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劉元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目前學術界對疫情的判斷已經發生了一些新變化，形成了一些新共識。這些新變化和新共識決定了世界抗疫進程、經濟復蘇模式以及相應的政策都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疫情的新變化和新規律決定了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再定位。

　　根據SCIENCE和其他幾個學術平臺發表的近期文章，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新共識：

　　第一，新冠病毒可以在一年內任何時候擴散，沒有固定時間。

　　第二，感染者治愈后很可能無法獲得長期的免疫力，之前某些國家或地區提出的群體免疫可能并不會取得好的效果。

　　第三，新冠病毒的突變率非常高，對環境的適應力很強，這種情況可能會影響疫苗效果，導致研制的疫苗在短期內有效，而在未來不一定有效。

　　第四，無癥狀病毒攜帶者和一些新發現的情況證明我們對病毒的傳播路徑和方式依然不是十分清楚。最近幾位科學家指出病毒早已存在，只是現在被激活而已。

　　第五，疫苗與特效藥的研制時間比想象中要漫長，且充滿不確定性。

　　第六，病毒很可能將與人類長期共存，疫情很可能持續存在并反復出現。

　　這些變化和共識直接導致許多研究團隊在進行宏觀分析中考慮的不僅是二次沖擊和二次暴發的問題，而是多次反復暴發的問題。這種情況會導致目前的政策應對會出現一些變化。

　　疫情持續的時間拉長和影響的范圍拉寬將會引發一系列重大問題：

　　第一，疫情并未像預期中那樣在6至7月份到達頂點，疫情拐點的出現大大延遲。特別是進入7月以來，以歐美為主體的世界疫情第二板塊蔓延還在持續上揚，以拉美、南亞和非洲為主體的第三板塊蔓延已經抬頭，同時北京、東京以及首爾已取得疫情阻擊戰階段性勝利卻都出現了疫情復發，世界確證病例超過1300萬，日增超過17萬，讓未來疫情的可控性增加了非常大的變數。

　　第二，隨著防疫周期不斷延長，防控成本也在加速提升。

　　第三，發達國家前期布局的疫情防控方案和救助方案可能會失效。例如，歐美之前提出的群體性免疫理論框架可能會崩潰；歐美所設計的第一輪疫情救助方案難以承受疫情時間的持續，安排的經費可能很快會用光，政策工具可能消耗殆盡。

　　第四，疫情帶來的混亂狀態很可能造成超級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全面爆發，社會隔離、生活方式的調整可能會帶來社會情緒和秩序的超級變異。當前世界經濟存在“日本化”傾向，即長期停滯的經濟狀態可能更加低迷，這可能會使我們原來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使一些社會沖突、政治危機全面爆發。例如當前美國爆發的BLM運動，巴西和印度以及一些非洲國家所發生的騷亂。從歷史經驗來看，社會沖突和政治危機等國內問題可能會帶來國際問題的全面惡化。疫情的長期化將成為一個超級催化劑，使我們原來就面臨的問題變得更加嚴峻。

　　對于中國而言，疫情長期化帶來的沖擊可能會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世界經濟觸底的時間推遲，并非以前預期的第二季度。在外需下滑沖擊延后的情況下，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可能會在第三季度到達高點，并且第四季度依然存在。所以未來的不確定性是非常大的。

　　第二，世界疫情帶來的第三波沖擊與第一波和第二波帶來的沖擊將具有很大的區別。第一波、第二波沖擊主要是對供應鏈的沖擊，但是第三波沖擊更多是針對需求側。

　　第三，歐美第一輪救助政策耗盡，下半年可能會出現幾個超級調整。今年上半年出現了五大史詩級變化，下半年經濟相應的變化也會十分劇烈。第一，經濟處于底部的時間比想象中要漫長，導致政府補貼耗盡、企業破產加劇；第二，金融持續加碼，脫實向虛現象更為嚴重，世界金融市場出現第二次劇烈調整是大概率事件；第三，美元指數可能出現大幅度的調整，美國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市場將出現混亂，人民幣的鉚釘效應強化，資本流入中國的現象加劇。

　　第四，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導致美國出現政治危機，這種政治危機很可能被美國大選激化，從而導致中美沖突達到新高度。這種政治風險外溢將會導致中國面臨的經濟風險加劇。全球金融資產定價不單是由自身收益率決定，社會風險、政治風險會導致金融定價規律發生超級變異。

　　第五，國內疫情的反復將給國內經濟主體帶來的沖擊，會導致預期模式、工作和學習方式發生巨大變化。

　　第六，疫情反復導致經濟局部出現二次停擺。

　　第七，疫情常態化與短期救助之間存在沖突。在第二季度特別是6月份以來，我國計劃從短期救助向中期復蘇的節奏全面邁進，然而疫情的二次暴發會使中期復蘇的一攬子規模性政策的節奏被全面打亂。

　　針對以上狀況，我們可以從以下七個方面采取應對政策：

　　第一，宏觀目標調整應該從短期年度目標向中期目標轉變，特別是以疫情周期為統籌對象進行目標設定和工具選擇。

　　第二，由于疫情防控轉向中長期化，政策空間要有新的規劃。現在很多觀點認為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空間很大，所以前期的力度可以更大。但是目前我國的財政實際赤字率在今年可能會達到11%，并受到匯率因素、中小銀行風險、呆壞賬延期的影響，貨幣政策的空間也十分有限。因此，政策不能夠一次性全部投入，要為明年留有余地，甚至要為后年的一些變化做好充分的準備。

　　第三，擴大“六保”與底線管理的內涵。底線管理的內涵必須擴大，金融風險、政治社會風險的外溢效應對經濟領域的影響比想象中要大，要將風險管控重新提上我們的重要議程。特別是全球經濟變異給中國資本市場帶來的變化，以及中美貿易沖突、大國博弈中的政治風險對經濟領域的沖擊需要研究得更加清楚。通過最近幾個爆雷事件以及中小企業潛在的問題，我們會發現利用中小銀行進行針對中小企業的救助，其帶來的風險可能比問題本身要大，這一問題十分棘手。

　　第四，雙循環戰略可能還要進一步深化，特別是要提高對國際貨幣循環的重視，在國際貨幣體系重構以及金融戰應對上要有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是簡單的從實體經濟、內貿與外貿一體化和互相促進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國際金融的循環、國際貨幣體系的循環都非常重要。

　　第五，要進一步推進新動能的構建，使之與后疫情社會政治運行體系調整有很好的銜接和匹配。要將“非接觸經濟”的打造上升到戰略層面。要考慮一攬子政策里以新基建為主體的政策是否能夠擔任我國新經濟模式加速轉型的重任。

　　第六，要推進一次性短期行政救助體系與制度性、體制性救助體系的構建。任何一個制度性救助體系構建得很好的社會，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都十分良好。如果疫情中長期化，這就要求我們在制度性的保障和救助上面要有所突破，特別是在收入分配體系的大改革上面要有所突破。

　　第七，把握好緩慢復蘇與快速復蘇的節奏。要思考如果疫情防控中長期化，快速復蘇的節奏應該把握在什么水平。同時，我們提出的需求側提升和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到底如何相互配合？都需要我們做一些深入思考。疫情常態化并不是一句空話，我們要在各種政策里面優先考慮疫情防控，所以疫情擴散基礎性的預測就顯得尤其重要。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