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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1日，《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正式公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對“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作了具體部署。《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如何處理，是需要基礎性制度安排的。

　　財稅體制當屬這樣的制度之列。與2013年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單列一部分不同，2024年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在“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部分集中闡述“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凸顯財稅改革之于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性。二者都給財稅改革較大篇幅，前者有九百多字，后者八百多字。

　　財稅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2024年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必須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由此可見財稅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密切關系，也說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由此也可見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的重要性。

　　財稅改革一脈相承

　　從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具體部署來看，2024年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與2013年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一脈相承的，均覆蓋財稅主要領域，涵蓋預算改革、稅制改革和政府間財政關系改革等財稅主要領域。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

　　財稅改革從來不只是財稅部門自身的改革。財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一定位仍然需要進一步加強。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就是要對照現行體制與財政定位的差距進行改革，最終建立起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現代財政制度。這樣的現代財政制度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具體改革部署來看，預算改革、稅制改革、政府間財政關系改革都有值得關注的重點和亮點。

　　預算改革

　　預算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健全現代預算制度。《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所公布的改革具體方案明確：“健全預算制度，加強財政資源和預算統籌，把依托行政權力、政府信用、國有資源資產獲取的收入全部納入政府預算管理。”這體現了現代預算制度的全口徑要求，是有利于財政資源統籌的。依托行政權力、政府信用、國有資源資產獲取的收入全面納入預算管理，將從根本上解決政府隱性債務問題，解決現實中國有資源資產收入秩序不夠規范的問題，對于健（金麒麟分析師）全預算制度有著重要意義。

　　改革方案指出：“加強公共服務績效管理，強化事前功能評估。”預算績效管理改革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同時績效管理改革難度仍然很大，績效管理目標的確定、績效評估的方法選擇、第三方如何參與績效評估等都是難題。強化事前功能評估，可以最大限度促進財政資金的節約。

　　改革具體方案強調：“深化零基預算改革。”眾所周知，零基預算改革難度極大，罕有成功案例。零基預算改革需要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各方阻力極大，改革方案提出深化零基預算改革，充分顯示改革的決心。事實上，也只有在經過前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上，深化零基預算改革才有基礎才有條件。預算改革是啃硬骨頭的改革，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是在直面難題。毫無疑問，預算改革到位，必將大大提升財政資金效率，推進財稅的現代化。

　　稅制改革

　　關于稅制改革，《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所公布的改革方案，給出了稅制改革目標的定性要求，即健全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這樣的稅制將在促進經濟效率、社會公平和高質量發展上擔負重要角色。

　　高質量發展是當下重要任務，各方舉措均應為此出力。稅收在社會公平上可以發揮作用，特別是直接稅更是如此。市場統一從根本上看是一個經濟效率問題。在市場分割的狀態下，市場統一是提高經濟效率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稅制不僅不能阻礙市場統一，相反還要在推動市場統一上作出貢獻。

　　具體方案繼續強調：“優化稅制結構”。稅制結構既包括直接稅與間接稅之間的比例問題，也包括不同稅種的組合問題。具體方案提出的“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可圈可點。隨著數字經濟發展和新技術的運用，新業態已經出現，稅源已經發生變化，稅制需要與時俱進。適應經濟社會變遷所帶來的稅源變化的需要，稅收制度應該讓稅負更加公平合理，讓財政收入更加充分。這樣的稅制與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要求是一致的。如何更有效地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科技創新，需要制度創新，稅收制度都可以發揮積極作用。

　　改革方案指出，“健全直接稅體系，完善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經營所得、資本所得、財產所得稅收政策，實行勞動性所得統一征稅。”直接稅制是現代稅制的鮮明特征。健全直接稅體系，就是要讓中國稅制更具有現代化特征。為此，包括所得稅、財產稅等稅種體系在內的直接稅體系，都需要進一步健全。2019年建立起來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還需要進一步改革，以更好地體現公平與效率的要求。改革方案要求“深化稅收征管改革”，這對如何進一步提高稅收征管效率，降低稅收征管成本，優化稅收征管組織方式等都提出了新要求。

　　央地財政關系改革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所公布的改革方案，明確了央地財政關系改革的具體任務。這部分文字占“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篇幅超過一半，說明此項改革在財稅改革中的分量重，是財稅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方案給央地財政關系的目標作了定性，即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

　　具體方案直面地方自主財力不足的問題，提出“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是增加地方財力的最有效辦法之一。目前，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的年度規模已經超過10萬億元。因此，改革方案提出：“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清理規范專項轉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提升市縣財力同事權相匹配程度。建立促進高質量發展轉移支付激勵約束機制。”這里既有規范財政轉移支付的內容，也有財政轉移支付結構優化和轉移支付激勵約束機制的建立的內容，還強調市縣財力同事權的匹配度問題。

　　改革方案提出：“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和抵扣鏈條，優化共享稅分享比例。研究把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為地方附加稅，授權地方在一定幅度內確定具體適用稅率。”這都是增加地方自主財力的重要舉措。對此，需要重新認識地方稅。事實上，只要稅收收入歸屬地方，那么這樣的稅就是地方稅，并不需要強調收入只歸屬于地方的才是地方稅。改革任務要實現，需要加快消費稅改革，才能把征收環節后移之事做好。

　　改革方案要求擴大地方專項債券支持范圍，直面當前地方債券資金使用效率亟待提高的難題。改革方案注意完善政府債務管理制度，直面風險防范難題。改革方案提出的“規范非稅收入管理，適當下沉部分非稅收入管理權限，由地方結合實際差別化管理”，是尊重地方財力自主權的重要規定。改革方案提出“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強調了中央的事中央提供資金，這有助于央地財政關系的進一步規范。加強中央事權，從大國實際出發，可以更好發揮公共服務提供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優勢。中央事權原則上地方不提供配套資金，可以讓中央事權的實現更規范，讓地方更加聚精會神進行地方治理，符合現代國家不同層級政府分工合作的要求。

　　（作者楊志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著有《新中國財政政策70年》《大國輕稅》《現代財政制度探索：國家治理視角下的中國財稅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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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江鈺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