、碳減排的支持工具，綠色貸款等結構性的貨幣政策。雖然在這些方面還有很多的優化空間，但是兩大政策大體保持了同頻共振，同向發力，共同推動了中國經濟鍛長板、補短板。2022年底，中國政府法定債務負債率為50%處于世界較低的水平。

　　2022年，中國的消費價格指數增長了2%，處于合理水平，中國經濟的恢復性發展得到有力支持和保證。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就是要在正確研判國際國內形勢，預判未來發展前景的基礎上，規劃確認出對外開放的路徑和方式，據以決策近期和中長期的發展安排，并且將具體的措施落到實處。

　　三、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推動高質量發展。

　　當前受國際政治經濟局勢持續動蕩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外部環境更加復雜嚴峻。國內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經濟持續回升的基礎還不牢固。面對全球變局必須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善于化為危機，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一方面要堅持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高效統籌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與合作，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增強中國經濟的韌性。

　　另一方面，在努力追求自身發展的同時，也為世界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為世界經濟發展增加確定性，注入穩定性，為全球穩定和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在這方面，我理解未來要做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穩底盤，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

　　國內大循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主體，穩定國內經濟的基本盤也是在穩定對外開放，開展國際循環的“底盤”。要努力擴大內需，在經濟的恢復發展中同步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和意愿，逐步形成消費拉動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擴大有效投資，選好投資方向，發揮好政府投資和政策性金融等的作用，撬動和帶動民間投資。

　　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必須立足于強大的國內大循環，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以可持續的需求牽引，優質有效的供給，以自主可控的供給滿足創新引領的需求，著力提升全要素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潛力。

　　一是以國家的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通過人大的預算、審查、監督、國有資產管理、財稅立法等等治理機制，充分發揮宏觀經濟治理政策的引導和統籌功能，推進預算審查監督的重點向支出預算和政策拓展，來強化對政府預算的全口徑審查、全過程監管，不斷增強國家重大戰略任務的財力保證，確保重大戰略、重大政策、重大改革舉措貫徹落實。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科技、社會、區域等政策之間的協調聯動，增強市場的主體信心，增強具體政策的針對性、協同性、時效性和執行力，依法加強政府的債務監管，促進經濟總量平衡、結構優化、內外均衡、風險可控。

　　二是加快科技創新和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堅持把基礎研究擺在更重要的位置，打通科技、產業、金融循環存在的堵點，提高發展質量、動力、活力和安全性。

　　三是全面提升產業體系現代化水平，推進現代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金融發展，做大做強集成電路、新能源等產業，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前瞻性布局未來產業的新賽道，推動重點產業轉型升級。

　　四是加快建設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推進城鄉融合、區域協調發展，有釋放中國作為超大經濟體所蘊含的規模經濟巨大空間，進一步推動國內市場的高效運行。

　　（二）暢渠道，加快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暢通內外循環是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必然要求，是打造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一環，構建雙循環暢通的發展格局，要進一步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黏和度，要著力打通影響“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堵點，防止內外循環脫鉤。

　　在這些方面，有這么幾點考慮：

　　一是加強制度性的開放頂層設計與國家發展戰略一體規劃、一體推進，結合加強法治建設，研究推動國有資產的綜合立法，完善財政預算的法律制度體系。我們還要推進稅法典的編纂，加強基本公共服務保證標準體系的立法研究，提高中國規制的科學性、法定性，積極做好中國管理、中國規則、中國標準的發展規劃，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

　　二是完善負面清單制度，更好地厘清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的關系，進一步破除制約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體制、機制障礙，深度參與世界銀行全球營商環境新評估體系的建設，穩步推進對標國際一流標準，優化營商環境改革，打造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打造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和全面開放的新發展格局。

　　三是與國際市場對接規則、協調規制，發展好自貿區和海南自貿港，發展新型國際經濟合作機制，堅持“漸進式”開放思維和“以點帶面”的改革方式。發揮自貿區和自貿港壓力測試實驗室的作用，探索開發新舉措，同時，努力為解決全球治理問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提供更多制度性的公共產品。

　　四是加大財稅幫扶力度，提高中國企業打入海外市場和供應鏈中高端的能力，提高參與和構筑全球供應鏈的主動權。依托“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重構，促進與沿線國家核心生產要素、區域優勢資源、產業鏈上下游環節的有合作，深入挖掘《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市場潛力，在RCEP框架下構建區域市場生產網絡和金融體系，適時推動《協定》升級。

　　（三）強動力，推進重點領域對外開放。高水平的對開放必須抓住、抓穩新一輪生產革命的脈搏，加強金融服務業和數字經濟等重點領域的開放水平。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一是加強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規劃和建設等，進一步推動政府、科技公司、實體企業、金融機構等多方主體的深度合作，打開數字領域國際合作的新局面，優化數字化發展國內國際兩個環境，夯實數字經濟的發展基礎，用足、用好中國龐大的數據資源。

　　二是堅決遏制金融服務業等領域壟斷格局，推進相關行業向社會資本開放，營造與高水平開放相適應的行業制度體系環境，深化產業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持續提升產業和市場機構的國際競爭力，打造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并且主動融入全球科技和創新網絡，深化國際交流合作。

　　三是配套構建中國特色重點領域的治理框架，完善法律體系。比如說做好對國際稅收雙支柱方案等在內的配套財稅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實行，健全系統性風險的評估、防范、預警和金融風險處置機制，特別注重對跨境資本流動方面短期“熱錢”的監管，統籌擴大開放與維護安全。

　　（四）促活力，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已成為應對全球變局，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當務之急。

　　一是進一步運用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東盟與中日韓、亞太經合組織等多邊合作平臺，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的溝通協調，加大對全球發展倡議資源的投入，提升對全球重大議題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二是加強參與標準、法律、物流、貨幣等領域國際循環支撐體系建設，特別是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有效改革，倡導多元儲備貨幣方案。

　　三是進一步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積極參與國際稅收改革和全球稅收治理，積極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積極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努力為世界提供更多的機遇，為國際合作注入更多的活力。

　　各位嘉賓，我們要以持續推進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為抓手推動高質量發展，積極應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推動完善和發展國際秩序規則，構建全球治理的新格局。

　　高水平對外開放是一個內涵和外延持續深化拓展的概念。全球變局的外部環境也在持續變化，中國的高水平對外開放應當著重深化拓展哪些領域？如何積極地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好地應對世界變局？如何以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國內和世界發展提供更多的動能？如何在全球化逆流中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如何協調財政貨幣政策更好地支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并且如何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構建全球治理新格局等。

　　我自己認為這是我們今天的論壇乃至以后很長一段時間之內，需要各方面大家深入思考，一起進行探討，更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深化的一些認識和問題。

　　我們也愿意和全球，國內國外的專家和機構一起認真研究、探討、深入思考。

　　我就發言到這里，謝謝大家！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

責任編輯：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