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毒販到PPT：匯豐銀行的牛排館大戲

當年牛排館內景     圖片來自網絡

　　中國經營報《等深線》記者  郝成  北京報道

　　隨著孟晚舟案庭審程序推進，逐步公開的證據文件里，擁有155年歷史的匯豐銀行，露出了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匯豐銀行高管，曾在一家牛排館主動約見孟晚舟，后者則用一份PPT，介紹了華為與香港星通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Skycom”）在伊朗的客戶、產品、合規要求、合規制度，并如實陳述了華為和Skycom在伊朗的業務。不僅如此，2020年7月，孟晚舟律師團隊提交的證據材料顯示，這次會面前，匯豐銀行始終知曉華為與Skycom的關系。

　　這場下午4點左右的會面，發生在2013年8月22日。7年后，那份PPT，成為美國司法部門指控孟晚舟最重要的文件，其認為，孟晚舟對匯豐“隱瞞”了華為與Skycom的關系，“誤導”匯豐繼續向華為提供銀行服務，匯豐可能面臨違反美國制裁法律的民事和刑事責任的“風險”，孟晚舟對匯豐構成“欺詐”。

　　關于那場牛排館會面，匯豐銀行一直聲稱是華為主動約其高管見面。而知情人告訴《等深線》（ID：depthpaper）記者，事實上是匯豐銀行主動約孟晚舟。“一般銀行約見客戶都是通過正式郵件往來，但匯豐銀行此次并沒有發郵件。”

　　更加蹊蹺的是，美國的《案件起訴記錄》證實，牛排館會面后，匯豐銀行反復索要英文版PPT，孟晚舟隨后安排將PPT給匯豐銀行。

　　知情人士透露，索要PPT的人，正是與孟晚舟在牛排館會面的阿蘭·托馬斯（Alan Thomas）。這位匯豐銀行時任亞太區銀行業務負責人，隨后轉手將PPT發給了該行的風險管理委員會。而那份PPT，變成導致孟晚舟被捕的唯一關鍵材料 。

　　一家國際大行，何以有如此行為？這需要人們回到7年前，甚至更久遠一些，在走進那間牛排館之前，匯豐銀行面臨的，則是為毒販洗錢的指控，美國司法部門派駐監管……

　　匯豐的“毒販時刻”

　　1865年3月3日，匯豐銀行在香港創立。名字上，就能看出與中國的深厚淵源——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HSBC，香港和上海銀行有限公司），匯豐二字，則被闡釋為“匯款豐裕”。

　　1864年，供職于大型船運公司的托馬斯?蘇石蘭（Thomas Sutherland），在沿著中國南海岸航行時，閱讀了一篇關于蘇格蘭銀行業的文章，獲得啟發。他認為，在中國內地、中國香港及日本迅速增長的貿易活動，正在呼喚更好的、本地化的銀行機構。

　　匯豐銀行官網稱，在此之前，托馬斯?蘇石蘭甚至從未擁有過自己的銀行賬戶，但這個年輕的蘇格蘭人，決定創立一種本地化管理、支撐國際貿易的銀行。他以招股方式獲得初始資金500萬港元（2萬股，每股250港元），由此創立匯豐銀行。

　　中國人更熟悉的，是王槐山、席正甫，兩位華人買辦。1864年，上海三余錢莊的“跑街” 王槐山，挪用客戶2000兩白銀，給回英國籌資的大衛?麥克林（David McLean）做盤纏，年底被發現后遭開除。而大衛?麥克林籌資歸來，成功開辦匯豐銀行上海分行后，處于感謝，邀王槐山出任上海分行首任買辦。

　　比香港晚一個月開業的上海分行，依靠王槐山等中國班底，不久，營業額便遠超香港總行，并逐漸成為業務中心，向內陸擴張。王槐山之后，上海分行第二任買辦席正甫更為傳奇，其依靠“大單”上位——以鹽稅為擔保，年息8厘，匯豐銀行向清廷出借200萬兩白銀，借款期10年。

　　后續多任買辦，均為席正甫家人。匯豐銀行更成為《馬關條約》清政府賠償白銀2.3億兩的重要放款人，也在李鴻章、左宗棠清廷重臣政治斗爭中明確站隊。后世評說，匯豐銀行的崛起，離不開其與清廷的政治結緣，當然，從抵押物和回報率看，這更像是“吸血”。

　　出身的特點、悠久的中國業務歷史，讓匯豐銀行一度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外資銀行。改革開放后，中國商人、企業多選擇匯豐銀行作為出海的金融渠道。

