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劉瑞明

　　如果經濟學的最終目的是改善世界，增進人們福利，那么，經濟學界就應該思考：我們爭論的原則是什么？經濟學的爭論應該限制在什么范圍內？

經濟學家為啥總愛懟來懟去

　　在所有的學術爭論當中，經濟學界的爭論可能是最多之一。經濟學說史上，似乎沒有哪個經濟學家是沒有過爭論的。及至當代，經濟學界在每一個事件上都有爭議，甚至是針對同一個現象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斷。一個戲謔的說法是，10個經濟學家就會至少有11種看法。俗話講，“真理越辯越明”。不過，在現實中，我們似乎經常會發現相反的事實，在爭辯的過程中，往往越辯越混、越爭越亂。為什么會有如此“悖論”呢？梳理起來，原因主要有幾種。

　　一、假設與邏輯是否清晰嚴謹

　　和其他所有的學科一樣，經濟學所面對的世界太過復雜，于是，便需要通過經濟學理論的構建，為人們提供一種認識世界的簡便方式。理論就如地圖，為我們提供了認識世界的一種圖譜。這也就導致，任何一種理論，在進行分析的時候，都不可避免地要進行抽象，引入假設，然后在假設的基礎上進行邏輯演繹推理，才能得到有用的分析。應該說，在理論爭論的過程中，所有的爭論無非來自于兩大塊，假設是否合理和邏輯推理是否有漏洞。

　　經濟學中的各類經濟學說其實都有假設存在，只不過，有的理論假設前提很清楚，有的理論前提假設被掩蓋起來。有的理論邏輯推演層層推進、環環相扣，而有的理論邏輯漏洞頻出。而假設是否合理、是否簡化得當，是否清晰明了地交代，邏輯演繹是否符合推理原則、是否有漏洞，就成了經濟學爭論的重要來源。

　　以經濟學說史上最為經典的“計劃經濟體制大論戰”為例，其實，論戰雙方的爭論來自于假設的合理性。以蘭格為代表的計劃學派理論，如果要成立，至少有兩個基本前提假設：一是所有人的偏好信息都可以搜集并準確的報告；二是存在一個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的政府。然而，這樣的假設在理論構建的時候并沒有清楚地交代，和現實世界太遙遠，所以米塞斯、哈耶克對此進行了大量的批駁。

　　再比如，歷史學派的李斯特曾經提出了幼稚產業保護理論，許多經濟學者經常會以此來說明應該通過政府設置關稅壁壘來保護幼稚產業。但是，這個理論如果要成立，也至少需要幾個前提：一是在產業剛起步的時候政府的介入確實能夠起到保護幼稚產業的作用；二是政府能夠準確地知道“幼稚產業”的判斷標準，并且在幼稚產業強大以后政府的干預可以適時退出；

　　三是這樣的運作過程沒有其他干擾。然而，后來的經濟學分析發現，這樣的假設和邏輯推演太過“幼稚”：首先，大量的事實表明，信息不對稱下，一旦政府干預進來了，幼稚產業會發生道德風險，反而有可能根本發展不起來；其次，政府的信息也面臨著不完全，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幼稚產業”，而且，政府的干預具有內卷化的特征，一旦政府的相關部門設立，再要撤出就會涉及到各種利益集團的問題；最后，就算前兩個假設成立，也可能會產生其他的途徑使得上述邏輯機制難以發揮預想效果。例如，政府干預過程中的主動設租和企業尋租行為。

　　總結經濟學說史，可以發現，凡是引發巨大爭論的，一定是那些不明確指出假設前提、或者假設前提簡化失當、或者邏輯推理存在漏洞的學說。一定意義上講，從這幾個方面，我們也可以判斷出一個經濟學家的水平。

　　二、經濟學家的面子、門戶與利益

　　盡管經濟學的最終目的是國民福利的增進，但是，具體到每一個經濟學家身上，本身也面臨著每一個人的具體約束條件和利益問題，而這個利益一般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經濟學家的聲譽和面子問題。任何一個人都總是想證明自己是對的，這是人之常情。但是，任何一種理論，隨著時間的推演都有可能被修正。尤其是，隨著時代變遷，一些原有的假設被新的更為合理的假設所替代，修正甚至推翻原有的理論。按理來說，對于理論的修正是非常正常的，后人對于前人成果的修正是對于前人的發展，也是對于前人表達敬意的最好方式。

