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jīng)意見領(lǐng)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gòu)專欄 交易門 作者 春曉

　　“我1983年到中國的時候，飛機場除了我們的飛機，就只有一架從廣州飛過來的軍用飛機。機場門口是一條單車道。1998年，機場出來已經(jīng)有高速公路了。”柯安迪說，“我一下飛機立即哭了起來。”

一個耶魯“紅”老外的中國30年

　　作為1980年代耶魯大學的一名“憤青”，來自紐約下城的美國青年柯安迪(Andrew Collier)曾經(jīng)在論文里不遺余力地為中國的“大煉鋼鐵”運動進行辯護。他在文章里提出，因為離生產(chǎn)工具更近，所以人們比在大工廠里更有動力干活。

　　“我的爺爺是美國共產(chǎn)黨，我那時就是美國的左派。”他說。

　　柯安迪跟我的對話用英文進行，但講到“左派”時，他切換成了中文。他的普通話帶著濃郁的外國人腔調(diào)——就是經(jīng)常在相聲里被嘲笑的那種，因此我反應了兩秒才聽懂。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般，他笑著說，“我的中國同事經(jīng)常笑我的普通話口音”。

　　“你現(xiàn)在還是‘左派’嗎？”我問。

　　“我的觀點應該更接近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他說。

　　10月的一個工作日，香港天氣晴朗。下午6點，柯安迪跟我在中環(huán)國際金融中心一家咖啡廳碰頭。他身高1米77，偏瘦，穿著黑色外套，黑色T恤，牛仔褲，戴眼鏡，頗具喬布斯氣質(zhì)。

　　柯安迪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James Collier是一名有30年從業(yè)經(jīng)歷的記者、作家，也是一名音樂家。柯安迪繼承了父親的雙項特長——音樂和寫作。

　　每周末，柯安迪和自己的爵士樂隊都會在南丫島或者灣仔的酒吧現(xiàn)場演出。他對待音樂很嚴肅，拜師紐約職業(yè)鼓手E-J-Strickland，通過Skype上課，每周一小時，每小時學費80美元。就在我們見面之前，柯安迪還在香港南丫島的家里，花了一個半小時練習打鼓。

　　柯安迪的爵士樂隊——"Lamma Quartet"(南丫島四重奏)的臉書主頁略顯寂寞，有166次點贊。封面圖片是樂隊全體成員合影。神色肅穆的柯安迪和三個神色更加肅穆的大叔像古惑仔一般站在一面墻前，一動不動。四個人清一色穿牛仔褲和T恤，雙手插在褲袋里。

　　“我是一個比較另類的金融從業(yè)者。”他一邊喝著白葡萄酒，一邊跟我講他的故事。

　　再見中國時，我淚流滿面

　　柯安迪的職業(yè)生涯橫跨金融界和新聞界。在成立自己的研究機構(gòu)前，他曾先后在貝爾斯登香港、香港《南華早報》北京站、中銀國際紐約工作。柯安迪至今還是英國《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發(fā)表在《金融時報》上的評論標題是《中國西南房地產(chǎn)泡沫的破裂風險》。

　　柯安迪和中國——這個改變他人生軌跡的國家——結(jié)緣于大學時代。新中國和美國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關(guān)系。1981年，美國國務(wù)卿黑格應鄧小平之邀訪問北京。就在同一年，柯安迪進入耶魯大學研究生部學習中文。柯安迪本科就讀于俄亥俄州知名的文理學院Oberlin College，取得了法語和打擊樂的雙學士學位。

　　柯安迪告訴我，1980年代的美國大學校園，中文還被認為是一個頗具“異域色彩”的專業(yè)。“那個時候比較受歡迎的專業(yè)是核武器和蘇聯(lián)研究。”他說。

　　1983年，柯安迪和其他15名美國學生一起到北京大學[微博]交流了2個月。這是他第一次到中國。

　　“那時候的中國和我想象中的一樣封閉。”柯安迪回憶到。他和美國同學被安排住在北大[微博]勺園留學生公寓。

　　作為1990年代末期的北大本科生，我和我的室友們擠著六人一間的宿舍，都曾經(jīng)深深羨慕住勺園的留學生——因為他們住單間，還有自己的洗手間。柯安迪回憶，1980年代，北大附近能活動和娛樂的地方很有限。由于嫌食堂為外國人準備的西式煎蛋“太油膩”，他每天早上喝豆?jié){吃油條，“飲食很難適應”。2個月交流結(jié)束時，他瘦了15磅(6.8公斤)。

