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何帆、朱鶴、藍藝華、鄧姝陽、余樂 原載澎湃新聞

　　我們認為，2018年美國依然有較大可能實施對中國的單邊貿易制裁，政府和市場均應重視相關風險并做好充分的準備。

三個被隱藏的中美貿易失衡真相

　　2016年11月9日，一直宣稱要“從中國搶回原本屬于美國人的崗位”的總統競選人特朗普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自那以后，中美之間可能出現貿易戰的聲音不絕于耳，每次特朗普宣稱要制裁中國，總會引起市場的猜想和動蕩。近期，隨著全球經濟持續復蘇，特朗普政府的各項政府推進的也比較順利，市場和政府部門反而淡化了對中美貿易摩擦升級風險的重視。我們認為，2018年美國依然有較大可能實施對中國的單邊貿易制裁，政府和市場均應重視相關風險并做好充分的準備。

　　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特朗普會認為“中國搶走了美國人的崗位”？主要原因是中美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貿易失衡。這里的邏輯簡單粗暴：中國對美國存在巨大的貿易順差，意味著生產了很多商品并賣到了美國，美國則失去了自己生產這些商品的機會，美國工人也因此失去了相應的工作崗位。

　　為什么特朗普又會認為對中國采取懲罰性關稅可以幫助美國人“奪回”工作崗位呢？邏輯同樣簡單粗暴。因為關稅可以增加中國產品進入美國時的價格，當中國產品在價格上不再有吸引力，美國國內的廠商就可以選擇在國內生產而不是進口中國的商品。相應的，美國工人也可以有更多的工作崗位。

　　顯然，這種簡單邏輯存在許多漏洞。但不可否認的是，中美之間存在持續的貿易失衡是一個客觀事實。無論從規模還是占比來看，中國對美國的總體貿易順差在不斷增加，目前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逆差來源國。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和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1995年，中國對美國的總體貿易順差為167億美元，占比在17%左右。此后十年里，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在不斷增加，但在美國總體貿易逆差中的占比則保持在20%左右。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之后，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規模和占美國逆差的比例快速提高。在不到15年的時間里，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規模和占比翻了一倍。2016年，美國的總體貿易逆差約5048億美元，來自中國的逆差為2507億美元，占比接近50%。

　　然而，上述事實的背后卻隱藏著三個至關重要的真相。

　　真相之一：比中美貿易失衡更古老的話題是美國長期貿易失衡。

　　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就開始出現持續的貿易逆差。20世紀80年代，美國貿易逆差占GDP的比例一度高達3.1%。這個記錄直到2006年被打破，當年美國貿易逆差占GDP的比重接近5.5%。換句話說，早在中國快速崛起之前，美國就出現了外部失衡且規模在不斷擴大，這種狀況持續了40多年。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一個國家外部失衡歸根結底是國內失衡的結果。對美國來說，過度消費才是出現貿易逆差的根源，貿易逆差只是國內儲蓄-投資不平衡的結果。逆差擴大的原因主要由國內外宏觀經濟條件決定的，而不是受到貿易壁壘或者外國商品傾銷的影響。美國支出超出了其產出，需求大于供給，結果就是外國產品的凈流入，導致貿易逆差。

　　國際分工也是造成了中美貿易失衡的關鍵原因。最近一輪的全球化始于20世紀中期，在這個過程中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憑借龐大的人口資源優勢，通過依托國際市場，充分釋放出了增長潛力。在所謂的“雁型模式”下，亞洲一度出現了“四小龍”和“四小虎”。這個過程中，東亞各國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貿易順差在不斷積累，東亞地區的高儲蓄率更是助長了這一態勢。

　　如果把東亞地區看做一個整體，那么整個東亞地區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逆差占比是比較穩定的。1985年至今，亞洲地區對美國貨物貿易逆差貢獻均值為73%。其中，亞洲地區對美國貨物貿易順差主要來自于六個國家和地區，即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印度、中國和中國臺灣。這六個國家和地區對美國貨物貿易順差的貢獻占整個亞洲地區的90%。

　　雖然中國錯失了全球化的先機，但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制造業生產過程不斷從其他國家轉移到中國大陸。這導致了東亞地區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逐漸集中在了中國大陸，并出現了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增加的情況。隨著中國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半路上車的中國快速分享全球化紅利，很快在國際市場占據一席之地，并繼續承接其他東亞國家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換言之，中國現在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其實來自于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移。

　　在這40多年里，有兩個國家在美國的貿易失衡中前后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們分別是日本和中國。1976年至1996年的二十年里，日本是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年均占比為40%，最高曾占美國當期貿易逆差的80%以上。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迅速轉化成比較優勢。自那以后，中國慢慢從日本手中接過接力棒，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扮演了20世紀70、80年代日本所扮演的角色。

