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產品支出的轉換，哪個地方公共產品供給的越低，房價就越低，這必然的情況，可是我們老覺得我們掙1000塊錢就想在北京的CBD買房子，按現在這個情況看，我們的政策如果不出問題，中國的經濟不會出現冬天，正是因為我們的政策出問題，美國是從三層樓上掉下來，大家覺得他摔死了，中國是從10層樓上掉到2層樓上，大家都覺得還沒摔死。我們降4個點是最高，美國降3個點不是最高，所以我們實際的情況比人家還慘，不僅僅是房地產，如果我們的政策不對人們的消費預期進行調整的話，房地產不但今天好不了，明天也好不了。

　　戴亦一：

　　我補充一下任總講的觀點，美國的房價比是3到6倍，我們中國北京上海在10倍以上，這是一個。另外一個，中國的房價其實跟英國、美國比，我去年在美國待了半年，我在芝加哥地區，實際上有一個用地制度的不同，中國跟美國的制度有一個巨大的不同，所以導致房價不可比。美國有一個物業稅，在芝加哥地區平均是1%到3%左右，如果你的房子市值100萬美金，你每年要交200萬美金的物業稅，在中國就不需要交這個稅，擁有他們的房子看起來價格比較便宜，但實際上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便宜。

　　在中國的市場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一線城市，二線城市，三線城市，四線城市，房地產本身具有地域性，有的地方可能高一點，但是很多地方一兩千塊錢的房子，不能說它房價過高，這里面有一些對比，等一家專家可以講一下。接下來黃總談談您的觀點。

　　黃怒波：

　　按照咱們大會的題目來看，地產業的最大行業風險，剛才任總已經講過了，他談到一個政策的預期問題，我也同意這個觀點，實際中國的民營企業都存在這個問題，就是說政策的不確定性。實際上這次房價的博弈也好，或者說處于低靡狀態也好，我有一個觀點，它帶有很大的政策懲罰性，就是說人為的，它沒有反映真實市場的情況，什么道理呢？中國經濟發展很快，這30年產生了巨大的財富的博弈現象，有的人發展的很快，有的人就掙的少，這個社會就出現了極大的分裂，首當其沖的就是房地產行業，實際上回頭看看，10年也好，20年也好，這個行業在中國成長的是非常健康的，為什么？它是首先走向市場化，之所以走向市場化，在解決了中國城市發展的近10年的住房問題，從很低的平米數到現在這么高的平米數，才滿足了中國城市化發展的需求，我們現在40%多，我們還要往更高的發展。

　　但出現的問題，從政府開始，從去年要打壓房地產，從媒體開始，對房地產商很關注，從公眾開始，從輿論開始妖魔化，最后導致一種合力，一定認為要解決這個行業的問題，就是要擠泡沫，這個跟美國還是不一樣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后面的話意思是我們處在最大的風險就是一種政策的懲罰性的風險當中，沒有按市場真正的規律來。現在的問題就出來了，政府又著急，從去年解決房地產泡沫化的問題，要把房價拉下來，政府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經濟適用房，雙現房，現在要拉動經濟，政府又急了，推出9千億做保障房，安居房，現在的概念很多。一個強烈的信號，就是中國政府現在要給全國老百姓全部把住房解決掉，這個愿望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有一個很深的印象，美國在50年代提出的一個觀點，“我們要在多少年內解決美國居民的住房問題”，但是現在美國的住房問題越來越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