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芳要離職了。”過去一年里，類似傳聞時不時就會躥出來。

　　如今，傳聞終于有跡可循。

　　11月19日，工銀瑞信發布基金經理變更公告，袁芳一次性卸任在管的5只基金。雖然離任原因標注的是“工作調整”，但業內的推測更傾向于，這是在為正式離職做鋪墊。

　　《財經》新媒體就袁芳是否要離職一事，向工銀瑞信基金相關負責人求證，對方表示：“一切以公告為準。”

　　袁芳在公募圈頗有聲望，是熱度僅次于葛蘭的女性基金經理。她在工銀瑞信供職時間超過10年，任職期間最佳基金回報226.53%，截至三季度末，管理規模合計225.56億元。

　　卸任爭議

　　明星基金經理“出走”，早已不是新鮮事。

　　從周應波、趙詣，到董承非、林森．．．．．．年內已有多位“頂流”離職。他們或另尋東家，或“奔私”創業。

　　由于他們身負數百億規模，持有人基數龐大，且自帶流量和關注度，在官宣離職時，基金公司總是盡可能低調而謹慎地處理。

　　像袁芳這次的卸任公告，就選在了非交易日的周六發布。

　　投資上的重大人事變動，要做到完全不起波瀾很難。從過往案例來看，比較理想的狀態是，雙方好聚好散：基金公司安排合適的繼任者，基金經理寫一封真摯的告別信，以求平穩度過交接期，安撫和留住持有人，最大程度上減少對產品規模和公司品牌形象的沖擊。

　　對于一些明星基金經理的離開，尤其是奔私的那些，持有人的反應往往是惋惜。因為私募的購買門檻高達百萬，這意味著普通基民無法再享受到他們的投資服務。

　　作為工銀瑞信基金的“頭牌”之一，袁芳的卸任和“奔私”傳聞，卻是爭議聲居多。

　　最大的爭議點在于，她卸任的5只產品中，“工銀圓豐”是一只三年持有期基金，成立于2021年1月13日，首募規模79億元，距離首輪持有期結束還有一年多時間，在任職回報虧損31.91%的情況下，基金經理卻一走了之。

　　無論是主動離職，還是被動下課，這種有始無終的做法，讓不少投資者難以接受，因為很多人當初就是沖著她的名氣下的單。

　　從監管的角度，持有期產品設立的初衷，本就是為了踐行長期投資理念。在首個持有期內更換基金經理，顯然與這一理念相悖。

　　一位基金研究機構的人士在接受《財經》新媒體采訪時表示，人才流動是市場基本特征之一，屬于正常情況。但如果是打著基金經理市場號召力，進行資金募集的封閉式基金，在距離封閉期滿還有一定時長出現基金經理離職，或多或少存在誤導投資者的情況。

　　監管空白

　　站在買賣雙方的角度，在現有法規下，面對基金的持有期限制，基金經理去留與否有的選，投資者想贖回卻沒的選，只能被動接受人事變更。

　　11月20日，西部利得基金經理盛豐衍在微博發文，建議修改持有期基金規則，持有期基金的首發基金經理離職的，給予投資者一次贖回的機會，“否則旨在鼓勵長期投資的持有期基金難以獲得投資者認同，和持有期基金初心南轅北轍”。

　　在公募歷史上，有過封閉期或持有期內開放贖回的案例，就是在2020年9月紅極一時的螞蟻戰配基金。

　　5只“創新未來”基金發行時募了600億元，認購人數多達1360萬戶，原本封閉期18個月，后來因螞蟻集團上市計劃擱淺，在2020年11月開放了為期一個月的贖回通道。

　　也有業內人士建議，以后發持有期產品，可以讓基金經理簽署承諾函，承諾封閉期內不離職。如果封閉期出現離職，基金公司應承擔連帶責任。

　　實際上，為了促進公募行業的健康穩定發展，監管一直在完善基金經理離職的相關規定。

　　2月18日，證監會發布《證券基金經營機構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從業人員監督管理辦法》。其中規定，“證券基金經營機構不得聘用從其他機構離任未滿6個月的基金經理和投資經理，從事投資、研究、交易等相關業務”。

　　和此前相比，基金經理離職靜默期多了3個月。

　　5月20日，證監會發布《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監督管理辦法》及其配套規則（簡稱《辦法》）。在細則中規定，公募基金管理人建立員工離職靜默期制度，基金經理等主要投研人員在離職后1年內不得從事非公募基金投資管理等工作。

　　這意味著，基金經理如果從公募離職，想要發行自己的私募產品，從之前只需等待3個月，延長到1年。

　　6月10日，中國基金業協會發布《基金管理公司績效考核與薪酬管理指引》，要求績效薪酬的遞延支付期限不少于3年，高級管理人員、基金經理等關鍵崗位人員遞延支付的金額原則上不少于40%，績效考核指標應體現3年以上長周期考核情況。

　　盛豐衍曾評價，該《指引》一（是）強制基金經理和投資者共擔風險，二也懲罰了跳槽行為，鼓勵基金經理在一家公募基金長期干。

　　回到袁芳卸任“工銀圓豐”的案例，可以看到現有法規下，對持有期內基金經理的離職行為，沒有明確的約束和針對投資者的處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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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