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前，經歷了15年的漫長談判。

　　1992年10月中方進入實質性談判，即雙邊市場準入談判和圍繞起草中國入世法律文件的多邊談判，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霍建國則是在1993年下半年開始參與，彼時他在國家經貿委工作，并在1997年任國家經貿委外經貿司副司長。

　　在入世的談判階段，“基本一年跑一趟，有時是跑日內瓦，有時是在國內談。”霍建國在中國入世20周年之際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 “每一個領域的談判都很艱苦，談得也很細，后期的難度是最大的。”

　　2003年國務院機構調整后，霍建國曾先后任商務部商貿服務司副司長和對外貿易司副司長，2007年4月任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會長，2009年10月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2012年任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

　　談到中國加入WTO20年來對全球的影響，霍建國表示：“2001年入世時，我國貿易規模大約5100億美元，進出口平分秋色，出口2600多億美元，進口2500億美元。到現在，我國進出口外貿額達4.6萬億美元，其中出口和進口分別為2.6萬億美元和2萬多億美元。這么巨大的進口規模增長，也是對世界增長的貢獻。”

　　后期談判難度大

　　第一財經：中國入世前經歷了“長跑談判”，如何評價這15年的談判歷程？

　　霍建國：大致以1995年為分界線，劃分為兩個階段。在此之前是復關談判，在此之后為入世談判。從內容上來說，這兩段時期也各有側重。

　　前期基本上是接觸和溝通，沒有現場談判，只是一些文字往來，即對方提出問題，我們進行答復，也就是“問卷時代”。1992年談判節奏加快，但最終沒有在1995年之前解決問題。雖然我們的目標是在1995年前恢復關貿總協定（GATT）成員身份，但礙于歐美限制，就拖到了1995年之后，因為歐美希望對我們施壓，在市場開放上做出更多承諾。

　　1995年后，談判內容多數集中在市場準入。后期談判比前期更為艱難。前期談判其實不取決于談判團隊，而是取決于黨中央和國務院是否接受那些外方要求。1993年，我國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解決了市場化領域內容，隨后進行市場經濟改革。這些改革，在國內看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客觀需要，從外部看來，實際上解決了和WTO所要求的規則對接問題。

　　同時，后期談判涉及市場開放，歐美的胃口較大，又要金融（開放），又要保險，又要電信，還涉及很多具體商品，有關心稀土的，有關心大豆的，有關心棉花的，有關心糖和化肥的，側重點都不一樣。

　　所以，從難度上看，前半部分的制度性對接是國家決定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果斷決定推進改革，很多問題從國家層面就解決了。而談判團隊在解決前一階段問題時，有時候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必須帶回來上報國務院，由國家統一部署改革。盡管在前方參加談判的代表團，各個部委都有代表，但是在最終決策中的授權有限，談判變得比較復雜。

　　后期談判的針對性和難度就更大了，涉及的都是實際內容。比如，一些經濟體要求中國汽車關稅大幅度降低，我方主張降到25%的水平就不能再降了，但對方仍然堅持更多要價，最后只能降低大散件的稅率。每一個領域的談判都很艱苦，談得也很細，后期的難度是最大的。

　　第一財經：談判期間有哪些到現在仍然印象深刻的時刻？

　　霍建國：我真正印象比較深的事情，是在1994年下半年。關貿總協定在1995年1月1日轉為WTO，我們希望在復關談判結束后，以原始締約方身份參加WTO。但是我們沒有完成談判，最后一次談判時，龍永圖（中國復關及入世首席談判代表）也很不高興，但我們心里很清楚，就發了一個聲明，說中國該盡的努力已經盡到，基本可以結束談判，至于最后沒有通過，是各種原因造成的。實際上，是美國沒有拿到實際利益，所以不同意中國進入，因此可能錯過了最佳時期。

　　再之后，就有很多關于市場準入各方要價的談判，國內還需要平衡各個部門的利益。所謂的“利弊之爭”更多來自工業部門和國內的一些特殊領域，他們認為開放會沖擊這些行業的發展，所以國內也有一些矛盾。但是我覺得中央還是比較堅定的，認為入世利大于弊，還是要堅持往前走，最后才得以突破。

　　第一財經：這些擔心在入世之后成真了嗎？

　　霍建國：影響還是存在的。但是，談判過程中我們就考慮到了可能產生的沖擊，對一些領域的開放做了特殊安排，比如金融和保險業都是分年度開放的，每年有不同內容，一共有八年過渡期。過渡期的安排是把最艱難、最困難的部分放在最后開放，這樣就有效緩解了沖擊。