　　到現(xiàn)在，柯安迪說他出差去內(nèi)地，都會習慣性地吃豆?jié){油條當早餐。那個時候難以忍受的食物儼然成了他中國情結(jié)的一部分。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柯安迪再次回到北京，已經(jīng)是15年后。1998年，柯安迪再回到中國時，被“徹徹底底地震撼了”。當時他已經(jīng)結(jié)婚，并育有一兒一女，在香港一家國際投行上班。

　　“我1983年到中國的時候，飛機場除了我們的飛機，就只有一架從廣州飛過來的軍用飛機。機場門口是一條單車道。1998年，機場出來已經(jīng)有高速公路了。”柯安迪說，“我一下飛機立即哭了起來。”

　　“我知道這聽上去很老套。”柯安迪笑著說。那一次，柯安迪的太太帶著自己的母親和兩個孩子(一個6歲一個7歲)，在他之前飛到北京。她們在北京飯店跟他匯合。在北京的第一頓飯，柯安迪吃到了最愛的麻婆豆腐。

　　在香港工作的那幾年，遇到節(jié)假日，柯安迪身邊的老外們都跑去東南亞度假，他卻帶著老婆和孩子往中國內(nèi)地的城市跑。“我們跑去上海、北京和廣州玩，我太太非常喜歡逛當?shù)氐奶�蚤市場。”柯安迪說。

　　跟柯安迪見面幾天后，柯安迪的女兒Abby-Collier在電話里動情地跟我回憶起兒時父親帶她和全家去中國不同城市旅游的經(jīng)歷。“一起在中國旅游，讓我跟家人的感情更親密。”

　　2003年，柯安迪帶著家人搬到北京，成為了香港《南華早報》的一名財經(jīng)記者。他在北京生活了兩年，主要報道中國銀行。他住在順義，每天早上坐巴士上班，晚上打車回家。工作之余，他組建了自己的樂隊，在當?shù)氐娘埖暄莩觥?/p>

　　“我非常愛北京。”柯安迪說，“生活在北京，每一天都非常刺激，感覺這個國家每一個星期都在變，而我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上近50年最偉大的故事里。”

　　“你寫過的最難忘的新聞報道是什么？”我問。

　　“我可以告訴你，但你不能寫出來。”他說。

　　股市不影響我看好中國

　　柯安迪于2012年在香港成立研究機構(gòu)“東方資本”。他的客戶是投行、對沖基金和境外投資者。柯安迪給他們提供關(guān)于中國宏觀經(jīng)濟和公司的獨立分析。

　　“開始真的很難，特別是到了我這個年紀，要重新做一攤事情，你并沒有很大的空間去失敗。”他說。

　　柯安迪很幸運。他知道自己擅長什么、客戶需要什么。這兩年，他慢慢建立了客戶群，公司營收開始穩(wěn)定起來。

　　現(xiàn)在的柯安迪過著相對自由的生活。如果不是出國或者出差，他每天早上7點半起床，先閱讀四份中英文報刊雜志：《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南華早報》、《財經(jīng)》。接著他會花30分鐘跑步或者做HIIT(高強度間歇訓練)。柯安迪盡量把上午的大部分時間用來寫書和專欄。下午他通常會做市場推廣。當然，每天下午，他還會雷打不動地花一個小時練習打鼓。

　　“到了晚上，我就來中環(huán)‘飯醉’(他的原話是"wine sanddines")。”他笑著說。

　　柯安迪的居住和辦公地——南丫島，是香港明星周潤發(fā)出生和長大的地方。小島環(huán)境優(yōu)美、房租相對港島便宜，吸引了不少外國人居住，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游客光臨。他從公寓走到南丫島碼頭只需要3分鐘。從南丫島到中環(huán)，他需要坐30分鐘的輪渡。

　　介紹我認識柯安迪的是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成都的金融從業(yè)人員小鄧。在我跟柯安迪見面前，我問小鄧：“柯安迪到底是干啥的？”

