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營經濟理論亟待創新

中國民營經濟理論亟待創新
2023年11月21日 01:39 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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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滕泰 張海冰

  [ 只有盡快完成重大理論創新并轉化為全社會共識,徹底消除那些攻擊民營經濟的錯誤言論,用新的民營經濟理論推動社會觀念的轉變和思想解放,才能夠徹底讓民營經濟人士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真正激發民營經濟的活力,推動中國民營企業家“集中涌現”。 ]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始終堅定支持包括個體私營經濟在內的民營經濟發展,不斷解放思想,及時回擊、不斷澄清影響民營經濟發展的錯誤言論,推動全社會對民營經濟的認識觀念轉變。然而,社會輿論仍然沒有徹底擺脫“民營經濟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等一些錯誤思想的影響,嚴重影響著中國民營經濟的信心,甚至造成中國民營經濟投資增速下滑,成為抑制當前中國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徹底破除計劃經濟理論的誤導和影響,徹底澄清影響民營經濟發展的錯誤言論,需要盡快完成中國民營經濟的理論創新。

  中國民營經濟理論創新是新時代的迫切要求

  近年來,中央高層多次肯定民營經濟的貢獻,強調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為什么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各種高密度、強有力的表態和宣示下,在黨中央、國務院不斷出臺對民營經濟的各種政策支持下,那些否定和弱化民營經濟的錯誤言論與做法卻仍然能夠持續形成如此嚴重、惡劣的影響?

  一是因為中國有很多人在觀念認識中仍然不能擺脫計劃經濟思想的長期影響,一旦那些原本用來批判早期資本主義的“剝削論”“消滅私有制”等概念被片面、錯誤地應用在新時期的語境中,就會成為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興風作浪的工具,就會喚醒人們陳舊的歷史記憶和曾經的社會傷疤,并在人群中被無限放大,形成非理性的社會恐懼,不但嚴重打擊民營經濟投資和創業的積極性,甚至造成資本外逃等不良后果,成為長期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打擊就業、制約居民收入提高的社會認識毒瘤。

  二是中國民營經濟的基礎理論還沒有根本突破,新時期民營經濟理論創新尚未完成。如果不能盡快完成新時代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基礎理論創新,不能全面提出更符合時代特征的民營經濟新理論,就難免會任由這些忽略百年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罔顧改革開放成果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過時錯誤言論繼續發酵,影響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和中華民族復興大業。

  因此,2023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意見》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加強理論研究和宣傳,引導社會正確認識民營企業的重大貢獻和重要作用,正確看待民營經濟人士通過合法合規經營獲得的財富”,同時要求,要“堅決抵制、及時批駁澄清質疑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否定和弱化民營經濟的錯誤言論與做法,及時回應關切、打消顧慮”。

  可見,破除陳舊計劃經濟理論的影響,盡快推動民營經濟理論創新,已經成為新時代經濟發展的不可回避的、迫在眉睫的重要理論任務。

  完成這個重要理論創新任務,必須從新時代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出發,把中國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和民營經濟的作用、貢獻、角色、本質講清楚,把民營企業家的潮起潮落與經濟周期的關系,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經濟生態關系,以及民營經濟在形成市場活力、實現共同富裕、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所承擔的任務講明白,把民營企業在發展中遇到和出現的問題講透徹,切實真正推動社會觀念的轉變,為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重新認識中國民營企業家在財富創造過程中的貢獻

  認真研究“民營經濟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剝削論”“消滅私有制”等前期影響社會輿論的錯誤觀點就會發現,這些觀點無一不是把計劃經濟的陳舊概念和提法,生搬硬套在當前市場經濟和中國民營企業頭上,不僅嚴重脫離改革開放后的社會實踐,甚至對《憲法》和《黨章》明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相關論述視而不見。只要堅持從實踐出發,實事求是地深入分析中國民營企業家在財富創造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就會發現套用“資本家”等概念的錯誤。

  首先,作為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組織者和創新者,中國民營企業家所具有的企業家才能和企業家精神,本身就是創造財富的核心生產要素,與美國、歐洲等大型企業的高級職業經理人動輒就每年幾百萬、幾千萬美元的工資相比,中國民營企業家作為自身企業的管理者,其企業家精神、管理者工資應該怎么定價,都需要從理論層面深入研究。

  其次,絕大部分中國民營企業家主要以壓縮消費、節衣縮食、東籌西借的方式開始創業,作為企業創立的出資者,我們應該如何客觀認識資本在形成生產力中的核心要素組織作用,如何認識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出資人作用和出資人報酬,如何客觀認識資本的逐利性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也需要從實踐出發,重新全面、客觀地更新認識。

  再次,中國民營企業家在創業和經營中承擔著來自方方面面的風險,如何認識其作為風險承擔人的報酬?

  此外,在高端芯片、新能源汽車、風能、光伏、儲能等領域,中國民營企業走在創新的前列,代表著中國企業競爭力與國際競爭對手短兵相接,并用新產品、新模式不斷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如何評價中國民營企業的創新貢獻和創新報酬?

  就如同給別人做飯是做飯,給自己做飯也是做飯一樣,中國民營企業家為自己企業付出的勞動也是勞動。在復雜多變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民營企業家承擔著超常的心理壓力,無時無刻不在為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而從事復雜的企業家勞動,在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時代,應如何客觀認識中國民營企業家復雜勞動的報酬?

