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在束縛企業家精神發揮的因素中，近70%的企業家選擇了“政商關系復雜”，近60%的企業家選擇了“市場競爭面臨不公平待遇”，超過一半的企業家選擇了“財產權、知識產權無法得到充分保障”。

秦朔：中國企業家還在擔心什么？

　　如果說每個中國企業家都有一股元氣，亞布力論壇可能是他們元氣匯聚的最大一個道場。

　　今年的論壇上，張文中、俞敏洪、劉積仁、胡葆森、馮侖、閻志、宋向前、劉江等企業家分別朗誦了他們寫給改革開放40年的一封 信，發乎內心，至情至性，交融成一個引力場，觸動了廣大企業家的心弦。

　　張文中說，人生是一場奮斗，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企業家存在的價值就是奮斗。心中有春天，人生就充滿陽光。

　　俞敏洪說，我們獲得的一切是我們本來應該的正常的生活和發展狀態，人的生命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在明媚的天空下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發展。

　　劉積仁說，這四十年給創業者太多的選擇和表演的機會、太多的空白、太多的需求，有時真不知道是自己表演得好還是獲得掌聲太容易。

　　胡葆森說，商道即人道——你在多長時期內和多大范圍內贏取了民心，決定著你的成功的程度。放棄了底線，就等于放棄了尊嚴。

　　馮侖說，我們未來要去的一定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去一個我們省心省力而且大家能夠各自相安地發展事業、無須煩惱，只需用力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可以的地方。

　　閻志說，沒有一個人能輕輕松松成功，沒有人不曾茫然無措，沒有人不曾惶惑不堪，好在我們都是父母的寶石，都是自己的寶石。

　　宋向前說，時代機遇將與企業精神互聯，中國紅利也將從“人的生產”變成“人的消費”，從“人的數量”變成“人的力量”。

　　劉江說，人行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我們累，但從未停步。我們責任重大，卻從未回避。

　　在改革開放40年的時刻，中國企業家關切的不是生意，是大時代中的生命意義。

　　亞布力論壇起于2001年農歷正月十五，自此18年連綿不斷，每年都在元宵節前舉行。

　　2001年是中國市場經濟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這年11月10日，中國加入了WTO（世界貿易組織）。如果以1986年7月10日中國政府正式提出申請恢復中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的締約國地位算起，“入世”花了整整15年，朱镕基說，黑發人都談成白發人了。

　　15年談談停停，中國鍥而不舍，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希望以開放促改革，激發巨大的變革動力。

　　不過，當時并非所有人都看好中國“入世”前景。國內擔心“與狼共舞被狼咬傷”，國外更是眾說紛紜。最極端的聲音來自美國華裔律師章家敦，他在2001年夏天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書中稱，中國經濟繁榮是虛假的，在加入WTO后的強勁沖擊下，中國的現行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堅持5年，中國崩潰的時間會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

　　結果到2008年，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再后10年，美國漸漸“去全球化”，中國一邊高歌猛進全球化，一邊實質上在“去美國化”。

　　是什么力量讓中國不僅沒有崩潰，而是離偉大復興越來越近？

　　我的研究角度一直是企業家精神。過去40年，是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企業家精神最旺盛、最廣泛的40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市場主體不到50萬個，今年將突破1億個，40年200倍，史無前例。

　　舉凡經濟繁茂之地，都是企業家精神旺盛之地。

　　前不久看美洲銀行（Bank of America）創始人詹尼尼的傳記，他被稱為“金融拿破侖”，在銀行業的地位如同汽車業的亨利·福特。詹尼尼父母是意大利移民，他中學時成績不錯，同時還幫助搞貿易批發行的繼父招攬生意，放學后工工整整地寫推銷廣告，寄給目標客戶，結果繼父經常收到一些他從未聯絡過的人的訂單。

　　1904年，34歲的詹尼尼創辦了意大利銀行，一個只有三張木桌、幾把椅子、一臺巴勒斯加法計算機、一只鐵保險柜、一個出納員的小網點。由于1878年附近一家互助銀行破產，讓許多意大利移民的存款付諸東流，所以大多數人不相信銀行，而把錢存在家里的壇壇罐罐里和床墊下。

　　詹尼尼決心改變這一切。白天，他纏住做貿易時的朋友，非要他們開戶不可。晚上他和合伙人深入社區，挨家挨戶向意大利裔居民解釋開一個帶利息賬戶的好處。他直接攬客的做法被銀行圈嗤之以鼻，但他卻走得更遠，到農村的牧民家中促膝談心，說服他們開戶，并向他們出售銀行的股票。有一次，他駕車奔波了一天，筋疲力盡，風雨交加，卻聽一個助手說100英里外的一個小鎮上，有個老太太從意大利銀行分行取走了1000美元轉存到競爭對手那里，誰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詹尼尼立即驅車3個小時，沿著漆黑泥濘的鄉村公路找到老人家，說服她把錢存回意大利銀行。

