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劉世錦
對地方債問題,要立足長遠、標本兼治。首先是穩杠桿、軟著陸。不能繼續加杠桿,加大風險隱患。更重要的是,以此為契機,來解決那些長期以來要解決而未解決的深層體制問題。
2018年的中國經濟要做實、做優,而非人為做高,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問題在于,地方上還需要搞多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有沒有新的化解風險的長效機制?我主要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談談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
第一,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存在期限錯配問題。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到各地去看,還有大量的項目需要建設,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問題是多長時間做完,時間上如何分配。短期內上馬大量建設項目,就是為了維持高投資、高增速,實際上還是GDP掛帥。這樣做必定是要出問題的,是不可持續的。
首先會出現的問題是資金跟不上,缺現金流,就要找風險大的資金。有的借錢是為了還利息,實際上成了“龐氏融資”。還是要堅持量力而行的原則,按照已有財力和正常融資能力安排建設項目。第二個問題是,在已有技術水平和發展條件下,能夠建設的項目是一個相對穩定的量。短期內上的項目過多,必然會透支未來的增長潛力,到了某個時候,增長速度會大幅下滑,引起大起大落。在增長速度上需要有全局和長期觀念,給以后留些空間,讓以后的地方政府也有事可做。第三個問題是,短期內上的項目過多還會拉動相關產業過快增長,而增長速度大幅回落后,產能過剩問題更加突出,資源浪費嚴重。近些年產能過剩與此是有關系的。從經濟學理論角度說,需要研究在技術、融資、產業等約束條件下建設項目的最優時間分布問題,當然這也可以轉化為政府規劃和政策議題。
第二,由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風險形成的條件和機制出現很大變化。有些同志認為,現在說的那些問題,過去也都有,這些年不都過來了,而且搞得還不錯。實際上,高速增長具有吸收、化解或后推風險的功能。比如,上世紀90年代末,幾大銀行成立資產管理公司處置壞賬,過了一段時間,卻發現資產質量變好了。一個工廠,廠房設備都不行了,職工也重新安置了,但是那塊地值錢了,價格翻了幾番。這是因為高速增長帶來了地價上升。可是這個條件現在還有嗎?已經不多了,下一步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地價要下降。在高速增長期不是問題的,到中速增長期可能都成了問題。從日本、韓國等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的經驗看,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都經歷了大的金融風險以至金融危機。原因是風險形成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實現高質量發展,不能不過由于風險形成條件改變而帶來的金融風險沖擊這一關。
第三,對地方債問題,要立足長遠、標本兼治。首先是穩杠桿、軟著陸。不能繼續加杠桿,加大風險隱患。降杠桿是復雜的過程,實質上是經濟體系的重大調整,要求整體質量和效率的提升,這一點與去產能、去庫存有所不同,但穩杠桿則是必須和可能的。解決風險隱患需要一個過程,也有機制和策略問題,要避免方法不當引出新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以此為契機,來解決那些長期以來要解決而未解決的深層體制問題。一個問題是如何硬化各級政府和國企的預算約束。“預算軟約束”是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并力圖解決的問題,但到現在還是未能解決。這次中央政府態度很明確,對地方債問題堅持不救助。地方政府要想辦法自己處理問題,還不了債的,可以考慮出售資產,收縮資產負債表。另一個問題是重視探索公共產品投資的長效機制,比如PPP項目市場化交易、不動產信托、長期國債等,適合公共產品投資的特點,適應市場機制的要求,從而為公共產品領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效持續穩定的資金支持。
(本文作者介紹:教授、研究員、博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責任編輯:賈韻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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