  只有從微觀的企業生產、從宏觀的財富創造過程出發,重新認識中國民營企業的企業家精神和管理者貢獻、出資人貢獻、創新者貢獻、復雜勞動貢獻,從管理報酬、出資者報酬、創新報酬、風險報酬和勞動報酬等多方面開展研究、全面闡述中國民營經濟認識的合法所得,才能真正引導社會全面、客觀、正確認識民營企業的重大貢獻和重要作用,正確看待民營經濟人士通過合法合規經營獲得的財富。

  民企是市場經濟活力的源泉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

  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下,中國民營經濟不斷發展壯大,不僅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還是創新、就業、居民收入和財政稅收來源的主力軍。如今,80%以上的家庭收入和就業依靠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民營經濟貢獻了經濟增長的主要部分和財政稅收的大頭,正在從各個方面推動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并不斷拓寬黨的執政基礎。

  反對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和煽動仇富心理攻擊民營經濟,必須深刻認識民營經濟創造和掌握的財富也是社會財富,很多民營企業已經成長為社會企業。一方面,民營企業家本人和家庭能夠直接消費或支配的財富是有限的,超出其消費或支配能力的財富,不論產權在誰名下,更多意義上都是社會的財富;另一方面,民營企業按照市場規律的生產和經營過程,也是為上游提供訂單,為下游提供產品,為國家繳納賦稅,為勞動者提供就業崗位,為社會創造財富的過程。

  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只要達到一定規模,都必然被層層管理者所支配,都面臨著委托-代理難題。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都需要不斷完善治理結構,提升管理水平,加強內部控制。隨著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作為社會企業都在不斷健全法人治理結構,以及股份制等現代混合所有制的發展,未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所有制區別越來越不重要,甚至無須按照所有制劃分企業類別,都成為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平等市場主體。

  我們通過對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中國經濟發展與民營企業家的涌現情況研究發現,如果一段時間內民營企業家出現“潮涌”現象,中國經濟就會呈現出繁榮態勢;相反,如果民營企業家的增速放緩或數量變少,中國經濟增長就會放緩。改革開放以來,一共出現了四次中國民營企業家的“集中涌現”,每次都把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推升一個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幾次大的周期性波動的背后,都伴隨著民營企業家的“潮漲潮落”——如何繼續推動中國民營企業家的集中批量涌現,對于當前以及未來中國經濟穩增長、擴大就業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客觀認識民營企業遇到的問題,更好發揮民營經濟作用

  不論是當前恒大等民營企業的債務問題、爛尾樓問題,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幾十年,中國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的確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在上世紀80年代承包制、租賃制階段,存在行為短期化、掠奪式使用機器設備等問題;90年代,少數民營企業在參與國資改制時存在交易不規范,甚至低價購買國有資產的行為;在《勞動法》實施前,很多民營企業都存在五險一金繳納不足,尤其是忽視農民工利益、拖欠農民工工資等問題;在參與基建建設和與政府、國有企業的經濟合作中,少數民營企業有行賄行為;在對宏觀經濟形勢和風險認識不深刻的情況下,部分民營企業存在金融杠桿過高,引發了超出其自身承擔能力的債務風險問題。

  這些問題的出現,既有中國民營企業家自身素質、道德修養、法治意識問題,也與特定發展階段法治不健全、政策不透明和經營環境復雜等社會背景有關,還有對市場規律、宏觀大勢缺乏認識、風險意識不夠、公司治理機制不健全、決策水平低等原因,很多民營企業家和民營經濟人士也都為這些錯誤和失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隨著時代的進步、法律的健全、政策透明度提高、民營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新時代的中國民營企業需要不斷完善治理結構,提升企業管理水平,民營經濟人士也需要加強學習,不斷提升業務素質和法律意識。各級工商聯、審計機構等社會中介組織、企業家培訓機構、資本市場監管機制等的不斷發展,都在為提高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素質、引導民營資本健康發展、促進民營企業家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提供越來越好的社會環境。

  除了中國民營企業自身的問題,還有很多宏觀、政策和輿論等社會問題也在影響、制約中國民營經濟健康發展。

  比如,某些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偏差、對保護民營企業的政策落實不力,民營企業在資金等生產要素獲得成本普遍高于國有企業,部分行業仍然存在政策不透明、行業管制等問題,也是導致中國民營企業家“集中涌現”的勢頭放緩,放大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壓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建立健全法治、提高政策透明度、解決好民營企業在要素獲取等方面的不平等競爭問題,推動民企、國企相互協作,共同發展,才能創造一個良好的經濟生態,讓民營經濟在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更大的貢獻。

  以上理論認識問題,不僅關系到民營企業的信心和積極性,也關系著中國經濟能夠繁榮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只有盡快完成這些重大理論創新并轉化為全社會共識,徹底消除那些攻擊民營經濟的錯誤言論,用新的民營經濟理論推動社會觀念的轉變和思想解放,才能夠徹底讓民營經濟人士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真正激發民營經濟的活力,推動中國民營企業家“集中涌現”,為中國經濟增長、就業、提高居民收入、實現共同富裕、賦能中國式現代化和實現中國民族偉大復興,注入長期可持續的發展動力!

  (滕泰系萬博新經濟院院長,張海冰系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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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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