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肖磊

　　“監管”二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是神圣的，中國很多監管機構，依然把監管當做一種行政和權威，而不是服務。“監管”這類公共產品，是市場無法自我提供的，所以這項服務必須由政府來做，但要本著為市場服務的態度，通盤考量，兼顧到各個層面。

用準備金管理余額寶弊大于利

　　如果央行[微博]對余額寶[微博]等貨幣市場基金投資的銀行存款采取存款準備金管理，其實受到沖擊的首先是銀行，而不是貨幣基金。在中國金融市場日趨成熟，利率、匯率等市場化改革大潮之下，準備款準備金本身就是一個需要逐步淡化的監管和調控工具，如果把存款準備金率抬出來限制余額寶等的發展，我認為是監管方法和調控模式的倒退。

　　銀行的法定準備金收益相比協議存款帶來的相關業務收益，低得可憐(準備金利率僅1.6%)。所以準備金率越高，銀行的成本負擔就越大，銀行就越需要用更大的凈利差去維持利潤。因此也可以說，存款準備金率越高，利率市場化的阻力就越大，因為在準備金的限制下，銀行可以放貸的資金在減少(更何況還有存貸比限制)，銀行就必須維持更大的凈利差來提高收益。凈利差越大，銀行永遠只愿意干兩件事：拼命的拉存款，再想盡辦法放貸；中國的銀行業和金融市場改革繼續陷入死胡同。

　　余額寶參與的銀行協議存款業務之所以能夠獲得高利息，很大的原因在于這部分資金并沒有被存款準備金管理，可以全額參與類放貸業務，看上去分流了整個銀行業“凈利差”利潤，但間接的提高了單個銀行運用資金的效率。如果將協議存款納入存款準備金系統，得到的結果僅僅是降低了余額寶收益(大概會降低1%)，但更多的會降低銀行對利率市場化的情緒。

　　至于“準備金”對維護金融系統風險、保護銀行存款不受“轉移”等能起到什么作用，我并不樂觀。我認為輕易拋出“準備金”反而會讓銀行更加依賴凈利差，風險意識和市場意識都會減弱，反而制造了更大的風險。天天套著救生圈的人，很難學會游泳。

　　高存款準備金率等的弊端(有的國家存款準備金率是零，中國目前是20%)，日益出現，抑制了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動力，銀行體內資金價格調控作用難以在市場條件下發揮，銀行體系改革缺乏內生動力，從而繼續抑制中國銀行業資本回報率和利潤率上升。我很不理解央行為什么還要把存款準備金率當成監管殺手锏。

　　更為重要的是，央行沒有搞清楚，支付寶[微博]跟余額寶等所做的事情，實際上大部分是銀行的中間業務。問題是，這些本應該屬于銀行的業務，為什么會“讓給”到第三方支付平臺呢？央行有沒有仔細考慮過這個問題？！美國、日本、英國的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全部收益比重均在40%左右，美國花旗銀行收入的80%來自于中間業務。與此相比，中國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非利差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僅為7%。

　　再說說我的親身經歷。我本人大學畢業工作不久，就在渣打銀行[微博]東長安街支行做過無抵押按揭貸款業務(并非給渣打做廣告)，此業務只需要打印一份工資流水單就可以辦理，服務方面就不用說了，確實把你當上帝。

　　當然各項服務費用是很高的，有一種費用叫賬戶管理費，此收費高到什么程度呢，大概是貸款本金的0.5%(當時具體數據我忘了)，記住，是按月算。賬戶管理費的總額，甚至超過了貸款利息總額。但回過頭去看，我認為這一業務解決了我當時的需求，成本方面也可以接受。

　　從銀行本身來看，人家是靠賬戶管理費來賺錢的，中國哪家銀行愿意這么做？可以這么做？能這么做？敢這么做？我當時問過國內的多家銀行，有幾家從形式上提供這項業務，但手續非常復雜，辦理周期很長，更談不上什么服務。也就是說，按照我當時的條件，是不可能在國有幾大行“享受”到此類金融服務的。

　　很多人說國有銀行都比較大，所以不可能服務小客戶。大銀行跟小銀行服務對象確實是有區別的，但渣打銀行全球排名甚至高于中國農業銀行和交通銀行。實際上中國銀行業是中國金融業壟斷下的其中一個犧牲品，銀行業一直不得不在體制之內逐本求末，看上去高高在上的享受壟斷利潤，其實相比國際成熟的市場，整個銀行業的利潤率和資產回報率都是偏低的。