　　“感覺他有立志要當西方資本在中國橋頭堡的雄心。”她說。小鄧最近一次接待柯安迪是幾個月前。他帶領(lǐng)一家美國的對沖基金，去成都考察項目。

　　“他在美國有資源，在中國又足夠本地化，所以起到了很好的橋梁溝通作用。”小鄧這樣評價柯安迪。

　　柯安迪對中國宏觀經(jīng)濟充滿熱情，喜歡去搞清楚推動中國前進的政治和經(jīng)濟因素，但他絕不夸夸其談。在報告里，他不急于下結(jié)論，擅長用細節(jié)、數(shù)據(jù)、表格和一手采訪得來的信息支持自己的論點。

　　事實上，柯安迪的使命就是通過獨立研究，用自己的語言去跟世界解釋中國在發(fā)生什么。除了寫報告，做問卷，他每年都要受邀去歐洲、澳洲、美國和加拿大，跟關(guān)心中國的國際投資者講解中國的情況。

　　上個月，一群關(guān)心中國經(jīng)濟的澳洲投資者邀請柯安迪去講課。短短4天時間內(nèi)，柯安迪一共開了10個會。他們有些是做大宗商品的投資者，有些是對沖基金。“開完會，我就累癱了。”他說。

　　柯安迪說，澳洲投資者非常關(guān)心中國本次股市波動、資本出逃，想知道他們還能在中國做什么安全的投資。

　　“因為中國的資本流動受政治因素影響很大，我需要解釋很多國情，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微博]、國務(wù)院、國有銀行、國有企業(yè)、地方政府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他們各自對資本市場的影響。”他不費吹灰之力地抖出一連串金融監(jiān)管機構(gòu)的英文縮寫字母。

　　柯安迪認為這次國際市場對中國的股市動蕩反應過度了。

　　“西方并不理解中國，一下子樂觀，一下子悲觀，就好像對待這次的股市，大家認為中國政府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認為是個大災難。”柯安迪說，“因此我需要解釋，股市對于中國的整體經(jīng)濟來說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中國政府和其它所有國家的政府一樣，有時候知道自己在干嘛，有時候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相比股市，柯安迪更關(guān)注中國的地方債務(wù)、國企、資本出逃，以及二三線城市的房地產(chǎn)泡沫——他認為二三線城市的房市可能會遭遇非常嚴重的下滑。“我不關(guān)心股市，我看都不看股市，因為股市不會影響中國經(jīng)濟硬著陸的幾率。”柯安迪說。

　　在總結(jié)報告《澳洲思考》中，柯安迪寫道：“中國的頂層的1%會遭受資本外逃影響，較底層也會有消費縮減，但中上層階級財務(wù)上還是健康的。較大一些的城市會因為國有企業(yè)和跨國公司的存在，受影響程度能得以緩沖。”他在報告中提出，“大眾奢侈品”、“醫(yī)療保健”依然是有投資潛力的領(lǐng)域。

　　“中國經(jīng)濟是有問題，但那些是長期、結(jié)構(gòu)性的問題。”柯安迪告訴我，“我曾經(jīng)對中國悲觀了六年，但是我現(xiàn)在對中國非常樂觀。”

　　好老板和好老爸

　　90后中國姑娘Juilice是柯安迪的得力干將，她駐扎在上海。2012年，Juilice在美國取得經(jīng)濟學學士學位，正好從網(wǎng)上看到柯安迪招聘分析師的廣告，就投去了簡歷。兩人一直合作到現(xiàn)在。Juilice的工作很繁忙，我跟她約電話訪問，前前后后來回發(fā)了10封電郵才確定時間。

　　“我們非常注重獨立調(diào)研，我需要從本地銀行的信貸部門，或者企業(yè)CFO(首席財務(wù)官)那里拿到數(shù)據(jù)，跟統(tǒng)計局那里的數(shù)據(jù)不一樣。”Juilice在電話中告訴我。

　　“你認為Andrew是一個好老板嗎？”我問Juilice。

　　這個問題一拋出來，就引起了Juilice的抗議。

　　“你要叫他Andy，千萬別叫他Andrew。我有一次叫他Andrew，他告訴我說，只有小時候在爸爸對他非常生氣時，才會叫他Andrew。”英文里，"Andy"是跟"Andrew"相對應的昵稱。我立即回憶起來，柯安迪給我所有的郵件回復落款都是"Andy"，而非"Andrew"。