　　也正是這樣一種理性的批評和質疑，才使得經濟學能夠不斷的發展和完善。但是，現實中，也不排除有一些情形，一旦承認自己理論的不足，很可能會影響到經濟學家個人學術地位和權威，所以，為了證明自己理論的正確性，一部分經濟學家可能并不太愿意承認不足，反而有可能會維護自己的理論。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的面子問題可能使得經濟學本身的爭議會越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小。如果大家能夠為了科學的真知原則來爭論，可能對于科學的發展是有好處的。

　　但是，如果一旦夾雜了個體私利，相反有可能單純是維護某一個經濟學家的提法、某一個學說的正確性而爭論，那這樣的情況下有可能會使得爭論不斷的掀起。尤其是，當爭論者本人影響力非常大、非常權威的時候，這種面子之爭和門戶之爭的危害可能更大。當然，這種情況和經濟學本身的發展程度有關，經濟學本身越是發展的成熟，邏輯體系越完善，對于科學的認同感越強，這類情況就越少，反之，經濟學越是不成熟，這類情況就越多。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經濟學家的個人利益問題，這可能在轉型經濟時期的表現得尤其明顯。理論上講，經濟學家做任何理論分析都應該保持獨立性，如此才能得出客觀的結論。當經濟學家能夠保持獨立性的時候，爭議更多地來自于認知方面的差異，此類爭論在所難免，只要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為了探求真理，總會“越辯越明”。

　　但是，當經濟學家作為一個“經濟人”，也參與到一些具體利益當中的時候，很可能會為了私利而不能保證經濟學家的客觀中立。例如，在前蘇聯的轉型過程中，有的經濟學家就因為在其中牟利、提供了有違學術原則的建議而受到詬病。

　　在國內外的各類反壟斷案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經濟學者成為了利益相關者，這難免也會影響到經濟學家的獨立性判斷。一旦經濟學家的個體利益參與進來，再加上經濟現象本身的復雜性，這類問題就帶有很強的隱蔽性，很難判別。事實上，從事經濟學研究和傳播本身也是一個利益獲取過程，尤其是傳播的過程中，就會引發一些人的尋租行為。

　　例如，市場上出現一些“偽經濟學家”，并沒有受過經濟學的基本訓練，憑借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扭曲理論的方式吸引眼球，獲得曝光度和知名度來獲得收益，而當大眾很難判斷其專業素養和水平的時候，往往會被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誤導。由這類“偽經濟學家”引發的爭論為數不少，由于沒有想著探求真知，也沒有想著考究其中的假設前提的合理性、邏輯推理的嚴密性，引發的爭論遲遲不能達成共識，使得爭論曠日持久、危害頗深。

　　三、傳播中的約化效應和放大效應

　　經濟學理論是非常復雜的，為了保證邏輯的嚴密性、論證的嚴謹性，經濟學家經常需要在著作中詳細陳述假設前提、詳細的推理論證過程和大量的事實佐證。一個不可避免地的后果就是，一部部經典都厚如磚頭，甚至晦澀難懂。如果不是有著非常專業的訓練，很難真正理解作者的思想、清楚地表達。然而，經濟學理論作為解釋世界、改進人類福利的學問，其政策導向非常的明顯，這又決定了經濟理論不能只是停留在書齋，必須要為大眾和政府所接受。

　　經濟學說史上，隨便一位大家，其著作就足以等身，數百年來累積下來的著作更是難計其數，今日人們如果要看其著作，窮盡一生也不可能讀完，更何況，今天的經濟學和現實世界不斷發展，新問題新現象不斷涌現，所以，今天的經濟學理論傳播，必然面臨著約簡的問題。然而，如何在保證理論闡述的準確性上淺顯易懂的傳播就成為了一大難題，這就要求經濟學家對某一事物必需是真懂，能夠講透，還能夠為大眾接受，真正做到深入淺出，這也成為了考驗經濟學家水平的重要標準。

　　然而，深入淺出看似簡單，背后凝結的卻是一個經濟學家數十年的專業修為，非功力老到非常者不可達。所以，能夠做到深入淺出的經濟學家畢竟為數不多。但是，僅僅靠少數功力深厚的經濟學家來傳播經濟學的思想和道理又遠遠不能滿足現實需要，所以，在傳播的過程中，就不可避免地有了很多偏頗和錯漏。這種偏頗和錯漏一旦傳播，往往會概念化、意識形態化，很難糾正，從而導致一些爭論持續存在。