　　但現在，隨著孟晚舟案越來越多細節曝光，人們開始用困惑的目光，打量著這位曾經的“老朋友”：在“牛排館事件”中，匯豐銀行對自己的客戶，究竟做了什么？為什么？

　　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要把中國人的念舊情感習慣放在一邊，在另一場“單純的”、利益的邏輯里，尋找到答案。

　　在孟晚舟走進那間牛排館時，匯豐銀行最大的風波，是為墨西哥毒販洗錢事件。牛排館會面的一年前，2012年7月16日，美國參議院發布調查報告，美國司法部認定匯豐銀行不是反洗錢不力，而是銀行自己參與洗錢活動。

　　墨西哥著名調查記者安娜貝爾?赫南德茲（Anabel Hernandez）發現，當販毒被嚴厲打擊，販毒所獲得的錢財，卻可以輕易洗白，成為販毒者源源不斷的動力，也因此，南美洲的“毒販戰爭”持續數十年，死亡超10萬人卻仍未見終點。銀行，是整個洗錢環節中最關鍵一環。

　　“只要在名字中間加一個字符，比如一個點、一個下劃線，那么這筆錢就可以暢通無阻地匯過去。”在2010年~2011年擔任匯豐銀行合規經理的埃夫特?史登（Everett Stern），出鏡講述了該行的荒誕：雇用并不具備相應能力的人員，組建風控部門，對美國等下發的禁止通匯的毒販、恐怖分子名單，視若罔聞。

　　匯豐銀行是《洗錢銀行》（CARTEL BANK）的主角，作為Netflixde的紀錄片《Dirty Money》第一季第四集，記者、執法者、匯豐銀行前員工等多方出鏡，講述了墨西哥毒梟案中，這家銀行的角色——其遍布世界的網點，以及收購墨西哥的銀行，均成為販毒者洗錢通道。

　　除上述紀錄片外，英文媒體曾連篇累牘報道此事，人們期待通過嚴懲，來有效震懾、打擊金融機構洗錢行為。

　　2012年12月，由于涉嫌為販毒集團、恐怖分子洗錢等違法活動，匯豐銀行被美國司法部調查，隨后與美國司法部簽署了DPA（延期起訴協議），并被監管。協議到期前，其同意在任何調查中配合司法部，“配合監控和持續合作”。匯豐銀行前行政總裁John Flint曾向媒體透露：“銀行中隨時有200到400位美國監控人員，他們可以查看銀行所有訊息。”

　　至此，匯豐銀行進入漫長的被監管狀態。而那場牛排館會面，恰發生在被監管8個月后。

　　鬧市牛排館會面

　　2013年8月22日下午16時左右，孟晚舟和她的幾位同事，走進國際金融中心商場（IFC）的Le Pain Grille La Loggia，一個被華人稱為牛排館的外國餐廳。這里是香港的金融街，高樓林立，距離匯豐銀行亞太總部不過數百米。

　　7年后，牛排館早已難覓蹤影，被一家開放式的甜品店所取代。從當年的照片上看，雖然受到高級白領青睞，但牛排館燈光昏暗、空間狹小，加上熱門購物中心IFC人流穿梭，盡管擁有包間，仍不是一個適合談論復雜話題或者商業“隱私”的地方。

IFC平面圖      圖片來自IFC官網

　　《等深線》記者試圖聯系這家牛排館的老板，但最終無果，周邊商家和IFC物業，均不知道其去向。對該餐廳有印象的一位香港商業人士告訴記者，就隱秘性而言，這家店絕不在選擇范圍內。

　　唯一的便利，是此處緊鄰四季酒店，孟晚舟當晚要前往參加一場晚宴。

　　在牛排館里等候孟晚舟的，是時任匯豐亞太區全球銀行業務負責人Alan Thomas，其當時職責范圍，即包括聯系華為業務。如今，他早已經離開匯豐銀行，盡管一些職場互聯網平臺仍有其信息，但眾多媒體都無法聯系上這位“神秘”當事人。

早年圖片顯示，牛排館并不具備較好的隱秘性。  圖片來自網絡

　　知情人士告訴《等深線》記者：“匯豐銀行一直聲稱是華為約的他們，但事實上是匯豐銀行主動約的。一般銀行約見客戶都是通過正式郵件往來，但這次匯豐銀行并沒有發郵件。”

　　在這之前，2012年、2013年，路透社發了兩篇報道稱，Skycom與華為有密切關系，華為通過Skycom在伊朗從事違反美國制裁規則的業務，包括轉賣美國電腦設備給伊朗。而這兩篇報道成為后續所有事件的開端，據說匯豐銀行看到報道后，多次要求華為高管出面澄清，于是，孟晚舟踏入了那間牛排館。