　　“Andy是一個非常好的老板，思維很開放，非常理解有關(guān)中國國情特色的一些東西，也會教給我西方人思考的邏輯。”她說。柯安迪幾乎每個月都會去上海，或者跟團隊一起去其它城市出差。

　　Juilice告訴我，有一次他和柯安迪幫一家對沖基金做關(guān)于吉利汽車[微博]的盡職調(diào)查。因為吉利很大一部分營收來自政府補助，對沖基金覺得這很有風險，盈利難以維持。但Juilice和同事做了一些獨立調(diào)研工作后，發(fā)現(xiàn)吉利汽車在中國的最主要幾家競爭對手都在接受政府扶持。

　　“Andy告訴我，西方人會認為政府補助是對優(yōu)勝劣汰的一個扼殺。但汽車制造業(yè)對中國的GDP如此重要，我們認為政府一定會持續(xù)補助，這是一個常態(tài)。因此我們需要跟對沖基金解釋這個國情上的差異。”

　　“你和老板觀點發(fā)生沖突是會怎么處理？”我問。

　　“我們會花很長時間打電話或者面對面溝通，聊聊差異在哪里。他會引領(lǐng)我們在金字塔的模式下來解決問題。大家先講結(jié)論，再講彼此的論據(jù)。再冷靜地思考，互相看看論據(jù)。一起來找出論據(jù)不同之處在哪里。我會拿著他的觀點和結(jié)論跟基金經(jīng)理溝通，他會拿著我的觀點和結(jié)論去跟對方溝通，最后我們會達成折中。如果發(fā)現(xiàn)他錯了，他會承認。”

　　Juilice告訴我，柯安迪除了是老板，也是她非常好的朋友。“他會堅持冥想，堅持鍛煉，并跟我講冥想的好處。我如果去香港，也會去看他的演出。”

　　正如柯安迪“子承父愛”一般，他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女兒的職業(yè)選擇和人生規(guī)劃。在跟我談起父親時，柯安迪女兒Abby的語氣充滿了溫情。

　　“我爸爸極大地改變了我的人生，他不僅把我?guī)У街袊�，也點燃了我對中文和中國的興趣。”柯安迪的女兒Abby在Skype采訪里告訴我。她跟我對話時，登陸的是柯安迪的賬號。

　　Abby4歲半就跟隨父親搬到香港，10歲搬到北京。她從4歲半在香港生活時就開始學中文。她本科在父親的母校Oberlin College學習中文。Abby曾經(jīng)在《財經(jīng)》和香港《南華早報》實習。她目前是紐約CBS《This Morning》節(jié)目的記者。

　　Abby告訴我，父親有個習慣讓她很頭大。就是無論全家走到哪里，他都不停地跟旁邊的人說話，提問。不管對方是出租車司機，酒店職員，還是陌生人。“如果他發(fā)現(xiàn)全家人住的酒店很空，他會問酒店工作人員為什么生意不好？最近入住率都很低嗎？還是有什么其它的原因呢？”

　　“這讓我覺得很尷尬。遇到對方是女性，我會特別擔心人家以為我爸在故意搭訕。”Abby說，“當然我也知道這是他能當一個好記者和好分析師的原因，因為他總是會問問題，而且問的都是關(guān)鍵的問題。”

　　柯安迪談起女兒時，也更像在談?wù)撘粋�親密的好朋友。他說，女兒Abby在紐約過著“嬉皮”的生活。

　　“中文的‘嬉皮’怎么說？”他問我。他對我的職業(yè)和人生充滿好奇心。在我拷問他的人生細節(jié)時，他也不時向我拋出問題。雖然他的普通話有口音，但詞匯量很大。我每說一個中文單詞，他都能迅速反應過來。

　　“你為什么這么愛穿黑色？”我問。兩次見面，他都穿著黑色。在他樂隊的照片里，他也穿著黑色。

　　“在紐約，大家都穿黑色。”他哈哈笑起來。“這是我們的Fang Su”。

　　“風水？”我沒聽明白。

　　“No,Custom.”他用英語解釋了一遍。

　　“哦，你是說風俗。”我終于反應過來了。

　　在那一刻，我像我討厭的相聲演員一樣，在內(nèi)心暗自取笑了一下這個老外的普通話口音。

　　(本文作者介紹：交易門聚焦中國金融交易生態(tài)圈，專注報道業(yè)界個體的職業(yè)生涯和人生故事。微信訂閱：Trading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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