　　不外出的時候，詹尼尼在銀行里從早上7點坐到晚上10點。他喜歡親力親為，一個下午能接待100多名訪客，因為“從秘書那里得不到任何情況，來看我的人卻把所發生的事情告訴我。據我統計，我通過個人接觸做事的生意比用其它方法所做成的多四倍”。

　　詹尼尼除了睡覺就是工作，“夜里還要定第二天、下星期和明年的計劃”。與朋友和同事交談時，一旦轉向和銀行不同的話題，他就明顯不耐煩。坐在理發店轉椅上時，他還和兩三個高級經理談生意。吃飯時他滿腦子也是工作，他妻子抱怨：“看在上帝的份上，能不能談點別的事情。”

　　全情投入20多年后，詹尼尼打造出加州最大、全國第二的銀行體系，后來改名為美洲銀行，1945年成為世界最大私人銀行。1949年6月，他因心力衰竭在家中去世。

　　看詹尼尼這樣的美國崛起年代的企業家故事，我常常有一種感覺，從改革開放到“入世”，中國企業“與狼共舞”，不僅沒有被吃掉，反而在競爭中越來越強，其根本原因在于，外企雖然有資本、技術、管理優勢，剛開始時令人生畏，但中國企業家有狂熱的創業激情、靈活的反應能力和奮發圖強的學習精神，所以后來居上。從創業精神的角度看，外企更像是“羊”，民企才是“狼”，“狼”雖小，卻不怕“羊”。

　　回顧過去，亞布力企業家最刻骨銘心的歷史節點是1978、1992和2001年。

　　談到1978年，亞布力論壇創始人田源說，1978年5月12日谷牧副總理帶隊到西歐五國考察，他們出國前認為世界上還有2/3的人在受苦，而我們很好。出去后發現西歐經濟很發達，而且熱切盼望和中國做生意。

　　谷牧帶回的是真實的外部世界的圖景。他們向政治局做了7個小時匯報。葉劍英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是一面鏡子”，“出國考察，就是照鏡子，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聶榮臻說：“引進什么，從哪個國家進，應該拍板了！”李先念說：“要利用西歐這個力量。”鄧小平找谷牧談話，說“重要的是爭取時間”。

　　1978年7月，國務院召開現代化建設務虛會。谷牧說，一定要解放思 想，開拓路子，再也不能貽誤時機了。務虛會開了兩個多月，“對利用西方國家的貸款和吸收外商投資基本上形成了共識”。之后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打下了基礎。

　　1979年5月，谷牧到廣東、福建調研了20多天，勾勒出特區政策的輪廓：賦予這兩省較多的機動權，財政上劃分收支，新增收益較多地留給地方；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各劃出一定區域辦出口特區，優惠稅率，吸引外資，發展出口商品的生產。隨后，谷牧出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著手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從此中國吸收外資有了法律保障。

　　談到1992年，亞布力論壇理事長陳東升說，為什么我老愛講1992年是一個中國歷史偉大的節點？鄧小平南巡推動了又一輪改革開放新浪潮，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體改委等部委下發了《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和《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從此大規模的下海浪潮出現了。

　　88歲高齡的鄧小平為什么要在1992年1月南巡？一個重要的觸發因素是1991年12月26日蘇聯突然解體。蘇東劇變，第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一夜之間倒塌，鄧小平產生了一種緊迫感。如果繼續喋喋不休地爭論“姓社姓資”，就會錯過發展時機，甚至出現改革夭折的危險。他在南方說，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不冒一點風險，辦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

　　第三個歷史節點，就是新世紀之初的“入世”。

　　這之后，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也對中國道路產生了深刻影響，只不過這一次是以教訓和鏡鑒的方式。自此，中國在對外開放和大膽學習的同時，更加注重基于自身實踐的主體性思考，并開啟了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

　　回顧前瞻，中國企業家們畢恭畢敬親自寫稿朗誦，究竟想表達怎樣的思 想與感情？怎樣的信與望，怕與愛？

　　他們感謝和熱愛改革開放的時代，相信市場經濟的力量，人的力量。

　　陳東升說，改革開放的本質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戰略回歸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今天中國發生的創業創新浪潮，跟當年的革命洪流一樣，有掉隊的、有坐牢的，但是創業者和企業家的主體越發壯大，浩浩蕩蕩，沒有人能夠阻擋。”

　　劉積仁說：“中國大舞臺的40年，讓我們看到了解放人而釋放出的能量，你一定會相信中國的改革開放還僅僅是開始，因為渴望改變自己的人，期待改變世界的人，還在不斷涌向這個舞臺。”