如今，牛排館位置已是一間開放式甜品店，再無當年痕跡   圖片來自網絡

　　雙方均為世界500強企業，但從常見的企業組織層級來看，Alan Thomas系匯豐銀行亞太區域某個銀行業務的負責人，而孟晚舟則是華為整個集團的CFO，兩者地位顯然不甚匹配。

　　但知情人稱，考慮到以前的合作關系，孟晚舟還是帶著一份中文PPT進入牛排館，并按PPT的內容，介紹了Skycom和華為公司在伊朗的業務情況、相關合規制度與措施。

　　美國的《案件起訴記錄》證實，會面后，匯豐銀行反復索要英文版PPT，孟晚舟隨后安排將PPT給了匯豐銀行。據知情人士介紹，索要PPT的人，正是Alan Thomas。在得到PPT后，Alan Thomas轉手就發給了該行的風險管理委員會。

　　孟晚舟不會想到，就是那份PPT，成了導致她被捕的唯一關鍵材料。而近期律師團隊提交法庭的證據顯示，在牛排館會面之前，甚至匯豐銀行始終都知道Skycom與華為的關系，美國的《補充案件起訴記錄》中也明確稱，多年以來，匯豐銀行處理Skycom的業務時，都是與華為員工用華為郵箱進行溝通和聯絡。

　　而孟晚舟律師團隊新近提交的證據顯示，在匯豐內部，Skycom被“白紙黑字地”標志隸屬于華為集團（Huawei Group）；從2010年起的多封業務往來郵件，都可以證明匯豐知曉華為與Skycom的關系。

　　此外，華為曾把Skycom的財報發給匯豐，財報對Skycom業務有著清晰的描述。匯豐銀行不同區域、不同業務、不同層級的員工，都在持續和華為直接溝通Skycom的銀行業務。

　　此外，匯豐一位高級副總裁還曾直接就更改Skycom賬戶權簽人一事，發郵件給華為員工。

　　上述各種證據，實際讓牛排館會面變得更加不可思議：既然匯豐銀行早就知曉華為與Skycom有伊朗業務，那么其“主動約見”，以及會面之后，反復索要英文版PPT的舉動，與其國際大行的“排面”極不相稱，頗顯怪異。

　　受害的證據提供者？

　　根據現有公開文件，那份PPT，是導致孟晚舟被捕僅有的關鍵文件材料。

　　美國《引渡案件記錄》在講述如何獲得那份PPT的同時，也講述了要求加拿大警方逮捕孟晚舟，并引渡美國的理由：孟晚舟曾于2013年與匯豐銀行有過接觸，且就“華為伊朗業務”撒謊、導致匯豐銀行面臨被美國處罰的風險。

　　依照美國對伊朗制裁規則，將美國相關技術、產品出口至伊朗的企業，為伊朗提供相關服務的企業，將受到制裁。而這個“相關”的范圍，則被美國限定標準并時有變化。結合美國長臂管轄制度，制裁的指向范圍，則是任何與美國有關的世界各國企業。

　　比如，上述文件講述的匯豐銀行面臨美國處罰的風險，即指其在為華為和Skycom在伊朗的業務清算時，使用了美元清算，屬于美國劃定的“清算匯款金融信息服務”。具體在孟晚舟案中，美國指控孟晚舟欺詐匯豐銀行，導致后者違反對伊經濟制裁禁令《伊朗金融制裁條例》（ITSR），違規為Skycom提供了美元清算。

　　總結美方指控，其講述的是這樣一個以匯豐銀行為受害者的欺詐故事：孟晚舟被指未向匯豐銀行如實陳述華為與Skycom公司的關系，導致匯豐銀行因不知情，以美元幫Skycom公司結算，導致面臨制裁風險。

　　而孟晚舟案件的引渡法官Heather Holmes，在其關于雙重犯罪的判決中指出，只有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禁令，才可能給匯豐銀行帶來損失或風險。也因此，上述指控邏輯中，匯豐銀行的客戶，是否在伊朗有業務，才是評估風險的唯一要素，至于華為和Skycom是什么關系，并不重要。

　　孟晚舟律師團隊向法院提交的材料表示，上述牛排館會面時，孟晚舟已向匯豐銀行高管介紹了華為與Skycom公司在伊朗有商業合作，華為并不存在欺騙行為；郵件等均證明匯豐知道華為與Skycom的關系；是否通過美國進行美元結算，取決于銀行自己，和華為沒有關系。

　　“選擇何種貨幣清算，除非客戶主動、特別要求，否則，這個選擇很大程度取決于銀行。甚至，客戶對這個路徑未必完全知情。如果認為付款可能違反制裁法律，銀行可以凍結或者拒絕付款。”有外資銀行人士介紹，如果涉嫌違規操作，當事銀行要負主要責任，而不是客戶。

