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1990年看今天的中國，既無風雨也無晴！

　　1990年7月，商業部長胡平到湖北調研，逛了武漢百貨商場。他在柜臺前看中一雙網眼棕色皮鞋，當場買下穿上，繼續考察。次日他返回北京，到家一脫鞋發現，右腳鞋跟已經掉了一塊。

　　1990年前后，假冒偽劣產品已是一個近乎民怨沸騰的話題，現在連部長也身受其害。在幾天后11城市商業局長會議上，胡平提起此事，他嚴厲批評說：“劣質產品泛濫，太可惡了”。

　　如此戲劇化的素材，敏銳的媒體記者自然不會放過。沒過多久，新華社播發題為《商業部長買鞋上當記》的新聞，把這段軼事變成生動案例，為正如火如荼的假冒偽劣整頓添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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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中寫道，1990年前半年的中國，浸沒在打擊假冒偽劣的討伐聲中。有關假冒偽劣商品及相關企業的整頓，又是“三年治理整頓”的一個縮影。

　　這場旨在穩定整體經濟秩序的調控，兩年前就已啟動。

　　1988年春，有關“物價闖關”的小道消息開始瘋傳，社會普遍擔心物價放開必定上漲，一些地方出現搶購現象。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正式播發“價格闖關”消息，搶購狂潮再也抑制不住，決堤而出。

　　突如其來的搶購席卷全國，引發銀行擠兌和物資緊張?？只诺娜藗兒薏坏冒阉蟹e蓄都拿出來，換成任何能買到的東西。加上已有時日的通貨膨脹，國家經濟秩序一片混亂。

　　1988年“物價闖關”失利暴露出當時經濟社會改革層面的困境，但也只是掀出冰山一角。

　　改革開放十年成績顯著，但也積攢了不少問題。1984年開始，中國經濟步入1978年以來的第一次經濟過熱。到了1988年，物價上漲水平和貨幣發行量都創下建國以來最高記錄。

　　闖關失利和經濟過熱之下，政策調整勢所必然。當年9月，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這兩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

　　19*89年1月1日，人民日報在《元旦賀詞》中非同尋常地寫道：“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

　　一向嚴謹慎言的黨報如此坦率直白，足見形勢之嚴峻。

　　這場調控實際持續了三年，1991年底結束，在改革開放的經濟史中被稱為“三年治理整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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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過頭看，說1989到1990年是改革開放后中國最困難的時刻，恐怕一點都不為過。

　　1990年3月20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召開。政府工作報告開篇頭一句話，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冊上，1989年是很不尋常的一年?！?/p>

　　那時，“最為困難的一年”“極不平凡的五年”這樣的表述，還不是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汀＿@讓“很不尋?！钡亩ㄕ{本身就已非同尋常。這個“很不尋?！?，首先在于國內。

　　1984到1988年的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引發社會不安。年底開始的緊縮，又直接導致1989年經濟增速驟降，從上年的11.23%暴跌至4.19%，1990年更只有3.91%，達到1978年以來最低點。

　　一時間，全國上下彌漫著陰郁、緊張的氣氛。

　　經濟動蕩也擾亂了社會對改革開放的信心，“左”的傾向卷土重來，深化改革不再被頻繁提及，報紙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保衛社會主義”的聲音多了起來。

　　10年來忙著致富的人們開始焦慮、動搖、觀望，很多人心里畫出問號：“政府還讓我們發財致富嗎？”

　　1989年左右不到一年時間內，全國私營企業數量減少一半，1990年頭五個月個體工商戶銳減360萬。已經或正在籌備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也陷入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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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不尋?！?，還讓人想到這一年中，國際上發生很多大事，導致中國外部環境驟然嚴峻。

　　1989年7月1日，一架經過偽裝的C141型美軍運輸機悄然進入上海附近中國領空。空防部門無法確定飛機身份，于是一個電話打到國家主席楊尚昆那里，請示要不要打下來。楊尚昆聞訊后告訴部下不要開火，說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飛行使命。

　　在與老布什總統合著的《變革中的世界》中，美國時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記述了這個情節。當時坐在那架“不明國籍”飛機上的人，就是他。

