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全國首例，飛樂音響被判賠1.23億 普通代表人訴訟也是投資者索賠有效渠道

　　每經特約評論員 熊錦秋

　　5月11日，上海金融法院公開宣判原告魏某等315名投資者與被告飛樂音響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一案，一審判決被告應向原告支付賠償款共計1.23億余元。該案系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出臺后普通代表人訴訟的首次全面實踐。筆者認為，投資者追究民事賠償又多了一條渠道。

　　2020年8月起，多名飛樂音響的股票投資者作為原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飛樂音響就此前虛假陳述行為進行賠償。上海金融法院作出民事裁定確定權利人范圍并發布權利登記公告，根據《規定》，經明示加入，共有315名投資者成為該案原告，其中5名原告被推選為代表人，訴請被告賠償各項投資損失1.46億余元。最終法院根據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的損失核定意見，依法作出1.23億余元賠償的判決。

　　值得關注的是，本案同樣也有眾多中小投資者參與，投資者選擇的是普通代表人訴訟機制，從目前一審判決結果來看，這種訴訟機制同樣也是促進糾紛化解的一個有效渠道，有利于提升案件審理集約化水平，提高審判效率。

　　不妨再回顧《規定》內容，其中將代表人訴訟分為兩大類，即“普通代表人訴訟”和“特別代表人訴訟”。前者遵循“明示加入”原則，投資者需要提起訴訟才能加入。后者遵循“默示加入、明示退出”原則，也即“特別代表人訴訟”讓諸多沒有參與訴訟甚至根本不知情投資者，也視為同意參加該代表人訴訟，因此“特別代表人訴訟”也被稱為中國版集體訴訟制度。不過，本案也說明，普通代表人訴訟也同樣是一種有效的集體訴訟機制，同樣可歸入廣義的集體訴訟范疇。

　　為增強代表人訴訟機制的可操作性，上海金融法院根據《證券法》《民事訴訟法》等出臺了《關于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機制的規定》，其中對普通代表人訴訟機制和特別代表人訴訟機制都有明確規定。比如，對普通代表人訴訟機制中的代表人選定，明確代表人應當符合“占據一定的利益訴求份額”等條件，每位代表人的得票數應當不少于參與投票人數的50%，等。當然，投資者保護機構也可以指定方式成為代表人。本案肖某、陳某等5名原告成為訴訟代表人。

　　尤其是上海金融法院為參與普通代表人訴訟的投資者，提供了極為方便的“明示加入”方式。300多名投資者通過法院代表人訴訟在線平臺、中小投資者保護艙，以在線方式完成投資者身份驗證、權利登記以及代表人推選程序。因此，只要投資者舍得花一定精力和成本，就可比較容易參與到普通代表人訴訟這種集體訴訟機制中來，選出代表之后，其他投資者同樣可搭訴訟便車。

　　在筆者看來，普通代表人訴訟與特別代表人訴訟相比，雖然在投資者受益范圍等方面稍顯不足，但普通代表人訴訟同樣也有一定優勢。特別代表人訴訟，需由投保機構主導，但投保機構人手和精力也有限，眾多證券民事索賠案件或許管不過來。比如，投服中心相關規則就規定，其選擇參與的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件，需要符合“案件典型重大、社會影響惡劣、具有示范意義”等條件，應該說，相當多的案例或許并不符合其選擇標準，而對這些非典型重大案例的次優解決方案，或許就是普通代表人訴訟機制，只要投資者明示加入，就可搭便車。

　　顯然，上海金融法院對本案的成功處理，為“普通代表人訴訟”等集體訴訟機制在全國推廣提供了可復制范本。當然，其他地區法院要復制上海金融法院的做法，或需解決好兩方面問題：一是法官人才，證券領域法律規則數量巨大，專業性極強，法官要審理好涉及成千上萬投資者利益的民事賠償案件，就必須掌握好相關專業知識，為此要強化法官人才培養和儲備。二是強化軟件和制度建設，包括出臺代表人訴訟實操制度、專家陪審員制度、設立代表人訴訟在線平臺等。

　　（作者系財經時評人）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

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