　　值得一提的是，在駁斥美方提及，匯豐銀行未將華為和Skycom的關系通報銀行高層，僅“初級”員工知情時，辯方陳述文件稱，未經高層審批就輕易做出判斷，匯豐銀行的做法簡直“難以置信”。

　　諷刺的是，2012年時，匯豐銀行聘請了履歷中與反洗錢、伊朗制裁直接有關的美國官員，出任法務、合規部門負責人：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前主任、曾任美國制裁委員會主席和美國反洗錢機構負責人的Robert Werner，出任該行金融犯罪合規全球主管；美國財政部恐怖主義與金融情報辦公室前副部長Stuart Levey出任首席法務官，Stuart曾負責反恐和金融情報，美國媒體稱，其曾在打擊朝鮮和伊朗涉嫌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非法行為中發揮核心作用。

　　多年前，匯豐銀行原首席合規官David Bagley就表示，該行分支眾多，且均設有合規部門。高官加盟、分支均有合規部門的匯豐銀行，在美國指控表述中，卻成了孟晚舟案中的受害者。

　　美方《補充案件起訴記錄》還稱，孟晚舟欺詐匯豐銀行，獲得9億美元信用額度。而6月份律師團提交的備忘錄稱，實際上，所指9億美元中，只有8000萬美元額度由匯豐銀行提供，且華為從未使用過這筆額度。

　　孟晚舟律師團隊提交陳述認為，美方指控中，遺漏了重大信息，甚至存在故意誤導之嫌。

　　從“毒梟洗錢案”脫身

　　2017年12月，美國檢方撤銷了對匯豐的全部刑事指控。《洗錢銀行》臨末，呈現了美國社會對此事的震驚，人們無法相信，匯豐銀行在幫助毒梟洗錢案中，竟然只是繳納了十幾億美元罰金，被監管5年，便可脫身。

　　為何會這樣？媒體早前披露信息稱，國會就此舉行的聽證會上，有高官表示匯豐銀行規模太大了，如果追究，將引發諸多連鎖反應。另有報道稱，英國財務大臣曾致信美國，表示如果起訴匯豐銀行，則可能給全球金融帶來不穩定。

　　盡管這樣純政治，而非法律的“解釋”，讓民眾至今難以信服，但美國司法體制、實踐中素有“控辯交易”……，而這種交易的具體內容，往往并不透明。

　　不過，巧合的是，眾多公開信源顯示，就在匯豐銀行被撤銷全部刑事指控的2017年，這家銀行將那份PPT交給了美國官方。一年后的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押，事發后，華為公司當時刊發的聲明內容顯示，這家企業對孟晚舟為什么被捕并不知情。

　　知情人透露，就在2017年8月，匯豐銀行突然單方面提出，終止與華為近20年的業務合作。現在回憶這一節點，以及更早之前的那場牛排館會面的種種怪異，結合各方提交的材料，整件事變得越來越清晰。

　　頗為矛盾的一點是，據路透社報道，Alan Thomas與孟晚舟會面后的數月，匯豐內部認定，華為作為匯豐的客戶，所帶來的名譽風險是可接受范圍（可控的），并將繼續與華為保持業務往來。

　　事實上，做出這一結論時，匯豐已經處于美國的嚴格監管之下，且有強大的合規委員會做出風險評估。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也曾公開表示：“我的同事沒有發現華為的任何問題”。然而，短短幾年間，這一“風險可控”的結論就被自己推翻了，匯豐不僅通過PPT幫助美國論證“風險”的存在，還中止了華為的合作。

　　對于匯豐而言，2017年才開始發現有“風險”，2013年卻沒有發現，前后判若兩人。5年間，其沒有任何損失，反倒是靠華為5年的大規模業務賺取了豐厚利潤。

　　在外媒早前報道匯豐銀行在孟晚舟案中的角色后，其中國“老朋友”的形象變得模糊起來。據媒體報道，有中國企業高管擔心，一些外資銀行，因其他問題，在被美國監管之后，出于“控辯交易”或其他因素，成為配合者，甚至做出傷害客戶的行為。

　　財報顯示，匯豐銀行2019年利潤下跌33%，全年稅前利潤133.5億美元（103億英鎊；934.5億元人民幣）中，近90%來自香港。

　　時至今日，匯豐銀行及美國相關部門并未明確指出，在孟晚舟案中，匯豐銀行究竟遭受了何種損失。匯豐銀行也未作出任何關于被欺詐的權利主張。

　　在毒梟洗錢案中，悄然渡過的匯豐銀行，在孟晚舟案中，雖被美國描述為“受害方”，但卻依然沉默著。只是，眼下不斷曝光的相關資料，令其在該案中的角色，越來越清晰。

　　（編輯：孟慶偉 校對：顏京寧）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

責任編輯：覃肄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