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中國央行的同齡者

　　本刊記者張威/文

　　周小川與中國人民銀行同齡，執掌央行15年，走出了一條即和國際接軌又保持獨立的中國特色金融改革開放道路；執著和耐心，寓改革于發展中，苦心孤詣創造改革機會；在其任上，中國央行蜚聲國際，人民幣邁上國際舞臺

　　年屆70歲的周小川，最有可能在今年卸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結束其最長行長任期，這已在外界預期之中。

　　2018年3月9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會，周小川的發言被外界視為他在正式場合的一次告別。這位已到古稀之年的央行行長滿頭銀發，回顧過去15年的行長生涯，他用一句話概括：“我覺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開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進，很有幸的一件事”。當被追問接班者人選，小川笑答：“你猜呀！”

　　出生于1948年的周小川今年滿70歲，五年前就已到部長級官員退休年齡的他，在當年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副國級領導人，從而打破了年齡對于繼續執掌央行的限制。這一人事安排，凸顯出他于中國經濟金融領域的重要作用。

　　周小川與人民銀行的緣分并非起止于其主政的15年。其出生之年，也正是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之年，1948年年末，在合并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的基礎上，中國人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成立。

　　截至今年年末，中國人民銀行成立70周年，小川與之同齡。

　　周小川的祖籍是江蘇省宜興市，父親周建南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機械工業部部長。在周小川任人民銀行行長之前，其閱歷頗為豐富。做過農場知青，1972-1975年在北京化工學院四系儀表自動化專業學習，之后在北京市自動化技術研究所第四研究室技術員，1985年獲得博士學位。

　　1985年之后，周小川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產生極強的關聯。1985-1986年是國務院體改方案研討領導小組成員；1986-1986年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1986-1991年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其間：1986-1989年掛職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

　　這些經歷，為其后來成為“改革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小川進入金融領域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1991-1995年任中國銀行副行長、黨組成員；1995-1996年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中國人民銀行黨組成員；1996-1998年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組成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1998-2000年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黨組書記（黨委書記），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黨委書記；2000-2002年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黨委書記。

　　2002年，周小川從證監會回到人民銀行任行長，這一任便是15年。

　　15年間，小川推動了利率市場化改革、資本項目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改革、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金融市場改革、國有銀行股改上市、政策性金融改革、農村金融改革、存款保險制度建立等多項金融改革，在2015年人民幣加入SDR中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直以來，他被稱為市場派、改革派。

　　央行某司局級人士這樣評價小川：15年，走出了一條即和國際接軌又保持獨立的中國特色金融改革開放道路，國有銀行改革搶在金融危機大浪之前，把新興國家，乃至日韓周邊發達國家拋在身后；移動支付抓住技術浪潮，走在世界前列；執著和耐心，寓改革于發展中，苦心孤詣創造改革機會。

　　小川則只是輕描淡寫一句話：“我覺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開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進，很有幸的一件事”。這是小川在發布會上被問及執掌央行15年間最難忘的時刻做出的回答。

　　有關小川推動金融改革，詳細報道參見（《財經》2017年第24期“改革者周小川”）。

　　每一個人都在時代潮流中做自己的事情，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小川亦是如此。改革之外，作為央行行長的15年，小川帶給中國央行的改變也是巨大的。

　　多位和小川有直接接觸的人士均向《財經》記者表示，作為中國央行行長，小川行長做的最大的貢獻是提高了中國央行在國際央行中的地位和影響力，而且是靠專業實力贏得的。

　　小川在任的15年也是中國央行在分業監管下的15年，注重學術研究的小川在分業監管下，其執掌的央行也發揮了頗多貢獻，其中包括金融系統穩定、互聯網金融整治以及資管新規等穿透式監管制定。

　　當前，中國金融監管體系的新一輪調整即將開始，對此，小川在發布會上表示，央行要牽頭增強各機構間協調的效率，但是否使用“雙峰”監管的體制，目前還是要觀察一段時間。而國務院金融穩定與發展委員會成立，并且辦公室設在人民銀行，表明人民銀行將在新的金融監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在未來的改革中，小川的身影會在哪里，以其固有的改革熱情來看，業界頗有預期。

