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馮明

　　中國金融行業面臨的基本矛盾已經由“投資需求巨大和儲蓄資源相對不足的矛盾”轉變為“投資需求多樣化和儲蓄相對過剩、社會財富規模龐大和財富所能附著的媒介投資品相對不足的矛盾”。

金融業基本矛盾已發生轉變

　　十九大提出了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目標。金融體系是經濟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基礎性制度。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有現代化的金融體系作為支撐。只有形成現代化金融體系，才能更好地適應我國經濟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新要求，才能順應全球科技進步和經濟組織方式的新變革，進而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有力支撐。

　　金融業的兩端都聯系著實體經濟

　　增強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要務和最終目標。金融的本質是在資金供給方和資金需求方之間建立聯系、架接橋梁。金融業的兩端都聯系著實體經濟。簡化地講，其一端聯系著千家萬戶的儲蓄者，承擔著為老百姓管理財富、保值增值的職能；另一端聯系著成千上萬、各行各業的企業，承擔著為項目建設融資的職能。

　　現代金融體系很復雜。說一千道一萬，衡量金融體系效率高下，歸根到底還是要看其服務上述兩端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效率的高下。一方面，看其能否便捷、高效地為民理財，幫助儲蓄者實現財富保值增值；另一方面，看其能否將金融資源合理地配置到最需要錢、投資回報率最高的行業和企業。為表述方便起見，下文冒著過度簡化的風險稱前者為“理財能力”，稱后者為“投資能力”。

　　傳統上，我國的金融體系重投資、輕理財。這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脫胎于計劃經濟的體制慣性使然，但根本原因在于，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中存在著一個現實困境——投融資需求巨大，而儲蓄資源相對不足。投融資需求巨大而儲蓄資源相對不足，也成為計劃經濟時期乃至改革開放之后較長時期以來我國金融行業面臨的基本矛盾。在這一基本矛盾之下，最大限度地動員全社會儲蓄資源，為企業項目建設提供充足、低成本的資金保障，就成為金融業的第一要務；而居民財富管理的功能則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形成了儲蓄渠道單一、存款利率壓抑、存貸款利差長期居高不下的局面。客觀而言，這樣的金融體系在過去為我國保持較高的投資增速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創造了有利條件，特別是為大型項目建設提供了可能性；但與此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儲蓄者的利益，弱化了居民理財的功能。

　　金融行業面臨的基本矛盾正在發生重大轉變

　　當前，我國金融行業面臨的基本矛盾正在發生重大轉變。在資金供給端，經過改革開放以來近四十年的經濟成長，社會財富持續積累，財富規模日趨壯大。2017年，國民經濟核算意義下的增量儲蓄已經接近40萬億元人民幣。如果將歷史上積累起來的存量財富進行加總，數額則要更多。根據招商銀行與貝恩公司聯合發布的《2017中國私人財富報告》，2016年全國個人持有的可投資資產總量達到了165萬億元。如此龐大規模的財富，必然要附著在特定的媒介上才能發揮儲蓄的作用，實現跨期消費平滑的功能。目前，居民財富主要附著于銀行存款和房地產上：截至2017年底，全國住戶存款余額已高達65.2萬億元。另有測算顯示，按市值計算的房地產總值也高達約300萬億元。

　　除了存款和房地產之外，可供儲蓄附著的可靠投資渠道，不論是品種還是規模，都比較有限。由此，可以看到過去幾年各種金融亂象輪番上演：大量資金苦于缺乏投資機會“東奔西走”，甚至把大蒜、生姜、糖等傳統意義上的消費品當做投資品；紅酒、核桃、比特幣等另類投資品輪番受到追捧，價格暴漲暴跌；小貸公司、互聯網P2P平臺、互聯網貨幣基金等投資平臺在短短幾個月時間里就能實現過去一年甚至多年才能實現的規模增長……如何理財已經成為億萬中國人的新煩惱。雖然相比于看病難、上學難、養老難等實實在在的煩惱而言，“理財難”是一種“甜蜜”的煩惱，但如果處理不好、應對不好，也容易引發普遍性社會問題。

　　在資金需求端，情況也在變得更為復雜。一方面，鋼鐵、煤炭、電解鋁、玻璃等傳統行業出現了較為普遍的產能過剩，主干線公路、鐵路、機場、港口建設已經基本完善，房地產建設熱潮已過，部分三四線城市甚至出現了新建住房庫存積壓的現象。三大固定資產投資支柱——制造業投資、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近年來均出現了明顯下降；相應地，融資需求也在相對收縮。另一方面，高端裝備制造業、現代服務業、高新科技產業等領域的新增投資快速增長，大量小微企業受益于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成為經濟中更重要、更活躍的行為主體。這些新經濟主體和投資項目對金融服務的需求與以往傳統經濟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大大不同。原有的金融服務業供給與新經濟環境、新經濟結構下的需求之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錯位。

　　一言以蔽之，中國金融行業面臨的基本矛盾已經由“投資需求巨大和儲蓄資源相對不足的矛盾”轉變為“投資需求多樣化和儲蓄相對過剩、社會財富規模龐大和財富所能附著的媒介投資品相對不足的矛盾”。特別是在經歷了“四萬億”刺激性建設和過去幾年的金融繁榮之后，上述新的矛盾格局更為凸顯。

　　如果放在更大的經濟社會背景下來看，上述金融業面臨矛盾的轉變，與十九大報告中所闡述的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由“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一方面，管理財富、實現財富保值增值的需要，既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部分，也是其必要保障；另一方面，要實現更平衡、更充分的發展，就必然意味著金融行業要助力實體企業，發掘新的投資機會。

　　金融業自身基本矛盾的轉變，為金融服務業提出了新要求

　　社會主要矛盾和金融業自身基本矛盾的轉變，導致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業的需求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為金融行業的能力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資金供給端，如何幫助億萬家庭管理好數以百億元計的財富、為其財富保值增值提供好理財服務，成為中國金融行業面臨的巨大挑戰。這一挑戰的規模和復雜度，從縱向來看是歷史性的、前所未有的，從橫向跨國比較來看也是世界性的。從資金需求端來看，金融行業也必須緊跟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步伐，重塑投融資能力，既為傳統行業的產能綠化和產能更新服務，也為新經濟業態和新經濟主體的成長成熟提供高效的融資服務。

　　現代化金融體系建設應當兼顧資金供給和資金需求兩端，應當“理財能力”和“投資能力”并重，做好金融業供給側改革。考慮到過去長期以來我國金融業重投資、輕理財的不足，未來現代化金融體系建設，應當尤其重視為民理財的職能，增強金融機構的財富管理能力，呼應人民美好生活的理財需要。

　　過去幾年，我國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快速發展，已經形成了包括銀行表內外理財、信托計劃、公募私募基金、證券公司資管計劃、基金及其子公司資管計劃、保險資管計劃在內的大資管市場。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口徑，廣義資管業務規模已超過100億元人民幣。對于這期間的資管行業大發展和金融繁榮，我們應理性、客觀、全面地認識，既要看到監管套利和多層嵌套背后蘊藏的金融風險和制度改進空間，也要看到資管業務大發展背后客觀存在的居民理財需求。規范資管業務發展、防范系統性風險是必要的，需要堅決執行，但也切忌簡單粗暴地全盤否定、一刀切。

　　金融行業應當圍繞社會主要矛盾和行業基本矛盾轉變提出的新需求，緊緊抓住國民財富豐饒、儲蓄率仍處于高位、信息技術普及發展的有利機遇期，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強能力建設，在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上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構建現代化金融體系。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青年研究員。曾任哈佛大學經濟系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