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鄭爽到底錯在哪？ 把所謂公平交易引入代孕問題就錯了

　　作者： 孫行之

　　[ 女性主義倡導“我的身體我做主”，這在代孕問題上成立嗎？代孕是否加劇了性別和階層的不平等？正視代孕后果的同時，是否也應該顧及少數人的權利？ ]

　　娛樂圈頂流女明星鄭爽的“代孕棄養”風波，令“代孕”這個被討論了多年的問題再次被推向輿論風口。

　　對這個話題持久不熄的爭論本身就說明，代孕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對或錯的問題。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性別研究學者馬姝說：“代孕衍生出的問題很多，并且這些問題都相互關聯和纏繞在一起，很難單獨就某一個問題給出斬釘截鐵的答案，而是需要從道德、倫理、法律、科技、醫學等多個維度去透視這一現象，進行更深入細致的廣泛探討。”

　　馬姝還提醒，代孕問題關系到女性的生存與發展問題，如何改善一些女性的生活，改變對她們不利的社會結構，是代孕所提出來的需要我們長久關注的社會議題。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念也認為，人們應該關注的，是具體的女性處境和女性經驗，并以此激活更為廣闊的公共討論空間。

　　一度蓬勃發展的地下代孕產業正在進一步擊穿私人與公眾、生產和生殖、家庭與市場、商業與倫理的界限，迫使人們重新審視過往的習俗、道德、倫理與法律框架的由來和問題。

　　女性主義倡導“我的身體我做主”，這在代孕問題上成立嗎？代孕是否加劇了性別和階層的不平等？當金錢面對生命，它的邊界在哪里？人們何以能夠理直氣壯地把生育化為一種交易？正視代孕后果的同時，是否也應該顧及少數人的權利？

　　第一財經就這些問題采訪了女性主義理論研究學者張念。

　　“我的身體我做主”

　　第一財經：代孕涉及女性身體自主權的問題。有人說，“我的身體我做主”，既然可以墮胎，那么對孕母來說，也應該被允許代孕。你怎么看？

　　張念：從剛性的邏輯推演上，當然“我的身體我做主”。但是這個剛性原則一旦落實到具體的生活世界，就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當然我們在說一個女性是否具有自主性的時候，要考慮她是不是一個經濟獨立的個體，個體處境如何，精神意識狀況如何。但我也反對一切都用經濟原因去分析，因為用經濟原因來分析太簡單了。我們要想想，如果她真的是缺錢，那么賺錢的方式有很多種，她為什么選擇了去出租自己的子宮？

　　第一財經：孕母通常來自一些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貧困女性沒有賺錢的機會，可以說是社會經濟結構沒有給她們賺錢的空間。如果有其他出賣勞力的機會，她們不一定這樣選擇。

　　張念：你這樣的反駁不成立。我們不能泛泛地說，社會沒有給她們賺錢的機會，因為勞動的權利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勞動權利和女人工作的權利并不是阻攔，在現代社會也不是障礙。我們的學術研究是不夠的，我們有沒有從女性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彼此交叉和滲透角度去關注這個人群？

　　如果我們假設是因為經濟困頓，也沒有非常高的技能，可以做保姆。可為什么有的女性選擇了做保姆，有的女性選擇了性工作，有的女性選擇了出租子宮？我們關心的是出租子宮的這部分人的想法。

　　出租子宮和性工作，牽涉到女性主義很關心的、關于“女人的身體”的問題。這和保姆不一樣，保姆是一個獨立的勞動力，是經濟學中確認的可計量的對象，所有生產都牽涉到出賣勞動力的事情。這個事情已經被現代社會確認，并且被包裝成“正當的”。而一牽涉到女性的身體，我們就變得倫理上態度模糊和充滿歧義。這是女性身體存在于世界的另一項作用，它折射出我們既有知識概念的局限性。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共同面對這一個充滿歧義的問題，因此它要求我們的倫理判斷應該有新的發明。

　　現在，我不可能給你一個判斷，我支持代孕，或者我不支持。當我們支持代孕的時候，我們就要設定這個前提是什么？這個前提本身是值得質疑的，不管你支持還是反對。我們進一步能做的就是，通過女性處境、女性經驗激發出更廣泛和更活躍的公共討論，我們只能做這件事情。因為在這方面，大量的女性經驗和女人的處境一直是被默默壓制的，被“理性”的公共輿論視為是“婆婆媽媽的事情”。

　　當我說支持，前提就是我認同這個剛性的邏輯推演，“我的身體我做主”，這是西方女性主義兩百年發展提煉的女性解放原則。但是，在很多具體問題上，女性主義內部也有爭議，比如，性工作合法化是不是男性中心主義的？

　　代孕折射出的性別平等現狀

　　第一財經：談到男性中心主義，這里有一個與“男女平等”相關的問題。我們在談到代孕的時候，看上去似乎是夫妻更為平等了。近代以前，男性以一夫多妻的方式更多地繁衍后代。現在，妻子從生育這件事上解放了出來，“外包”給市場，這個任務可能由世界另一個角落的、相對貧苦的女性承擔下來。這樣說來，代孕是把夫妻不平等的問題轉化成經濟和階層不平等了。對富裕女性而言是更大的解脫，對貧苦女性則構成了雙重壓迫。