　　央行國際化

　　“小川行長是非常優秀的銀行家，具有較高的國際視野和改革精神，其任職期間，中國央行在全球地位有了明顯提高。”某國有大行前行長向《財經》記者表示。

　　央行國際地位提升在日常工作中是有體現的。根據某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向《財經》記者介紹，原來開國際會議，和中國無關的議題是不用發言的，現在都會問問中國的意見，即使中國沒有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也會問未來中國發展成這樣的觀點將是什么。

　　央行國際地位提升，究其原因——上述首席經濟學家認為是小川行長在很多國際會議提出了很多令國際央行比較信服的觀點。“例如，法國寫金融穩定報告，直接和小川行長約了專欄，一個國家的金融穩定報告和其他國家行長約專欄還是很難的。”他補充說。

　　一位貨幣政策權威專家認為，是因為小川非常謙和并且很有思想，能夠用人家（國際央行）聽得懂的語言和概念與他們交流，使得中國央行和國際社會的央行接軌的非常好。

　　這位權威專家進而描述，在小川行長之前，中國有點游離在國際交流之外，而這種現象在小川之后就改變了。“在國際金融體系中，世界央行要保持非常密切的關系，作為具有認同感的國際精英圈子的成員，能夠很好的傳遞和接收觀點，也可以很好推進中國央行和世界主要央行之間的協調，周在這方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小川在國際上所贏得的聲望，也源于他能夠提出很有新意、超前的概念，有的在世界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特別是當年提出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周小川發表文章稱，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并在全球范圍內迅速蔓延，反映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當前以主權信用貨幣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是歷史上少有的特例。

　　當時，小川提出，應特別考慮充分發揮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同時它的擴大發行有利于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

　　作為后續，斯蒂格利茨委員會在之后的報告中提出，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應解決三大問題：一是需提供一個比美元更穩定的國際價值儲藏載體；二是儲備資產積累要與其貨幣發行國貿易赤字相分離；三是對經常賬戶盈余國的約束。為解決上述問題，一個最現實的辦法是大量增加對SDR（特別提教權）的發行與使用。

　　“斯蒂格利茨委員會，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他（小川）的想法影響，貫徹了他的想法的機構，這就很厲害了。而且在討論國際貨幣體系過程中，他（小川）的觀點是非常有分量的。” 斯蒂格利茨委員會成員向《財經》記者表示。

　　小川在任期間，有一個很重要的時點是人民幣加入SDR。2015年11月30日（北京時間12月1日凌晨1點左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人民幣滿足了可廣泛使用的標準，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

　　人民幣加入SDR之后，SDR貨幣籃子相應擴大至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英鎊五種貨幣，比重分別為41.73%、30.93%、10.92%、8.33%和8.09%。

　　有關人民幣入籃，周小川在去年末接受《財經》雜志專訪時表示，他本人更愿意從回顧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角度，以宏觀視角系統地對此進行闡述和解析。（詳細報道請參見《財經》2017年第24期“專訪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人民幣入籃SDR：對外開放進程的歷史性進展”）。

　　上述銀行行長表示，在小川行長任職期間，中國監管機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有所提升，中國的金融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全球的影響力也在逐漸提高；此外，小川對國際貨幣、經濟架構以及國際貨幣政策的準確了解也很有意義。

　　小川任央行行長期間，還有一件國際人事任命不得不提。

　　2011年7月，朱民在被任命為IMF副總裁，成為這一（IMF）具有七十多年歷史的國際組織中，第一個進入管理層的中國人。

　　根據朱民后期采訪回憶，當時任命這個事情還沒開始就結束了。中國爭取國際金融組織管理層背后，是后金融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話語權的博弈。而當時日本表示要繼任，不愿讓出副總裁名額。

　　當朱民自己都覺得通往IMF的大門即將關閉的時候，“小川行長當時就敏銳地察覺到，新興經濟向上發展的‘大勢’不容忽視，‘事情還沒有做完’是小川行長在關鍵時刻做出的判斷。”朱民回憶說。

　　當時，小川的判斷邏輯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后，中國首次對全世界經濟增長新增部分的貢獻超過50%。全球經濟增長的重心正在悄然移向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

