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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于韌 —— 大變革時代的中國信念”2020新浪財經云端峰會于6月8日-10日舉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財辦前副主任楊偉民出席并發表主旨演講。
楊偉民表示，中央認為，我國經濟發展前景向好，但也面臨著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帶來的困難和挑戰，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目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較大壓力。
他強調，在應對短期的外部性疫情沖擊的同時，不應忘記制約經濟發展的長期性因素。在加大宏觀政策力度的同時，要加強財政、貨幣政策與結構性政策的協同，盡力解決好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的問題，激發長期的結構性紅利，至少不能夠惡化目前的結構性、體制性問題。
他提出，要鞏固去產能的成果，堅持有序推進僵尸企業的處置，處置的速度可以放慢，但不能借應對疫情和穩就業，借流動性寬裕之機，再給僵尸企業上呼吸機、繼續輸血。
楊偉民還強調，要積極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通過身份證制度改革，使更多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農民工是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主力軍，也是未來最有可能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預備軍，是形成內需體系的關鍵性群體。
以下為演講實錄：
楊偉民：非常高興參加新浪財經云端峰會。
兩會剛剛結束，下面我就以這次會議的主題“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題目，講四個觀點。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特別是在全球的流行，的確對我國經濟帶來了重大的沖擊，我國發展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但這沒有改變我國今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這個目標是怎么提出來的？我們稍微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之初，小平同志改變了原來到202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提出了更加務實、更加貼近民生的目標，也就是“到2020年人民生活要達到小康水平”。
2002年黨的十六大根據當時已經實現的小康生活，當然還是一個低水平、不全面、發展很不平衡的狀況，又提出了一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也就是到2020年。
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堅持了這一目標沒有變。同時根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不斷地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第一個奮斗目標，第一個百年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振興、“中國夢”的第一步。所以，盡管受到疫情沖擊，這個目標也是要實現，并且是能夠實現的。
首先，要準確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內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全國性的目標，不是地方目標；是全面的目標，是“五位一體”、“四個全面”，全面進步，不是一個單純的GDP和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標，是要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小康，不能夠一邊宣布建成了小康社會，另一邊還有幾千萬人口生活在貧困、扶貧標準以下。
其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經打下了決定性的基礎。2019年，我國經濟總量接近100萬億，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這應該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為當時十六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候，當時大家心里的目標或者預測的目標是到2020年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現在這1萬美元比當初的3000美元整整多出了7000美元，確實是了不起的。
另外，社會零售總額達到了40萬億，進出口超過30萬億，城鎮化達到了60%，居民收入超過了3萬元。總體而言，我國已經基本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
大家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沒有什么具體定量的指標呢？其實就是國家“十三五規劃”確定的指標。也就是說完成了“十三五規劃”確定的各項指標，那么小康社會也就全面建成了。目前“十三五規劃”確定的絕大多數指標都是符合預期的，當然有個別指標難以完成，其中原因之一可能跟原來確定的指標，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服務業占的比重等等。當然GDP的翻番目標，我一會兒再說。
第三，脫貧攻堅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到2020年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是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標志。截止到2019年年底，全國還有52個貧困縣沒有摘帽，還有2707個貧困村，還有500多萬貧困人口沒有脫貧。按照前幾年每年脫貧1000萬人以上這樣一個進度，今年只要落實好脫貧攻堅的政策措施，所以脫貧目標是一定能夠實現的。
