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再出發 劉鶴這篇舊文值得重讀

　　來源：俠客島

　　2018年，注定不平凡——

　　今年是十九大后的開局之年，改革開放迎來4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始最后三年的沖刺，中國的全面深改措施需要狠抓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初顯，但任務依然艱巨。于此同時，2018年也是2008年世界級的金融危機爆發10周年。

　　這10年間，貿易保護主義層出不窮，全球化受挫。當世界經濟驚魂未定之時，2018又以一次全球股市大波動開場。十年一危機，2018年的世界經濟，再次迎來大挑戰。而中國身處其中，自然不能“獨善其身”。

　　所以，2018開局之時，不妨再回顧下中財辦幾年前做的一個課題：“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課題比較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1929年大蕭條的異同。雖然兩次危機看起來發生的時間、背景都有不同，但很多共同點卻是世界經濟的“老毛病”，足以為中國2018年改革再出發的鏡鑒。

　　當時的課題負責人是劉鶴，他為研究報告寫過一篇序言，可以再次推薦閱讀。劉鶴當時判斷說：

　　危機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過程才能達到新的平衡點，大危機一旦發生就注定是一個較長的過程。對此要做充分的思想準備。但危機不僅有破壞性，還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只要牢牢把握住中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發生的重大變化，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就一定可以妥善應對外部沖擊，實現和平崛起。

　　俠客島截取了其中的部分，以饗各位。順祝大家開工大吉！

　　注：由劉鶴主導創建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即將在2月25日召開2018年年會，屆時新浪財經將全程報道。(專題)

　　十個共同點

　　通過比較研究，關于兩次危機的共同之處，我們側重于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歸納。初步得到十點結論：

　　1、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都是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后。

　　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是在第二次技術革命后發生的，而這次危機則發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后。所不同的是，從技術革命發生到產生危機的時間大為縮短，1870年以后發生的電力技術革命到發生1929年的危機間隔了60余年，而1980年以后發生的信息技術革命與本次金融危機（2008年）之間只隔了30余年。其警世意義在于，今后當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后，不僅需要認識它的進步作用，抓住它帶來的機遇，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重大變革會隨之出現，充分估計震動性影響和挑戰。

　　2、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

　　1929年大蕭條之前，柯立芝總統實行了以放任自流著稱的經濟政策，創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榮”。在本次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在強大的產業和金融利益集團作用下，從克林頓到小布什政府也都采取了經濟自由化的政策。在此期間，新技術的推廣應用使信息通訊產業和互聯網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房地產業的繁榮已經出現，美國經濟確實出現了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長久的繁榮，人們樂觀地認為，由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傳統的商業周期已經不復存在。

圖：兩次危機之前，美國均處于金融監管寬松時期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

　　兩次危機發生前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較少數的人占有較多的社會財富（見圖2）。大蕭條期間所表現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表現形式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這一次危機則與全球化、互聯網和知識經濟的發展、經濟虛擬化程度提升、不同國家人口結構的變化有更多關系。但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

　　分配差距也不僅表現在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而且表現在傳統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在全球化和互聯網全面發展的過程中，世界經濟形成了相互依賴的三角形循環，新興市場國家成為全球制造中心，資源富足國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發達國家通過負債消費，拉動新興市場國家產能利用。雖然形式上的變化很多，但是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圖2：兩次危機前美國收入兩極分化達到歷史高點（最富1%收入占總收入比例）

　　4、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

　　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松了自己的奮斗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并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

圖3：1870-2010美國債務率 數據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

　　5、大眾的心理都處于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兩次危機前的產業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眾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在寬松貨幣環境和以提高杠桿率為實質的金融創新助推下，大量舉債進行高風險投機，產生了巨大的資產泡沫，大蕭條前主要是股市泡沫，這次危機前是房地產泡沫。

　　6、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

　　大蕭條前，泛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這次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金融放松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在經濟泡沫導致消費價格上漲的壓力下，貨幣當局不得不采取緊縮貨幣政策，從而捅破了泡沫，改變了投機者的心理預期，使得遲早發生的事終于發生（見圖4）。

圖4：兩次危機發布前的貨幣政策

　　7、危機爆發后， 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采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采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采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復和倒退。

　　這些明顯的錯誤在事后看起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說，實施正確的政策卻困難重重。這是因為，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同時，在市場大幅波動中獲益是大金融資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國家軟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國際金融市場力量往往起“樹欲靜而風不止”的作用，這種力量又與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結合，使得當政者處境岌岌可危。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兩次危機中的市場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認識問題而忽視其政治屬性，就會犯重大的判斷性錯誤。

　　8、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復蘇。

　　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開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面對超高的負債率，先是在財政上采取緊縮政策，去杠桿化進程開始，隨后經濟泡沫破裂所帶來的經濟壓力往往通過貨幣貶值和債務重組得以緩解。而后，在經濟未實現好轉之前，通脹上升和股市繁榮往往帶來一次虛假復蘇，但很快會遇到經濟的二次探底。

　　在1929年的大蕭條中是這樣，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已經出現了這種跡象：美國金融危機一度出現緩解，但歐債危機卻出乎意料地全面惡化，系統風險迅速上升，全球經濟可能由此進入第二輪危險期。同樣，當國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向外部轉移和推卸責任。危機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過程才能達到新的平衡點，大危機一旦發生就注定是一個較長的過程。我們對本次危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見圖5）。

圖5：危機發展過程中意外不斷 數據：ReutersEcowin

　　9、危機只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

　　大蕭條后，世界在絕望中發生了凱恩斯革命。這次理論創新可能圍繞全球經濟最實質和困難的問題展開：世界出現的總需求萎縮和資本、技術與勞動力在全球宏觀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陷入絕境，既帶來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也快速向全球傳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尚無明確思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單個國家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明顯不足，而大國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難，急需提出一個可行方案，解決這個全球性的復雜問題。

　　10、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驗證。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這個判斷可能被兩次危機所證實。

　　大蕭條后世界經濟重心由歐洲轉向美洲，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美元占據支配地位，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誕生，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這次危機發生后，全球發展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臺產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危機不僅具有對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危機的再分配效應是無法抗拒的，世界經濟秩序將繼續發生穩步但不可逆轉的重大變革（見圖6）。

圖6：危機前后世界經濟實力對比 來源：中經網數據庫

　　三點政策思考

　　1、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

　　必須樹立底線思維的思想方法，對危機態勢做最壞的準備，同時努力爭取較好的結果，既要應對突發性外部沖擊和震動，又要做好應對危機結構性變化的長期準備，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立于不敗之地。目前有兩個場景必須預防：一是危機升溫而產生的巨大外部震蕩；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變換形態的戰爭。雖然這兩個場景在近期出現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須防患于未然。

　　2、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我國所處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意義來說，在本次危機前，我國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我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機發生后，全球進入了總需求不足和去杠桿化的漫長過程，我國的戰略機遇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并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我們應牢牢把握這些實質性變化，認真分析我國與大國經濟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確提出解決全球增長困境問題的方案，在外部條件明朗化后穩步加以實施。

　　3、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沖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們要借鑒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國際事件，切實集中力量、重點突出，扎扎實實地辦好自己的事。

　　節選自《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

　　劉鶴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責任編輯：李彥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