　　數月的溝通和博弈之后，IMF認同，中國加入IMF管理層是世界大勢所需。朱民成為IMF總裁特別顧問。一年后，IMF迎來了首位中國籍的高管，朱民擔任IMF副總裁。

　　朱民任職到期后，由央行副行長張濤擔任IMF副總裁

　　學術立身

　　金融圈對小川的評價還有一個詞語“專家、學者”，呈現在眾人面前的小川有著濃厚的文化氣息。和小川有正面接觸的資深經濟學家向《財經》記者表示，他個人的作風很不錯，沒有一點官僚氣，和學者能夠做很好的溝通，大家對他也很尊敬。

　　博士出身的小川非常尊重學者的建議，在他看來，經濟學家（學者）是聯系政策和市場的橋梁。

　　周小川曾表示，貨幣政策決策實際運用的模型是多變量、動態的，各變量及其滯后的變量間有復雜的交互關系。但多數人的思維方式和教科書描述傳統通常是單變量的、語言型邏輯。因此央行在溝通中一直面臨著兩難：如果溝通過于簡單，雖能保證公眾理解，卻無法反映事物本身的復雜性；如果溝通過于技術、復雜，則只有少數經濟學家和市場人士能理解。這種兩難是每個央行在溝通過程中都面臨的。

　　中國在經歷了去年8?11匯改以來的市場波動后，全球都對中國央行的溝通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

　　周小川曾表示，中國央行的做法是強調對專家層的溝通，以維護信息傳遞盡可能準確，并通過專家向廣大公眾做分析、解釋工作；同時，央行也會向公眾提供簡化版的溝通。

　　小川曾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留學美國。“小川行長的英語水平很好，出行很少帶翻譯，我們司局級隨從就更不好意思帶翻譯了。”央行某司局級領導曾向《財經》記者坦言。

　　海外的留學經歷使得小川非常看重有海外留學背景的人才，2002年末上任央行行長之后，小川便開始注重吸納有海外留學背景的人才。

　　一批和小川有同樣留學英美經歷、熟悉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人開始受到重用。例如，2003年，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易綱被從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兼貨幣政策司副司長提升為貨幣政策司司長，2004年7月又被提升為行長助理，3年后升任副行長兼外管局局長，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副書記、副行長。

　　2004年5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金融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張新，留美經濟學博士李波和美國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國際金融學博士張濤，分別出任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副局長、條法司副司長和研究局副局長，三人目前已分別升任外管局副局長、貨幣政策司司長和IMF副總裁。

　　“小川在任期間，人行整體素質的提高，他（小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行工作人員整個體系在中國各個部門中當屬相當高，這也得到世界范圍的認可。”上述經濟學家坦言。

　　擁有開放的國際化視野的小川，比較愿意接受新事物。在其任職期間，中國央行很多研究成果都比較前瞻。以法定數字貨幣為例，在他的推動下，央行自2014年就成立了專門的數字貨幣研究團隊，研究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已經在全球先行先試，區塊鏈專利更是排名前列。

　　小川曾發表過數篇在國內外有影響力的文章，還曾兩次獲得孫志方經濟學獎。國際上，也曾屢獲殊榮。2009年，小川成為《外交政策》選出本年度100名思想者的第9名；2011年，《歐洲貨幣》授予小川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長；2012年，在《彭博市場》評選全球金融50大最具影響力人物中，周小川榜上有名。

　　金融圈的人都喜歡稱呼他為小川，這個名字似如一個金融時代的代表。從2002年到2017年，小川帶領央行走過了15個春夏秋冬。

　　2017年兩會，小川身穿一件棕色風衣從媒體圍堵的通道走過，記者們高喊“小川行長說兩句”，他笑著用手指朝記者擺了兩個數字，一個是1，一個是0，組合個10字，意思是告訴媒體記者3月10日是新聞發布會。

　　幽默的手勢似乎已經成為小川的專利，配上他一如既往的笑容給媒體留下很深的印象。隨后在發布會上因戴了一塊耐克運動表而被廣大媒體關注，并被稱為時尚運動達人。

　　小川也因身手非常敏捷，被媒體稱為“最難追的部長”，不過，每一次與媒體相遇都沒有官架子；每一次面對媒體提問，都是淡定、波瀾不驚的面容，對很多媒體記者而言，他也是一位親和、睿智的學者。