　　斯考克羅夫特的描述，后被證明多有不實。那確實是一次絕密飛行，他奉老布什之命秘密訪華。但專機是按中方事先規定好的路線和時間進入中國領空，根本沒他說的那種“險情”。

　　斯考克羅夫特7月1日下午抵京，第二天先是受到鄧小平接見，隨后又與李鵬總理和錢其琛外長會談。整個秘訪行程很短，只有20多個小時，但卻“關系到中美關系向何處去”。

　　當時中國面臨著國際社會的制裁。短短半個月內，美國政府兩度宣布對華制裁措施，力度不斷升級，包括暫停一切高層互訪，中止海外公司在華投資，反對世行和亞洲發展銀行新的10億美元對華貸款。

　　緊跟美國，歐共體、七國集團以及20多個西方國家先后發起對華制裁，內容大體與美國一樣。

　　黑云壓城之際，老布什總統卻幾次私下向中國傳口信，說他依然重視中美關系，對華制裁乃是國會和社會壓力下的無奈之舉。6月21日，他致函鄧小平，要求派特使訪華，與中方坦率對話。鄧小平次日復信，指出中美關系面臨嚴峻挑戰，但歡迎美國派特使來。

　　這才有了斯考克羅夫特的秘訪。7月2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與他見面。

　　雙方會面前，鄧小平對陪同的李鵬和錢其琛說：“中美關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沒有用的。中國人應該有中國人的氣概和志氣?！?/p>

　　與斯考克羅夫特會談時，小平同志神情嚴肅地表明立場，他希望美國政治家和人民了解一個事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了22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則是打了25年仗，犧牲了兩千多萬人，才贏得了勝利。中國是一個獨立國家，執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

　　斯考克羅夫特秘密訪華，對防止兩國關系繼續惡化起到一定作用，但因美國繼續制裁中國，兩國的“結”并沒就此解開。

　　為了避免中美蘇“大三角”向著中蘇接近傾斜，1989年底短短兩三個月，美方又先后派斯考克羅夫特、尼克松和基辛格公開訪華，因制裁被叫停的中美高層互訪悄然松動。

　　鄧小平和老布什也多次通信，商討解決兩國間棘手問題的一攬子方案。在《外交十記》中，錢其琛詳細記述了雙方你來我往，逐漸就改善關系達成基本共識的過程。

　　偏偏這時候，東歐局勢劇變。12月25日，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被槍殺，政府被推翻。東歐一變，華盛頓開始重新評估世界形勢，又不著急與中國改善關系了。

　　東歐劇變，加上蘇聯國內局勢動蕩，使中美合作的戰略基礎發生深刻變化。美國人大概覺得，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連鎖反應已經觸發，中國能否扛過那輪風浪還未可知。

　　對于美方的短視，1990年5月14日，鄧*小*平托來訪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給老布什帶話，提醒他不要因東歐事件過于興奮，也不要用同樣方式處理中國問題和中美關系。

　　但美方對這番忠告置若罔聞，本已商量好的一攬子解決方案，被拋在一旁。

　　當中美關系又陷入僵持，局勢變化再次印證了什么叫“形勢比人強”。

　　1990年夏，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引爆海灣危機。這場危機直接影響到美國和西方在中東的利益。在謀求獲得對伊行動的聯合國授權過程中，華盛頓意識到，它亟需中國合作。

　　11月6日，美國國務卿貝克在埃及開羅機場候機廳，約見同在中東訪問的錢其琛。貝克希望中國不要阻攔聯合國授權對伊采取一切必要行動的決議。為換取中國支持，他承諾美方將尋求取消對華制裁，也不再反對晚些時候世界銀行的對華貸款計劃。

　　錢其琛對貝克說，美國在經濟合作方面的行動已經顯得緩慢。那段時間，中國與日本、歐共體的接洽和合作都已有了進展。

　　11月29日，安理會表決通過授權美國動武的決議，中國投了棄權票。錢其琛回憶說，中方從未將海灣危機與中美關系掛鉤，投票完全根據中方主張和平解決爭端的一貫立場。

　　但這樣的結果，在把“交易”當作口頭禪的貝克看來，已經算是中國的“積極配合”了。

　　安理會投票次日，老布什總統就在白宮會見錢其琛。1990年底，在日本和其他不少西方國家對華制裁松動的同時，一波三折的中美關系也掀開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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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的烏云緩緩散去，國內陰郁、緊張的社會經濟形勢，也在跌宕中摸索著安全著陸點。

　　1990年3月李*鵬總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充分肯定19*89年下半年以來政治思想戰線的轉機。但也指出，經濟領域的諸多層次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在治理整頓中又出現了市場銷售疲軟、工廠開工不足等新的矛盾。

