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沈萌
勞動力紅利不是什么光榮的事,因為通俗解釋勞動力紅利,就是靠人多低工資、賣苦力掙血汗錢,所以中國人不是天生注定就要一輩一輩地給發達國家當工人,中國人也應該享受高附加值的工作、賺高附加值的錢,用命換錢的勞動力紅利,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宿命。
2015年10月的北京,全世界矚目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閉幕,會后公報中最吸引眼球的不是種種政治經濟改革舉措,而是“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所謂“全面放開二孩”即不再以父母是否屬于獨生子女作為限定條件、所有父母都可以申請生育第二胎。據勞動力經濟學專家解釋,之所以“全面放開二孩”是因為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養老金缺口在逐年加大,若繼續執行現行人口政策,到2100年中國將僅剩一億多人口。
除了勞動力經濟學家外,還有一個群體對“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反應最大,即中國的新興城市“中產”階級,為什么“中產”要加雙引號,因為這個群體基本特征是受過大學或更高教育、在所居住城市有較為固定的居住場所、已購家庭用車并有能力為子女未來上學考慮投資“學區房”、周末可以居家攜友到郊區游玩、一般在所供職機構有一定職級地位,但同時也背負了沉重的房貸車貸、自己父母或在家鄉空巢或在本地給自己看孩子、工作壓力強度大,所以說這一群體并非真正的有產階級,因為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上凈資產或許只占了很小的部分。
這一新興的群體,往往有極強的自信心(雖然可能只是為了擺脫或掩飾內心深處的自卑),自認為是白手起家取得成績,有強烈的社會事務的參與感、要求加大自己群體的話語權。加之一些持有“天賦人權”、“生育權自主”觀點的專家學者推波助瀾,認為此次“全面放開二孩”是一種捍衛自身權益的勝利,限制生育就是違反人權。
但中國究竟缺不缺人?放開生育,是不是人權的體現?
借用幾個數據來看看,2015年初,央視公布稱2014年末,中國16歲以上、60歲以下的勞動力人口數量是91583萬人,比2013年末減少371萬人,連續三年下降。如果我們做些不嚴謹的簡單推算,假定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前的三季度,按同樣的下滑速度,那么我國勞動力人口約莫是91300萬人,而據外媒披露的李克強總理10月23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表示,中國前三季度的調查失業率是5.22%,也就是大概4800萬人左右,當然這里的調查失業率也不見得是非常準確的,畢竟很多人即使在調查時也不愿意承認或被歸類為失業人口。
此前在“放開單獨二孩(即父母一方為獨生子女可申請生育第二胎)”時,有專家計算到2050年該政策可增加勞動力人口約5000萬,那么問題來了,當沒開放任何“二孩”政策時,就已經有4800萬具備勞動力的失業人口存在,如果再加上5000萬甚至6000萬新增“二孩”,那么將近一個億的群體,誰來為他們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如果這么龐大的群體沒有就業或者沒有充分就業,那么他們將只會消耗基本生活保障成本,而不能提供任何養老金繳納,那么放開“二孩”是在降低社會成本、還是在增加社會負擔?
有不少學者乃至相關企業都在“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發布后,歡天喜地地計算著每一個新增人口的消費規模以及全部新增人口的巨大商機,但在看到這一群體消費潛力的同時,是否也考慮到他們具備足夠的消費能力嗎?如果在就業人口競爭加劇、薪酬水準拉低的同時,還奢求他們可以增加支出、擴大消費,這無異于癡人說夢甚至是胡說八道。
另一方面,當大家看到新增人口是巨大的消費市場的同時,是否也會想到新增人口也會是巨大的資源消耗?每一塊土地的人口承載能力都是存在一個極限的,一旦突破這個極限,那么空氣、水、土地、礦產乃至生存機會都會產生崩塌,那么原本已經緊繃到極點的中國資源還能夠額外負擔多少新增人口?我們是否只看見自己養不起老的壓力,而看不見環境與資源失衡的壓力?養不起老,還可以節衣縮食,一旦環境與資源結構失衡、崩塌,那么就如同小行星撞擊地球,即使強悍如恐龍,最后也不過被轟成渣。
那么,經濟學家言必稱的中國勞動力紅利是否會因為減少人口而受損?首先,我們必須認清,勞動力紅利不是什么光榮的事,因為通俗解釋勞動力紅利,就是靠人多低工資、賣苦力掙血汗錢,所以中國人不是天生注定就要一輩一輩地給發達國家當工人,中國人也應該享受高附加值的工作、賺高附加值的錢,用命換錢的勞動力紅利,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宿命。
其次,中國經濟自十八大后一直強調要騰籠換鳥、轉型升級,推動“互聯網+”與“中國制造2025”戰略,這也就說明中國經濟的基礎——制造業,未來將必然與智能化、網絡化相結合,機器取代人從事重體力、高強度、重復性工作也是必然趨勢,像全球代工巨頭富士康集團在昆山工廠的流水錢就已經用工業機器人取代了人,結果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了殘次品率,甚至還實現了節能減排(因為機器人不需要開燈開空調工作),所以如果在“工業4.0”的浪潮下,誰還需要那么多普通勞動力?