　　張念：如果從單純的階級或者階層的劃分，說這是有錢階層對貧苦階層的壓迫和剝削，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枯燥解讀。如果我們拋開理論，進入這些女性具體的處境，當一個婚姻共同體面對一個相對貧苦的女性，她們沒有知識、沒有金錢，只能選擇出租身體的時候，婚姻共同體的訴求是什么，就是生育。

　　那就是說，進入婚姻的這個女性也接受，生育是這樁婚姻的第一要務。下一個問題就來了，這個女性的觀念是自發的嗎？更何況想要一個孩子，成為母親，無論是自然的，還是文化的，在女人這里，終究要被體驗為身體的、心理的或意識的經驗。

　　第一財經：不同的女性動機當然有區別。有一些富裕家庭，因為長輩或者丈夫希望多生育，甚至單純是想要生兒子而選擇代孕。但也有一些女性，比如一位“新時代女性”演員，就曾在一檔談話類節目里提到，自己已經冰凍卵子，并坦然地說，今后如果要生育，那就是找人代孕。這整個過程并不一定需要進入婚姻。看上去，這似乎是她獨立的、自發的，是一種反叛父權制的行為，和第一種情況不同。

　　張念：的確是存在兩種情況，前一種是男權中心文化。但那些宣傳獨立的女性，她的自主性也是很可疑的。我可以選擇什么，或者不選擇什么就是自由？這是我們對自由的最大誤解。分析這樣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女性，當她說凍卵、找代孕，她背后的邏輯就是現代世界的商業邏輯。這個商業邏輯隱藏著一個我們都相信的原則：“公平交易”。

　　面對生命，金錢的邊界在哪里？

　　第一財經：你說的這種“商業邏輯”對人的異化是比較嚴重的。當一位手握豐厚資源的女明星一邊標榜自己的獨立自主，一邊卻對征用另一個女性的身體沒有多少猶豫的時候，這里頭的道德緊張感是顯而易見的。也有一些人會覺得他們為代孕付出的錢足以改善孕母家庭的生活，因此還可能是站在公平交易，甚至施舍者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

　　張念：是的。這種商業邏輯很可怕。單純憑借一種商業邏輯告訴我們的“公平性”，就可以放棄倫理和道德上的猶疑讓自己心安理得。良心這個事情是天性，但我需要找一個借口來撫平良心的不安，這個借口就是被現代社會建構的、通用的“公平交易”原則。

　　而那些解放了的、獨立的現代女性在面對商業邏輯的時候，可以毫無猶疑地接受這件事，她依然是男權主義的。商業邏輯的男權邏輯背后就是女性主義一直批判的、資本主義邏輯之下的男權中心主義，更不要說現代社會的整個建制體系都是男權邏輯的。他們蔑視、忽視人的復雜性、人的意識、心理和倫理感受，這些都是被壓制的。

　　第一種情況是明顯的男權主義，第二種情況則是一種偽裝的獨立女性和女權主義，因為不符合女性主義200年來的原則：那就是，女性對處境意識和倫理感受更為敏感。女性經驗所富有的這種敏感就被商業邏輯所排斥和清除了。

　　代孕的問題牽涉了我們生活世界和有限生命方方面面的問題，滲透性和延展性很強。媒體就是要倡導一種活躍的有延展性的公共討論空間。我們可以探討傳統習俗和商業邏輯背后的理性框架有什么不足。

　　反對呼聲下不孕人群的境遇

　　第一財經：這兩天，因為鄭爽的新聞，網上反對代孕合法化的呼聲很高。代孕一開始可能是互助和善意驅動的，解決了一部分人的現實困境。至今，在印度和美國的代孕機構，依然有這樣的話語，認為孕母是為母親帶來天賜禮物的使者，她們是施助者與受助者的關系，而不是雇傭關系。從這個角度看，那些無法自己生育的少數人的訴求是不是也應該被考慮到？

　　張念：我沒有考察過代孕起源，但起點也許是我們的生殖科學技術可以做到了。我們可以參照的是，在輔助生殖技術還沒有成熟的時候，西方人怎么解決？他們的價值是，必須維護私有財產的恒久性，那就必須要繼承人。少部分人如果絕后，他們就用個人基金或者委托人制度，或者是委托在某個基金會。財產最后歸于社會。有了技術以后，少數人的確有權使用代孕這種方式。

　　在傳統中國，我們是宗法社會，因為要維護一個家族和宗族的恒久昌盛，我們會選擇過繼。每個時代，絕對需求的排序是不一樣的。現代人活得很混亂。沒有輔助生殖技術以前，中西方社會的選擇背后有一套價值排序，我說的是價值，而不是需求，因為人是貪婪的，需求是漫無邊際的。我們現代人既沒有共通財富（common wealth，中古英語中還有國家的意思）、公共訴求，也沒有基于家族血脈的宗法共同體價值訴求，你僅僅憑借一己私利來呼吁少數人的權利，這是很可疑的。人是很任性的，偏好是隨時會變的。那我要問你，你要個孩子背后的公共價值訴求是什么？

　　第一財經：就當下而言，很多人的生育動機，可能和公共價值無關，而更多是出于情感寄托。

　　張念：對，情感價值。如果是情感價值，很多人可能會去領養。這可能是出于宗教信仰，這種價值并不是施恩，而是有神在天上看著我，這背后有一套宗教語言系統。我們現代人有錢，但是活得很可憐。什么是情感，這是重要的哲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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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鄧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