　　中國的銀行業根本就不在乎非利差性收入，做中間業務實際上是沒有任何動力的，而且做中間業務的目的也僅僅是為了吸引客戶，從而滿足“拉存款”的真正意圖。中國的互聯網金融為什么比美國等發達，需求量為什么如此之大，就是因為中國的銀行業沒有做好該做的事情，沒有賺該賺錢的。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各類針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實際上將會成為整個銀行業的保護傘和慢性毒藥。

　　“監管”二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是神圣的，中國很多監管機構，依然把監管當做一種行政和權威，而不是服務。“監管”這類公共產品，是市場無法自我提供的，所以這項服務必須由政府來做，但要本著為市場服務的態度，通盤考量，兼顧到各個層面。

　　如果仔細去看看美國的每一項監管法案，尤其是金融行業的監管法案，哪個不是博弈出來的？哪個不是上百頁、甚至幾百頁紙？哪個不是針對性很強的、細化的監管？中國的監管，說得不好聽一點，就像是地緣政治方面粗暴的軍事干預，一張紙，七、八條生硬的規定，就可以斃掉一個行業，甚至是一個產業。難怪做企業的嘆息，“打敗你的不是技術，可能只是一份文件！”

　　官僚體制下很難做到有效監管，因為監管層沒有學習精神。監管是高技術含量的活，監管草案的制定，甚至比需要監管的市場更需要專業人員去參與，所以華爾街監管法案，基本上都是多方專家參與的結果。拿多數人呼吁要加強監管的比特幣市場來說，紐約州開了專門的聽證會，各方充分發言、討論、遞交提案，提出各自的監管思路等等，過程極其復雜，至今還在討論之中。任何市場不是突然間冒出來的，監管者先要搞明白需要監管的市場運行的邏輯和所有背景，才可能有適合這一市場的監管措施誕生。

　　個人建議，對于第三方支付平臺的管理，首先要進行大數據掌控和事后注重過程的監管，保證其所有交易、結算、消費數據等能夠全盤掌控在央行的數據庫中，這樣就可以有效的掌握監管主動權，出問題之后隨時都可以找到相關證據。其次需要分類監管，真正參與洗錢、惡意套現、逃稅、給非法行業提供支付等服務的，其實是一些比較小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對于這類公司，必須要從信用評級、風險保證金、支付額度/行業/范圍設限等方面展開。

　　監管層不要嫌麻煩，要對公共服務充滿信念，金融業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需要細化再細化的行業，每一個產品都應該有針對性的監管方法。監管者應該對這樣的工作感到自豪，因為這屬于國家級別的，可以改變國家經濟命運的，高智商“游戲”。

　　大企業和大品牌犯錯或犯罪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這類企業是有強大的自律意識，所以對已經浮出水面的互聯網金融大企業、大品牌的監管，要重視市場和媒體的作用，如果在沒有檢舉、沒有訴訟、沒有曝光等情況下，監管機構總是杞人憂天，總想搞點監管措施出來，反而會喪失可信度，媒體和公眾就容易站到了互聯網金融企業一邊，甚至導致理性和常規的監管措施也難以獲得贊同和認可，尤其是市場所發揮的監督作用會大大下降。

　　至于貨幣基金的未來，我想說，“余額寶”等主要投資于銀行協議存款的貨幣基金的膨脹本身就是利率管制的必然結果，等到利率市場化時，誰還會一個勁買余額寶(投資協議存款)？如果監管層試圖教育資本不要逐利，那這個思考前提是有問題的，是否定市場邏輯的。

　　誰都知道現在發達國家貨幣市場基金主要投資于短期債券，問題的關鍵在于發達國家現在沒有像中國這樣畸形的利率市場和銀行體系。世界第一支貨幣基金在美國誕生的時候，其背景就是利率受到管制，整個基金就是沖著大額存款(跟協議存款一樣)去的，幾乎全部投資于這類產品。

　　長遠來看，防止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平臺持續、單邊吸納資金，再輸入余額寶等，成為龐然大物，而形成金融系統風險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堅定不移的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讓利率市場化，讓準備金率的作用下降而不是加強，破除銀行業壟斷，擴大銀行對中間業務的依賴，讓銀行更加的互聯網化、移動終端化，更多的產生科技型、專業型、服務型收益。其實銀行業沒有那么復雜，尤其是存款保險制度推出之后，跟其他行業一樣，是一個可以充分市場化的行業。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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