　　監管“分業”15年

　　小川出任央行行長第二年，銀監會從央行分離出來。中國的金融監管體系形成了“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局面，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各管一塊。三會管業務為主，而央行除管部分業務外，主要負責宏觀調控和整體金融穩定。

　　分業監管格局會導致兩種情況：第一，監管重疊，比如銀行涉及證券業務（包括基金托管、債券承銷、資產證券化等），要接受兩個部門監管，需要兩者充分協調；第二，監管真空，部分新式金融，處于完全沒有人管的地步。某些混業而來的交叉業務，則需要兩個監管主體的協調，經常協調不當，產生監管盲區。

　　2015年“股災”之后，領導層、監管層開始反思分業監管格局存在的弊端；另一方面，央行協同“三會”開始在相關領域協同作戰，加強穿透式監管。

　　2016年4月，全國范圍內啟動有關互聯網金融領域的專項整治，由央行牽頭、十余個部委參與起草的相關文件得到國務院批復并引發了一場力度空前的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令前幾年勃然興起、亦亂象叢生的互聯網金融業態發生了較大的變局，經過2016年到2017年的整治，互聯網金融已經進入較為平穩、規范的狀態。

　　此外，銀行投資產品的不透明，使評估系統性杠桿率難以進行，為了降低經濟的整體杠桿率，2017年1月央行已將理財產品納入其宏觀審慎評估體系。同時，在去年年初，央行又統籌了大資管統一監管文件草案（《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

　　“在分業監管下，央行一方面要負責貨幣政策制定，另一方面又要監管，承擔了較多的責任和義務。”上述經濟學家表示。

　　此外，在小川任職15年間還有一個問題一直被市場提及，2002年小川出任央行行長，人民幣廣義貨幣供應量（M2）為18.32萬億元，今年 1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72.08萬億元，十五年間，貨幣供應量增加到接近原來的十倍。

　　因廣義貨幣的快速增長，小川還有一個名字“人民幣先生”。

　　對此，上述貨幣政策權威專家表示，中國央行并不具有國外央行那種層面的貨幣政策獨立性，而要考慮方方面面的要求。

　　“另一方面，貨幣發行速度過去十多年是高是低，還有很多爭議，這個問題還很難做出最后的結論，因為實際還沒有完結，很多后果還看不清楚，難以判斷。”上述專家補充說。

　　但無論如何，近幾年通貨膨脹控制的比較好，傳統的貨幣政策各種衡量指標比較平穩，從這兩點看，不能簡單說貨幣超發；但是，另一方面，資產泡沫又是比較嚴重的，貨幣發行和資產泡沫之間的關聯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小川幾次三番示警經濟過熱，在眾人大醉之前及時撤走酒杯，在他努力下，央行獲得一定獨立性，頂住巨大放水壓力。”上述司局級人士說道。

　　2018年兩會記者發布會上，小川針對中國的債務問題表示，債務增長較快的情況現在已經平穩下來，所以已經進入了穩杠桿的階段，甚至說我們廣義貨幣的增長已經低于名義GDP的增長，也就表明，在總量上進入了穩杠桿和逐步調降杠桿的階段。

　　在小川任職央行行長期間，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一直都是探討的熱點話題。

　　中國央行貨幣政策采取多目標制，既包含價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等四大目標，也包含金融改革和開放、發展金融市場這兩個動態目標。

　　一個實行單一目標制的央行是相對容易實現獨立的。但如果一個央行是多目標的，可能就更難以超脫政治現實的影響。這一方面是因為多目標就需要與其他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較多地協調、共事；另一方面，央行承擔的宏觀審慎和金融監管等職能，在權責上本身就比較敏感。

　　“任何人都在時代潮流中做自己的事情，發揮自己應有的貢獻，經濟都并非一直高速，也有一些回旋的地方，何況處在經濟中的貨幣當局。”上述商業銀行行長說。

　　在很多經濟學家看來，近些年來的貨幣政策拿捏之難，是顯而易見的，雖有一些問題，但總體平穩，小川功不可沒。

　　小川的下屬則說：“長者之風，將長久為央行人懷念！”

責任編輯：孫劍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