　　真相之二：中國對美國的商品貿易是“結構性”順差，且服務貿易是逆差。

　　商品貿易順差中的“結構性”因素主要體現為兩點。

　　其一，商品貿易的核算存在較大爭議。按照價值鏈和普通貿易的方法核算出來的結果相差非常大。假設一種產品的所有原料都進口自日本，進價為100美元。在中國生產之后，出口到美國，價格為120美元。那么在美國的貿易統計中，就有120美元來自中國。可事實上中國對這個商品的增加值只有20美元，作為成本100美元理應記為日本向美國的出口額。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曾從附加值的角度估算了美中商品與服務貿易的逆差，結果表明，2011年中美的貿易逆差較官方數據減少了40%。2011年至2016年，中國出口金額中加工貿易的占比下降了10個百分點。據此粗略推算，2016年中美貿易逆差經過附加值的調整后應該比原始數據下降至少30%，也就是減少約1100億美元的逆差。

　　其二，不是所有商品中國對美國都有貿易順差。美國在農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上對中國有顯著的比較優勢。2016年，中國在農產品方面對美國的逆差較高。2016年，中國農產品逆差為385億美元，其中來自美國的逆差為150億美元，占比約39%。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一直實施嚴格的高技術出口管制，很多有國際競爭力、單品價值高、中國潛在需求大的美國高科技產品不能向中國出口。許多中國企業和研究機構在進口這類產品時，往往要繞道第三方國家，以超過原始價格數倍的成本獲得相關產品。因此，針對中國的高科技產品禁運不僅限制了貿易逆差的潛在縮小空間，也讓中美兩國的貿易福利受到了損失。

　　美國經常會說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很大，但在服務貿易上，中國對美國卻是逆差。近十年來，中美在服務貿易方面的逆差增長迅速。2006-2016年，中國從美國服務進口額由144億美元擴大到869億美元，增長5倍。2016年，中國對美國服務貿易逆差達到557億美元，約是2006 年的40倍。然而，這一點常常不被美國提及，主要是因為與商品貿易的逆差相比，服務貿易的順差規模小了一個量級。此外，中國的國內服務業尚未完全開放，美國沒有發揮出全部的比較優勢。隨著中國國內服務業逐步走向開放，服務貿易在緩解中美貿易失衡中發揮的作用也會越來越大。

　　真相之三：美國迄今為止實施的貿易政策，既不治標，也不治本。

　　前兩個真相告訴我們，美國的貿易失衡問題早已存在，根源在于美國的國內失衡。同時，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或許沒有統計數字顯示的那么大，而且美國還在許多商品貿易上對中國有嚴格的出口限制。但是，美國迄今為止采取的各種貿易制裁措施，包括限制進口、征收懲罰性關稅等，可以說是既不治標，也不治本。

　　所謂不治標，是因為這些被頻繁雙反的行業并非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光伏和鋼鐵是典型的例子。2004 年至2012 年，中國共遭到美國“雙反”措施32 次，占我國遭受“雙反”調查總數的59.3%。2016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光伏產品13.76億美元，同比下降24.6%。2016年，中國對美國鋼鐵的順差為13億美元左右，美國當年貨物貿易逆差為7500億美元左右，其中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為3470億美元左右。換言之，光伏和鋼鐵的貿易逆差，加到一起還不到中美貨物貿易逆差的1%。況且，中國對美國鋼鐵出口排在第四位，前三位分別是韓國、日本和德國。

　　那為什么要針對中國的這些行業呢？一個直接的解釋是美國的貿易政策會受到美國國內利益集團的影響。美國光伏行業企業通過建立“美國太陽能制造聯盟”，聯盟成員涉及230多家企業和1.8萬名雇員，向美國政府呼吁抵制所謂“中國傾銷和補貼行為”。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也通過發布會和政治捐資等方式表示對“雙反”措施的支持。在美國的現行制度下，這些利益集團可以通過游說、獻金等方式直接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

　　所謂的不治本，是因為美國貿易失衡的根源在于國內“消費-儲蓄”結構失衡。面對巨額的貿易逆差，美國并沒有把重點放到調整國內失衡上，反而選擇頻繁地對其他國家的產品施加高額的懲罰關稅。限制進口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貿易逆差，但會對消費者造成負面影響。這其中的道理不難理解。因為限制了來自外國的進口之后，國內相同的商品供給就會減少，價格就會增加，消費者購買相關產品就要支付更高的成本。

　　這一弊端在限制中國進口的問題上更為明顯。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數據，美國2008年至今發起的448項“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中，有285項是專門針對中國的。而根據戴覓等人（2017）最新的研究，自2001年加入WTO起，因為來自中國進口的商品更加便宜，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在2000年至2006年內每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如前所述，中美貿易失衡同樣是國際分工的結果，單純針對來自中國的進口項目實施貿易制裁，結果只能是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變成來自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對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并無助益。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