此外，全國居民人均收入今年只要增長1.75%，也就可以實現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
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穩企業、保就業就是保增長。
如果沒有新冠疫情，今年應該會提出一個經濟增長目標，但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特別是國際大流行，使經濟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這種形勢下不設增長目標我覺得是實事求是、符合實際的一種現實的選擇。因為相對于經濟增長速度而言，當前更重要、更緊迫的任務是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條件下守住經濟的基本面，守住經濟大局和社會大局。就像總理所說的“留得青山，贏得未來”。所以，中央在“六穩”工作的基礎之上，今年提出的主要任務是“六保”。這里我重點說說增長和就業的關系。
經濟增長和就業是相互促進的正相關的關系，這個大家都清楚。但政策的出發點可以有兩種思路，第一是優先保增長，通過保增長實現保就業。二是優先保就業，通過保就業實現增長。
在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主要實際上采取的是前一種思路。那么政策的出發點或者說主要的政策都放在了怎么樣穩增長或者叫保增長上。所以才有了以4萬億為代表的一攬子的刺激政策。當時的確率先實現了明顯的V型的企穩回升，并也帶動了就業，但是大家也知道，也確實帶來了一些副效果，產能過剩、杠桿率高企等等，所以后來才有了大家知道的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這一次應對新冠疫情沖擊沒有提增長速度，而是提出“六保”，“六保”之首就是保就業，而且提出新增城鎮就業900萬人和調查失業率6%的目標。這就說明政策的出發點更多地是放在了保就業上，因為保住了就業也就保住了增長。只要實現了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的目標，就會實現一定的增長。
我給大家算一筆賬，比如說<如果完成新增就業900萬人的目標，假定每個新增就業人口的年收入是5萬元，這個（目標）其實也是不高的，就會增加4500億的收入。2019年城鄉居民總收入是42萬億，占GDP的42%，這將是分配的一個比例。如果維持這樣一個分配的格局，今年如果新增4500億的收入，那也就意味著會新增1萬億的GDP，那也就是說相對于去年的99.1萬億來講，至少實現了1%的經濟增長。不光是如此，還要考慮到乘數效應，也就是說新增4500億的收入，按照2018年城鎮消費率大體上是66.5%來計算的話，4500億的收入至少會帶動3000億的消費，擴大3000億的消費。擴大3000億的消費，當然又會帶動其它行業的就業和收入的增加，從而最終帶動整體經濟的增長。
所以，僅從新增就業的指標來看，實際就可以實現1%以上的增長。乘數的效應越大，也就是支出的乘數效應越大，帶動的幅度就越大。
同時我認為新增就業900萬的目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主要的就業渠道，比如說新業態的就業、新基建就業、靈活就業、扶貧就業等等，都可以擴大就業。這次政府工作報告根據兩會討論的意見，最后新增加了一句話，叫“合理設定流動攤販經營場所”，光是這一句話就可以顯著地帶動就業。
總理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曾經講“成都此前設置了流動商販攤位，新增就業10萬”。一個城市的一項措施就帶動了10萬人就業。全國有297個地級以上的城市，如果都落實這一政策，可能僅這一項就可以帶動幾百萬的就業，甚至可能就可以完成新增就業900萬人這樣一個目標。而且這一做法我覺得是符合城市規律，符合人民意愿，體現了人民至上這樣一種發展思想。同時也說明中國的結構性潛力、體制性的潛力的確是很大很大。
如果通過新增就業900萬人實現經濟增長1%，按不變價計算，將是2010年的1.91倍。如果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乘數效應，或者說新增就業超過900萬人，使經濟增長達到3%，那么2020年的GDP將是2010年的1.95倍，也就是說實現3%增長，那我們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應該就是基本上實現了。而且退一步講，即使完不成GDP翻番的目標，但是居民收入有增長，像剛才我講的，只要900萬人就業，就會有4500億的收入。同時生活水平有提高。這樣的小康社會人民是會認可的，而且是可以理解。
要保就業還必須要保市場主體，特別是存量就業，必須指望通過保市場主體來實現。政府工作報告講了八個部分，其中一個部分就是專門講怎么保市場主體來保就業。主要的政策包括：
一是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新增減稅降費2.5萬億。
二是強化對企業的金融支持，無論是在解決融資難和融資貴，都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三是降低相關的費用，包括電價、寬帶和專線費、房租等等。
四是優化民營企業的發展環境。其中有一句話特別重要，限期完成清償政府機構、國有企業拖欠民營和中小企業款項。我覺得（這）對民營企業是最實在的一條政策，我們前期在去杠桿，但是確實存在著轉嫁杠桿的情況，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通過拖欠民營企業的款項，給自己降了杠桿，但增加了民營企業的杠桿，增加了民營企業的財務成本。
民營企業和個體戶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只要落實好上面的這些政策，保護好市場主體，就業及其民生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這是我說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應對疫情沖擊的宏觀政策力度足夠大。實現“六保”，黨中央、國務院實行了大力度的宏觀對沖政策，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包括為市場主體新增減負2.5萬億，赤字率按3.6%以上來安排，比上年提高了0.8個百分點，赤字率規模新增了1萬億，同時發行1萬億的抗疫特別國債。地方專項債是3.75萬億，比去年新增1.6萬億。中央政府的投資是6000億，比上一年增加了224億。新增國家鐵路建設資本金1000億。
以上財政政策的總盤子，我算的不一定對，是10.6萬億，相當于去年GDP的10.7%。當然看財政政策是不是更加積極，主要要看增量。以上新增的財政支出和新增的減負合計是6.2萬億，相當于去年GDP的6.27%。我覺得這個力度相當大。