　　市場疲軟，是當時新誕生的一個名詞。

　　經過一年多“治理整頓”，通貨膨脹得到遏制，CPI等數據降到警戒線以下，經濟從過熱狀態冷卻下來。但另一種麻煩也隨之而來，經濟從乍熱到驟冷速度太快，導致幾乎所有的商業活動一時間混亂失序。

　　不久前還“恨不得買光一切”的民眾，這時突然變了態度。很多人持幣惜購，銀行也沒人去擠兌了，相反存款猛增。如此一來，消費品和物資流通市場都蕭條起來。

　　雖然治理整頓的副作用層出，但在經歷1988年以來“物價闖關”失利和經濟社會動蕩后，決策者們不斷反思，對深化改革開放的方式路徑都有了新的思考，激進思路退潮，漸進改革成為共識。

　　1990年元旦，人民日報在慶祝新年的社論中寫道：“只要保持穩定，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是鄧小平的態度，“穩定壓倒一切”，是他那兩年反復提起的話。

　　在“穩定”的大前提下，一系列改革開放措施與“治理整頓”并行鋪展開來。

　　當年4月，浦東開放計劃獲批，開始實行開發區和部分特區政策。5月中旬，總書記江澤民考察海南，重申海南特區政策不變。當月下旬，國務院發文，再次強調企業承包責任制政策不變。

　　一個接一個的政策堅定及時，逐漸起效，一步步將經濟拖出乍熱驟冷的泥潭。到了1990年9月22日北京亞運會開幕時，無論精神還是筋骨，這個國家都展現出了更多生氣。

　　對80后或年紀更大的幾代中國人來說，北京亞運會是無法抹去的記憶。

　　它是新中國舉辦的首次大型國際賽事，舉國上下出力出錢，圍繞賽會建設一大批現代化基礎設施和地標性建筑。其盛況不亞于2008年奧運會，是北京更加國際化、國家進一步開放的關鍵節點。

　　憨態可掬的熊貓盼盼左手舉著金牌、右手伸大拇指點贊，出現在花壇、書包、冰箱貼等各種地方。街頭巷尾回響著“亞洲風乍起，亞洲雄風震天吼”，至親回憶起來都還讓人親切和振奮。

　　很多人不知道，《亞洲雄風》只是北京亞運會的一首宣傳曲，并非主題曲。他們同樣沒注意到，那屆成為他們美好記憶的北京亞運會，在開幕前后經歷了怎樣的劫難。

　　國內社會和經濟動蕩自不必言，亞運會前后，部分西方國家制裁中國，俄聯邦總統葉利欽退出蘇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爆海灣危機、兩德在分裂了45年后重歸統一．．．．

　　世界大勢波瀾迭起，1990年北京亞運會，就飄蕩在這些驚險激流之中。

　　北京亞運會的成功舉辦，不僅起到凝聚人心和提升社會熱情的作用，也給陰郁兩年多的經濟帶來生機。

　　吳曉波說，1990年的中國，以9月底10月初的亞運會為界，涇渭分明。前面的大半年全力搞治理整頓，經濟從過熱迅速轉入平穩，之后則重啟開放和發展的主題。

　　隨著外部環境改善，“三年治理整頓”也在1991年底完成，中國從經濟到社會的各領域穩了下來。1992年春天的故事，開啟改革開放提速模式，一路把中國帶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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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覺，改革開放來到40周年的節點。新征程剛開啟，社會和輿論場中卻出現了一些波瀾。有關改革開放的議論和質疑又冒了出來，有人甚至否定民營經濟，提出“退場論”等錯誤論調。

　　僅僅是內外形勢發生些許變化，一些人就憂心忡忡了。

　　他們感受到了來自外部大國的挑釁，以及國內經濟增長承壓。但想想1989、1990年時中國的國際處境，想想當年國內經濟的動蕩蕭條，眼下這點壓力算得了什么。

　　如果這點抗壓的韌勁都沒有，要是把他們放到當年，不知又會是什么模樣。

　　把1990年前后的中國故事翻出來重溫，甚至站在1990年看今天的中國，我們更應多出幾分堅定和自信，而非茫茫然、心慌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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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吳曉波 《激蕩三十年》

　　錢其琛 《外交十記》

　　來源：補壹刀（ID：buyidao2016）/文/刀賤笑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