再次,由于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必然導致還會有其他比中國更低勞動力成本的國家,而資本也會將低端制造業向低成本國家轉移,那么此時我們是要靠增加人口、拉低勞動力成本,還是借機優化人口結構、向全球產業鏈上游轉移?用襯衫、牛仔褲、打火機換飛機、發動機的日子還沒過夠嗎?
國外經典的人力資源理論中,曾有一個很簡單的論述,即高效組織通常是雇傭三個人、付四份工資、實現五個人的工作量,那么我們為什么要追求雇傭五個人、做四個人的工作量、付三份工資呢?
再說說新興城市“中產”階級常掛在嘴邊的三個“放開生育”的聽起來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是“有了兄弟姐妹,孩子以后就不孤單”;二是“生育是天賦的人權,誰也不能剝奪”;三是“放不放開是原則問題,但放開也不會生”。
第一,不讓孩子以后孤單,這本就是一個偽命題,中國有近14億人,誰會看不到誰?所謂兄弟姐妹永遠相親相愛,這本就是一種理想化的愿景,現實中即使再親密無間的同胞親情在各自結婚后也會逐漸淡薄,甚至相互間推諉贍養、爭奪遺產,更有甚者彼此惡意中傷、大打出手、反目成仇,難道電視報紙上的社會新聞,大家都是當傳說看的嗎?俗話說“娶了媳婦忘了娘”、“親兄弟、明算賬”,那時候還顧得上孤單嗎?
第二,生育是天賦人權,誰也不能剝奪,但如果我尊重你的生育權,那么你是否也要尊重我的生存權?當你的多生多占,影響到我的適宜生存時,我是不是也可以剝奪你所生的孩子?總不能因為你的孩子要活,就把我逼死吧?這不就淪落為動物的叢林法則?羚羊生殖力強,那是因為有捕獵它們的獅子老虎來維持生態平衡。
如果你想多生多占,那么是不是我也可以來維持生態平衡?雖然這個比喻不見得恰當,但想想現在大城市的交通擁堵、流動人口負擔、上學看病就業難等問題,還會認為比喻的聳人聽聞嗎?人口膨脹造成的社會運行成本增加與新增人口創造的社會價值,孰輕孰重?
第三,曾有調查,稱“放開單獨二孩”后,適齡父母實際申請生育第二胎的比例很低,但這個調查的覆蓋面有多大?覆蓋樣本是否全面?如果生育二胎比例這么低,為什么還不斷有人生?甚至到國外去生(為逃避計生處罰)?即使城市中生養孩子成本的高不可及讓人卻步,那么農村中的比例也一樣低嗎?如果雖然城市新增二胎少,但農村新增二胎多,那么未來勢必會有更多農村人口涌入城市,總體來看,城鄉人口會全面膨脹,城市病的壓力會越來越嚴峻。
所以說,中國目前雖然勞動力人口規模呈下降趨勢,但遠未成為燃眉之急,同時技術進步以及結構升級,也會降低對一般性勞動力人口的需求,相反中國人口規模降低會減少對環境與資源的壓力,讓“美麗中國”更容易實現。根據中國憲法,中國政府的所有財產歸全民所有,也就是說中國近4萬億美元的龐大外匯儲備、四五十萬億人民幣的國有資產(還不包括各類國土資源),都是全民的財產,這些也都是可用于填補養老金及其他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難道養老不用、貪腐去用嗎?
雖然中國勞動力人口規模下降不足為慮,但勞動力人口的素質卻是亟待加強,如果延續不恰當的教養,讓“占便宜沒夠、吃虧難受”、“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等自私自利思想從一代灌輸給下一代,那么即使生育六個孩子,也不過是增加半打混蛋而已。
眼下,當人們看到某一類特定社會不良現象時總會說,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還有人說現在獨生子女嬌生慣養是問題的根由,其實這不過是一種偏見,獨生子女與嬌縱任性不能直接劃等號,變老的壞人不見得沒有兄弟姐妹,獨生子女也不見得都是扶不起的阿斗。不改變“只認親疏、不講對錯”的糟粕傳統,兄弟姐妹再多,也還是會“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
曾看到一個新聞,說由于年輕父母工作變動,小孩子不得不離開原來的幼兒園到新的環境中,由于失去了原來熟識的朋友,所以變得沉默寡言、甚至有自閉傾向,所以他的媽媽決定要給他生個弟弟或妹妹陪他,天啦嚕,這媽媽的常識是看門大爺教的嗎?小孩子的心智未成熟、社交能力弱,父母要花精力、費心思給他樹立信心、幫助他適應新的環境,而不是簡單地靠生孩子解決問題,可見中國的父母在遇到任何問題時都只會簡單化選擇最容易的方式搞定。
難道說,生了兩個,就沒有溺愛了嗎?溺愛與否和生幾個有關系嗎?因此,中國人口不是問題,至少眼下不是問題,中國人口的教養才是最大的問題,教養問題沒改善,中國人口始終無法實現質變,人口素質不是“泡泡龍”游戲,打得多了就能自動過關。
(本文作者介紹:香頌資本董事,多年從事企業金融服務與兼并收購的交易撮合,具有豐富的區內及跨境資本市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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