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盤和林

　　財政部網站日前公示了江蘇省和貴州省嚴肅處理部分市縣違法違規舉債擔保問題的信息。兩省問責數十官員，最值得關注的是，此次兩省問責中的不少官員都是前任官員。地方債問責到前任官員等“終身問責”等舉措將責任具體到人，是抓住了問題的“牛鼻子”，意義重大。

　　財政部網站日前公示了江蘇省和貴州省嚴肅處理部分市縣違法違規舉債擔保問題的信息。江蘇省公示信息顯示，2015年至2016年，8個設區市的15個縣（市、區）共32個項目，涉及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通過信托或資產管理計劃等方式違法違規舉債擔保問題。江蘇省政府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共計57人給予了不同程度的處分。貴州省公示信息中也披露了嚴肅問責處理相關人員的信息。

　　兩省問責數十官員，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地方債監管釋放高壓從嚴信號，最值得關注的是，此次兩省問責中的不少官員都是前任官員，這正是“終身問責”制度的體現。而“終身問責”和“明確省級政府主體責任”被業內視作規范地方債、防范化解地方違規舉債風險的關鍵之舉。

　　筆者認為，地方債違規問題由來已久、屢禁不止，甚至成為我國財政安全、金融風險的重大風險點和隱患。從公共選擇理論的視角來看，地方債違規行為表面上是一個“公共選擇”，但背后卻是官員的“理性經濟人”作祟，即官員能收獲政績等而懲處往往卻是集體承擔。此次，地方債問責到前任官員等“終身問責”等舉措將責任具體到人，是抓住了問題的“牛鼻子”，意義重大。

　　首先，應該承認地方債具有合理性，地方債務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我國各級地方政府擔負和履行重要經濟建設職能，通過地方債務籌措一部分資金也是必要的。但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通過融資平臺等形成了相當規模的地方政府債務，并由于數額大、增長快而成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財政安全、金融風險的重要來源之一。

　　這其中固然有分稅制后各級政府間事權和財權不匹配、地方財政制度不健全等客觀原因，因此，我國近年來已經通過允許發行地方債券、強化預算約束等疏堵結合的辦法來引導、治理地方政府債務，通過法制化途徑使其管理規范、風險可控，并且正在加強財稅制度改革力度等。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兩省所通報的問題已經是“違法違規”，并不在地方債合理改革的討論范疇，而是已經踐踏到法律的紅線了，必須予以懲罰。

　　可以肯定地說，僅僅是怎么“疏”，地方債永遠不會得到有效治理，因為即便政績考核不再唯GDP論，但地方經濟增長始終是考核地方政府一項重要內容。在地方預算有限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舉債投資沖動難以通過規范的地方債務來覆蓋。因此，不顧地方償債能力和負債結構的舉債行為，尤其是違法違規的舉債擔保行為等，必須采取強有力的“堵”的措施來進行遏制。

　　從表面上來看，地方債無疑是一級地方政府的公共選擇，但背后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官員的影響，一個重要驅動力就是為了升遷謀求政績資本，尤其是一些違規違法行為并不能完全理解成公共利益。“理性經濟人”是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政府的經濟行為其實也難以脫離“理性經濟人”的角色。公共選擇理論進一步闡述了政府“理性經濟人”角色的根源：政府本來是個無意識、無偏好的“稻草人”，公共行為和公共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官員的動機支配。

　　制度經濟學進一步認為，人其實是“制度理性人”，即總是在制度范圍內選擇利益最大化行為決策。因此，矯正地方債違法違規行為的根本出路在于，以制度化、法制化將懲罰落到具體的責任人（受益人）身上，而不能將其視為公共決策行為（或者是集體決策）。也正是因為如此，此次兩省問責處理了數十名官員，其中不少是前任官員，相信“終身問責”的落地必將改變官員的僥幸心理，能大大扭轉官員的“理性”選擇。

　　值得欣慰的是，我國已經形成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和監督的“閉環”制度體系。具體包括：實行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將地方政府債務全部納入預算管理；發行新增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政府債務；完善地方政府專項債務管理；建立風險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構建地方政府債務常態化監督機制；堅決查處違法違規融資擔保行為并公開曝光等。

　　筆者堅信，如果將這些制度剛性執行、真正落地，特別是像此次兩省將責任落實到人，必將很好地引導地方政府或官員在地方債這一問題上采取“制度理性人”行為，從而避免其單純的“理性經濟人”行為所帶來社會非理性后果即地方債的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

　　(本文作者介紹：知名青年經濟學者，著名財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