貨幣政策更加靈活適度，沒有提出具體的量化指標，這也是最近幾年的一個慣例。沒有因為疫情沖擊面臨下行壓力加大這樣一個局面而有所改變，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確沒有必要制定一個主要由市場來決定的M2或者社融的總規模的一個具體的指標。盡管沒有提具體的指標，但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要求，就是M2和社融規模增速要明顯高于去年。去年GDP的名義增長是7.8%，M2增長是8.7%，社融增長是10.7%，如果今年M2和社融的增長都明顯高于去年的8.7%和10.7%，相對于今年可能的增長速度而言，比如說3%，那么貨幣政策、貨幣環境應該是相當寬松的。
以上財政和貨幣政策是有力度，但我覺得也是留有余地，是考慮了可持續性。總理在報告當中也講到，要根據形勢變化，這些政策還可以完善。我國政策的空間還是比較大的，相對于世界主要經濟體而言，這個政策空間還相當大。無論是總量性、結構性還是數量型、價格型的政策工具，其實都有充足的“彈藥”可用。
在加大財政和貨幣政策力度的同時，今年把暢通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放到了重要的位置，講了兩句話，這兩句話非常重要，因為在此之前，我個人認為財政和貨幣的傳導機制確實都存在不夠暢通的問題，政府財政增加的支出不一定進入到最需要的地方、最需要的領域、最需要的項目，增加的流動性不一定流入最基礎的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所以，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建立特殊的轉移支付機制，兩萬億資金全部轉給地方，直達市縣基層，這樣就省去了中間環節，可以盡快落實到該保的企業、該保的失業人口、該保的貧困人口以及該上的具體項目。
貨幣政策提出來要創新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這也是一個新的提法。在前期戰“疫”的過程當中積累了一些經驗，要切實貸給那些確實需要金融支持的市場主體。我個人覺得特別是在產業鏈、供應鏈上的關鍵企業，在國際市場有競爭力的企業，在創新鏈上的龍頭企業以及創新型的企業、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等等。
這兩個傳導機制的創新性安排，我覺得不僅對當前，對長遠的發展和改革而言，可能也都是一種積極的探索，或許可以在其中積累出一套適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一個有效的傳導機制。
這是我說的第三個問題。
第四，加快改革，激發結構性紅利。
習近平總書記在兩會期間看望了政協經濟界的委員，在講話當中他強調，我國經濟發展前景向好，但也面臨著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帶來的困難和挑戰，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目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較大壓力。這是總書記的原話。
這里總書記既強調了影響經濟下行的短期性因素，就是新冠疫情，也強調了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等長期性因素，這是中央一直一貫的看法。所以，在應對短期的外部性、（應對）疫情沖擊的同時，我覺得不要忘記制約經濟發展的長期性因素，來加大宏觀政策力度的同時，要加強財政、貨幣政策與結構性政策的協同，盡力解決好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的問題，激發長期的結構性紅利，至少不能夠惡化目前的結構性、體制性問題。
我舉幾個例子，因為時間的關系。比如說要積極培育消費力，解決好長期以來消費力增長滯后于生產力增長的問題。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這次總書記提出的一個新的思路，以國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格局。要鞏固去產能的成果，堅持有序推進僵尸企業的處置，處置的速度可以放慢，但不能借應對疫情和穩就業，借流動性寬裕之機，再給僵尸企業上呼吸機、繼續輸血。
要積極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通過身份證制度改革，使更多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農民工是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主力軍，也是未來最有可能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預備軍，是形成內需體系的關鍵性群體。
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形成逐步探索和形成適應實體經濟的國企、民企、外企多主體不同需要的金融市場結構、金融組織結構、金融產品結構，要平衡好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利益，形成共生、共榮、更加均衡的平均利潤率，防止脫實向虛。
國有金融機構的出資人有關部門要完善考核激勵機制，“完善考核激勵機制”也是總理報告當中新加的。要給銀行放錢，鼓勵銀行敢貸、愿貸、能貸，并合理讓利。
要深化科技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科技創新的關鍵是人才，調動人才濟濟性的關鍵是科技成果的產權。
要加快開展探索為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的試點，推動科技成果盡快轉化為生產力。
當然了我國結構性矛盾還有很多，通過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這些結構性問題就會轉化為結構性紅利，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潛在的長期向好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向好。
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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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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