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聚焦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會議深刻分析當前經濟形勢，明確2024年經濟工作重點。與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相比，此次會議將“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放在明年經濟工作的首位，擴大內需則退居次席。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新質生產力”第一次被寫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新聞稿。會議明確，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提出的背景是什么？有何內涵？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對此，澎湃新聞記者采訪多位學者進行解讀。

　　“新質生產力”提出的背景

　　今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時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為新時代新征程加快科技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引。

　　9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哈爾濱主持召開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座談會時說，“積極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培育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

　　9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聽取黑龍江省委省政府工作匯報時強調，“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是相對于傳統生產力而言的，在生產力的性質和質量方面都有顯著的提升，在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三個方面都呈現出更高的水平，是代表新技術、創造新價值、適應新產業、重塑新動能的新型生產力。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吳一平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從資本等傳統要素驅動型向知識、技術、數據等新型生產要素驅動型轉變，新質生產力能夠加速新型增長模式的形成。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向縱深發展，不斷涌現出顛覆性技術和重大前沿科技創新，我國的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著諸多機遇和挑戰。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金融發展研究所副所長鐘輝勇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未來國家之間的產業競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需要企業堅定不移地推動科技創新，創新的關鍵在于人才和機制的靈活，打破傳統對科技創新的約束。對我國當前來說，重點在于利用數字化技術來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提升和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在此基礎上發展先進制造業，提升我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

　　在“十四五”規劃綱要里，專門有一章是“發展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其中專門有一節是“前瞻謀劃未來產業”。這一章里提到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提到的“未來產業”，則包括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海空天開發、氫能與儲能等。

　　吳一平指出，此時，提出形成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符合我國經濟發展轉型的需要，有助于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目標。

　　“為了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需要將基礎研究引領的創新驅動、新興產業的培育壯大和提前布局未來產業結合起來，協同推進發展。”吳一平說。

　　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

　　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怎么干，多位學者表示，核心還是人才。

　　吳一平指出，從政策視角來看，側重于培養能夠適應新質生產力的人才隊伍，包括頂尖科學家、工程師和藍領工人，形成“金字塔”型的梯次人才結構。

　　“與此同時，加強適應各類人才發展所需要的科研平臺、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產業政策從選擇性向功能性轉型，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讓想干事、能干事的人能夠干成事。在科技創新的推動下，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不斷形成和發展壯大，一大批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涌現，為我國經濟發展不斷注入新動能。”吳一平說。

　　復旦大學產業與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范劍勇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回顧過去40多年的經濟發展成就，在本質上可能不全是依靠科技創新與核心技術的攻關，而是靠企業之間的分工合作與細化、中國人口紅利及其帶來的低生產成本。其中的邏輯是，廠商之間或上下游產業鏈的分工合作在人口紅利的低成本基礎上疊加了產品生產的規模經濟，體現出經濟學意義上的規模報酬遞增特征，這一特征體現在中國制造業產品相較于國外同類商品，在保證相同質量前提下，其價格更低，競爭力更強。在這一競爭優勢面前，不管是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其制造業廠商紛紛退出市場。因此，在世界市場上，只要是全球化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中國制造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從這一意義上講，在中端甚至是中高端的制造業生產領域，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制造業中心。但是，在高科技尖端科技領域，上述方法已經行不通了，我們需要闖出一條新路來。”范劍勇說，很多的關鍵技術，經過梳理后會發現，基本都是通過合作引用獲得外來的技術，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與提高，這與當年日本制造業快速發展的路徑幾乎是一樣的。

　　“上述技術方法的獲取，固然可以少走許多彎路，快速應用到制造業的規模化生產上，且技術一旦達到國外同一水平，憑借我國在生產上的規模經濟優勢，在最終產品的價格上將體現出強大的競爭優勢。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如何在已有的技術水平上實現進一步的自我突破、自我提高，以徹底實現技術水平領先于世界，真正地解決卡脖子技術難點，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之一。”

　　范劍勇認為，解決辦法的核心還是人才，可以參考當年以色列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經驗，提高我國勞動力隊伍的素質。

　　“卡脖子的技術，本身可能是由類似天才的人物創造出來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單單依靠高強度的研發投入，在短時期內不一定能夠取得顯著的、預期內的效果。在國外的華裔科技人才數量眾多，可以成為我們發展高科技產業、解決卡脖子難題的重要選項之一。具體方法可以多方探討，例如為這類人才解決創業過程中的各類困難，或者對這類人才的個人所得稅進行優惠，甚至創立專門針對海外人才居住、創業的特殊生活園區等，以達到聚全球人才、匯全球智力之目的。”

　　就地方政府而言，范劍勇認為，應積極追蹤科技前沿項目進展，保持與前沿科技人才的學術聯絡、感情聯絡等。“術業有專攻，作為地方政府來講，應該針對某一前沿領域進行持續的招商引資，如蘇州工業園區經過10多年的持續‘孜孜以求’，如今的先進生物制藥產業已處于國內前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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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