　　胡葆森說：“我們50后這一代人既飽嘗了建國初期共和初創的不易和‘大躍進’超常規發展后遺留癥的苦果，目睹了三年自然災害滿街饑民的慘狀，還經歷了一個八億人口的大國整整三年大、中、小學全部‘停課鬧革命’的亂局和整整十年的‘文革’。同時，我們又經歷了40年改革開放國家劇變的全過程，GDP總量從3645億奇跡般地增長到了今年預計的88萬億之巨。幸福感是對比中獲得的——從苦難中一路走向富裕的我們這一代人，又注定是當今社會中幸福感最強的一代人。”

　　俞敏洪說：“過去的幾千年，我們很少知道一個人應該昂揚，應該面向陽光，應該尊重自己，尊重他人，不應該沒有原則地低頭，沒有尊嚴地逢迎，沒有骨氣地討好。這40年間，我們終于允許抬起頭來看看天空，聽聽遠方的風聲，想想地平線之外的事情；終于敢于想象，可以憑自己的努力創造自己喜歡的世界，終于可以行走天下而不用安于一方，終于可以自由地讀書而不是背誦教條。是改革開放給我們機會和權利，是40年間一代又一代領導人深刻理解中國和世界發展趨勢而做出了正確決策。”

　　他們自生敬畏與精神追求。

　　宋向前說：“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傳播家國天下的企業價值觀，這是企業家精神的全新內涵。”

　　陳東升說：“企業家精神從不自覺到自覺，從被動到主動，從狂野到成熟，從躁動到平靜，從賺錢到做公益，從模糊灰色的商業交易，逐步走向新型的政商關系。”

　　劉江說：“這25年的創業歷程中，我在精神上的滿足和自我實現，遠遠超過了對個人財富的在意和追求。生命的意義在于感知，人因為精神的遼闊而自由，企業家由于創造獨特而進步的價值而完成自我實現。”

　　劉積仁說：“年輕時因為收獲太多、太快，一生傲氣，高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路走多了，對自己就認識清楚了。能順利走過這40年是幸運，是造化，更是環境對你的照顧。如果你有了超出自己能力的收獲，你一定會對感恩這兩個字有更深刻的理解。”

　　他們相信未來，相信年輕一代。

　　宋向前說，廣袤的中國大地，每一縷新鮮的變化都催生著令人著迷的新模式。

　　劉積仁說，人的質量隨著信息化的普及在快速重生，年輕人會以更快、更跨越的速度參與競爭，改變競爭格局。中國擁有超級信息社會的基礎設施和龐大的數字化經濟消費群體，以及數字化生活方式的創造者，這會讓中國的未來會更加多彩。

　　中國企業家還怕什么？還擔心什么？

　　亞布力論壇發布的中國營商環境報告顯示，在束縛企業家精神發揮的因素中，近70%的企業家選擇了“政商關系復雜”，近60%的企業家選擇了“市場競爭面臨不公平待遇”，超過一半的企業家選擇了“財產權、知識產權無法得到充分保障”。

　　馮侖說：“一個人賺多少錢，不光取決于收入多少，實際上還要考量潛在的成本。比如說制度性成本，你跟某一個政治人物或某一個政治集團的是非可能對你帶來顛覆的風險。你賺了100塊錢，如果這種潛在是非帶來的風險可能要500塊才能解決，那就等于是虧的。”

　　張文中說：“我相信如果沒有對司法公正的干預和影響，正常情況下，公檢法機關任何一個機構都不會做出對我的原審判決，不會形成這樣一個非法律人士都能可以看出重大錯誤的冤案。”

　　亞布力論壇成立于中國加入WTO之年。那時到現在，中國經濟無論量還是質都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可預期、確定性的制度安排上，演進程度還不能令人滿意。

　　WTO有三大基本原則——透明度、平等和市場準入，被廣泛體現在各成員國的立法、司法、行政、商貿等領域。中國“入世”時一家外國商會征求在中國的成員企業的意見，總結了五點：法律修改的連續性不夠；政策透明度不夠；知識產權保護不夠；修改法律的透明度不夠；稅費收取不規范。他們希望中國的司法盡快透明起來。

　　18年了，在透明度、平等和市場準入方面，無論外企還是民企，擔心依然很多，抱怨依然很多。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力度和廣度空前的中國創業代的企業家精神，受人口紅利衰減、個人選擇的多元化、產業整合導致的市場機會相對集中等影響，也會慢慢退潮。只有切實加強制度建設，才能讓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延續，得到激勵。

　　“我們總是過遲地意識到奇跡就在我們身邊。”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源在于改革開放政策所激發的企業家精神，過去的創業者只要有一點機會和空間，就會鉆進去，沖上去。而今天，要激發“企業家精神2.0”，需要的是更恒定、長久、透明、公平的制度安排。否則，再過十幾二十年，我們用什么力量托舉起深度老齡化的中國？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