　　在現實中，經濟學爭論之所以顯得更多，可能來自于另外兩個因素。一個是，經濟現象、經濟利益關乎每一個人，一方面，人們重視經濟利益，從而讓經濟學成為了“顯學”，另一方面，經濟現象貼近每一個人，所以，每個人都能夠對此發表看法，魚龍混雜。另一個則是，人們總是對于那些爭議的內容感興趣，無限放大，而往往忽略共識。尤其是，在現代媒體如此發達、傳播如此迅速的情形下，更可能發生此類現象。一些媒體為了吸引注意力，往往會斷章取義，標榜極端，形成轟動效果，把一個爭論的細枝末節放到了最顯著位置吸引眼球，把共識忽略。

　　如果熟悉經濟學說史的人，不難發現，其實經濟學是所有社會科學中共識最多的學科之一，哪怕是那些被認為處于爭論兩端的經濟學家，在許多基本問題上都持有共同的理念和看法。最典型的，哈耶克和凱恩斯之間對于經濟的看法并非如后世很多人所誤解的那樣完全對立，如果仔細去辨別二者的種種著作，在很多基本經濟問題上其實二者有共同的看法，但是，因為，爭論的放大效應，二者往往被標榜為兩種極端，甚至一些傳播者把哈耶克等同于無政府主義，把凱恩斯等同于計劃經濟倡導者。

　　再比如，國內往往被認為是兩個極端的林毅夫老師和張維迎老師，其實仔細閱讀他們的著作，絕大部分有關于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和觀點是類同的，即使在競爭論和產權論的分歧方面，從現代契約理論來看，也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論證罷了，并非大眾所理解的是完全相對立的。如果如此，則可能理論爭論會誤導民眾和政府，導致改革遲滯。無論是哪一個學派，其實在理論倡導和政策實現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一定程度上講，都非經濟學家所愿，甚至走到了他們倡導的對立面。

　　如果從政策的推行力來看，經濟學界必需講究爭論的策略和方式。例如，“莫干山會議”被認為是推動經濟政策改革頗為成功的一次會議，為什么“莫干山會議”可以實現的很成功？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莫干山會議”是一個閉門會議，集中于學界內部，大家都遵循了學界爭論的尋求科學認知、實事求是的原則，內部開會的時候“吵翻了天”，但是，大家都是遵循規則在“吵”，在尋求最為妥當的解決方案，最終，“求同存異”，把共識凝聚起來，形成文件詳細論證改革方案，能夠順利促進改革，書就一段歷史佳話。

　　試想一下，如果“莫干山會議”放在今天，邀請一眾媒體參加，會還沒有開完，新聞媒體就來一個“莫干山會議，經濟學者就改革方向出現重大爭議”的報道，民眾生疑，政府生慮，改革勢必就不可能推行的如此快速順利了吧？

　　四、未完之結語

　　經濟學界的爭論頗多。理論上講，真理越辯越明。但是，這個判斷是有前提條件的：第一，經濟學認識世界的一個重要方式依然是瞎子摸象，導致各人所認知的世界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這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各個經濟學流派的爭論。爭論在所難免，但是需要理論假設明確、邏輯嚴謹，遵循學術爭論的原則。否則，爭論只會持續，而不可能有共識和推進。第二，大家需要在共同的認知基準上，意圖推進這種認識才可能越辯越明，如果帶有意識形態和經濟學家個人面子色彩、門戶之見和利益之偏，則很有可能越辯越混。第三，如果爭論場合、爭論策略不當，則這些學術爭論被媒體放大和扭曲后，往往會帶來政策上的改革滯后，人民福利沒有增進，反而是爭論雙方都不想看到的結果。

　　如果經濟學的最終目的是改善世界，增進人們福利，那么，經濟學界就應該思考：我們爭論的原則是什么？經濟學的爭論應該限制在什么范圍內？當我們爭論的時候如何避免大眾、媒體和政府的誤解？如何才能將共識傳播以更好地實現政策的推行和人民福利的改善？

　　（本文原載《經濟學家茶座》第73輯）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