　　同時，在汽車和金融等領域，我們強調不能讓外方控股，這也是一個比較有效的辦法。應該說，我們守住了一些底線，堅持了一些原則，但為了解決問題，也在一些方面做出了一些靈活安排。比如，我們在文化領域的開放還是比較謹慎的，但考慮到好萊塢的一些電影在國內也有市場，就在電影的開放上做了一些安排，允許每年進口20部好萊塢大片。這都屬于一種平衡。

　　入世堅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

　　第一財經：中國加入WTO這20年，WTO規則如何影響中國經濟和全球貿易？

　　霍建國：中國加入WTO，通過談判了解多邊貿易體制的規則，在管理體制上的認知程度有所提高。我們接受了公平競爭的理念，比如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一些無歧視性政策。我們也通過修改國內法律法規和WTO要求基本對接，刪除了具有明顯歧視性的政策，更正了一些不規范的地方，法律法規修改量很大。

　　入世后，由于中國對接了國際通行的多邊貿易體制規則，我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提速，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深度融入國際市場的過程加快。一些經濟體會說，入世帶動中國成為全球出口大國，好像只有中國從中受益。但實際上，我認為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中國的確擴大了出口，獲得了很多外匯順差。但另一方面，進出是平衡發展的，雖然是有順差，但進口也在增長。

　　同時，中國也給外資和跨國公司提供了投資場所。中國綜合國力提升，收入上升，能力也上升，任何外資企業進來的市場都是廣闊的。這反映了我國外向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并不是所謂的“搭便車、撿便宜”。

　　另外一條經驗是，入世堅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中國認為，擴大開放、引入公平的競爭機制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開放促改革方面，我們獲得了更有效的經驗。所以，入世后我們也采取了一些自主開放措施，比如銀行業的開放早已超越了在WTO的承諾，也自主降低了一些關稅。還有很多領域也都在不斷推動擴大開放，這說明，我們認識到開放是有效的，開放可以倒逼國內改革，促進國內經濟發展。

　　第一財經：中國加入WTO20年，目前的WTO也面臨一些改革挑戰，如何看待現在的WTO體系在全球多邊貿易之中的意義？

　　霍建國：WTO是當今國際貿易體系中的一個權威機構，對推動世界經濟發展有很大貢獻。這套規則體系是目前規范全球貿易投資最有效的體系。

　　中國的加入意味著中國愿意走向世界，愿意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如果不加入，中國就只能依托國內市場自己發展，這不是中國的選擇。我們選擇的是“雙循環”，是國內國際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這里實際上就涉及一部分開放的內容。

　　加入CPTPP更有挑戰性

　　第一財經：加入WTO和現在我們要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相比，哪個更具挑戰性？

　　霍建國：相比較之下，加入CPTPP更具挑戰性。加入WTO時的障礙集中在市場準入方面，而在管理體制等方面的對接上我們可以克服困難。

　　雖然CPTPP也有市場準入方面的要求，比如關稅減免目標是95%，基本要求服務業全面開放，但更復雜的是其規則體系。CPTPP有30個章節，前十幾章與WTO原有規則體系重合，比如關務和貿易便利化、原產地規則和程序等，這都是比較好處理的內容。最后幾章則是爭端解決和最后條款等保障措施條款。

　　但中間有8個章節值得關注。第14章是電子商務，第15章是政府采購，第16章是競爭，第17章是國有企業，第18章是知識產權，第19章是勞工，第20章是環境。這些是目前對標起來差距較大的內容。

　　但我認為差距大不是主要問題，還有一個問題是，一些成員方可能會從地緣政治角度考慮。但這些都是次要的，關鍵在于，中國要不要選擇這種路徑。

　　我們對CPTPP的態度，從接受再到現在申請加入，說明我們已經基本認同CPTPP的規則是當今全球國際貿易中最高水平的規則體系，同時我國也在推進高水平開放。應該說，我們的本意是考慮通過加入CPTPP找到自身高水平開放的對標標準，朝著那個方向去努力。

　　至于是否能夠談判成功，這很難預料，可能需要三五年，甚至更長時間。這要看國內改革向CPTPP規則逼近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能通過“邊談邊改”，通過開放承諾來倒逼國內改革，我覺得這是我們的本意。

　　如果能夠加入CPTPP，也為中國外貿企業拓展了新空間。從規模上看，CPTPP的成員方也需要中國。在美國退出后，CPTPP涵蓋的經濟體體量只占全球的14%~15%左右，如果中國能夠加入，這一數字會提升到30%。中國進出口規模龐大，屆時對CPTPP內部的貿易乘數效應會有很大提升作用，且對區域外的影響也會不同凡響。

　　所以，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通過談判可能要對一些敏感領域做出一些保留或者過渡性安排，這也要看高層決心。如果決心要干，也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只是難度肯定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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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