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仔細研究美國富豪的“散財之道”（要求加稅也是散財），就會發現，一個良好的經濟體制，一個有利于發揮企業家創新精神并讓他們因此獲取豐厚利益的環境，最終也會促使他們更好地回饋社會。

　　春節期間看到兩則新聞。一則是，美國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這樣地位的人應該繳納更高稅款。一則是，山東皇明集團董事長黃鳴通過微信公眾號實名舉報德州市委領導“懶政”，新官不理舊事，政府原先承諾給企業的土地權益不兌現。

　　近年來，企業家通過網絡表達意見已有多例，包括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公開了一筆中美投資的成本收益賬，發現“中國制造”的綜合稅負比“美國制造”高35%；娃哈哈的宗慶后批評亂七八糟的稅費太多了，光費就要交500種，建議減稅、擴大稅基，降低投資成本；今年初更有毛振華雪地陳情，痛訴亞布力陽光度假村被欺負。

　　財稅背后是納稅人的權利與義務問題，反映了國家和各利益主體間的關系。如宗慶后所說，企業對國家貢獻的大小主要是看給國家交稅的多少。那么，為何美國首富呼吁給自己加稅，而中國首富們總在呼吁減稅，甚至要像竇娥和祥林嫂那樣喊冤？

　　美國首富頻頻呼吁給自己加稅

　　美國時間2月18日，比爾·蓋茨對CNN記者說：“我交的稅比任何人都多，超過100億美元，但政府應該要求在我這個地位的人繳納更高的稅款，”他批評共和黨的稅改計劃，“這不是一個進步的稅收法案，而是一個倒退的稅收法案。與中產階級或窮人相比，富人會得到更多好處，因此，這與你希望看到的大趨勢是背道而馳的……”

　　在另一次采訪中，談到加稅，記者問：“你更多地認為政府應該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不該讓商界自己搞清楚嗎？”比爾·蓋茨回答：“商界搞不清楚。商業能解決‘我們會更富裕，人們會買更多的東西’這一部分，但解決不公平那一部分，政府是絕對的主角。”

　　去年11月，喬治·索羅斯等400多位美國富豪向國會起草了一份請愿書，反對共和黨減稅計劃，他們是“責任與財富”（Responsible Wealth）這一組織的成員，該組織涵蓋了美國富人的5%，成員的年收入都在150萬美元以上，并擁有大量資產。他們表示，“我們敦促你們反對任何進一步加劇不平等的法案”，“我們呼吁國會提高我們的稅收，以帶來更多的迫切需要的收入，并恢復對重要服務的投資。這樣做將有助于創造就業，鞏固中產階層，并確保美國的經濟成功”。他們尤其反對共和黨試圖取消遺產稅的方案，認為僅此一項就將使美國政府10年內損失2690億美元的稅收收入，“超過在食品藥品管理局、疾病控制中心和環保署三家機構上的投入”。

　　去年3月，住在紐約的80位富豪聯名給紐約州議會和州長庫默寫信，要求政府給他們和其他高收入者加稅，以籌資20億美元用于支持教育和改善基建，并幫助該州的窮人和無家可歸者。他們年收入都在65萬美元以上，屬于紐約州最富有的1%。信中說：“現在是時候對紐約的長期經濟活力進行投資了。我們需要投資以幫助所有的同胞擺脫貧困并攀上經濟階梯，包括建設強大的公共教育體系，從學齡前到大學。此外，我們還需要對脆弱的橋梁、隧道、水路、公共建筑和道路進行投資。”

　　沃倫·巴菲特多年來也一直敦促國會提高最富人群的所得稅率。2001年，他與120名富豪在《紐約時報》聯名聲明，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遺產贈與稅，稱這將使富豪的孩子們不勞而獲，使富人永遠富有，窮人永遠貧窮。在奧巴馬任內，他曾致信共和黨議員，說他的秘書的實際所得稅率比他還高。奧巴馬公布的向百萬富豪增稅的計劃就被稱作“巴菲特規則”（Buffett Rule），但遭到共和黨反對。

　　之所以秘書的稅率比老板高，是因為巴菲特的工資一直設定在10萬美元，其絕大部分收入來自長期資本收益或合格股息收入，這些收入的最高稅率只有15%。此外，巴菲特做了大量慈善捐款，可從收入里扣除。他偏愛的融資方式是用投資品作抵押貸款，因為這類貸款所付利息也可做稅收抵扣。巴菲特當時在信中寫道：“這些超級富豪作為一個群體來看，向聯邦政府繳納的所得稅比他們的前臺接待員還少。”

　　怎么看美國首富要求加稅？

　　對首富要求給自己加稅，贊賞者認為，這表明“這個國家有很多富有的居民愿意奉獻更多”。首先，這些富豪的理念是，“我們關心我們的國家，跟關心我們口袋里的錢是一樣的”。他們不愿意看到稅改方案加劇不平等，帶來更大社會矛盾。其次，他們支持對自己多征稅，是為了滿足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他們擔心財政收入的損失可能導致對教育、醫療保險、醫療補助的嚴重削減，這將嚴重打擊對人的投資。

　　也有人認為，首富有很多辦法避稅，其規模比要求增加的個稅多得多。以索羅斯為例，2008年之前他的對沖基金公司在海外設立平行基金，延遲收取客戶支付的傭金，將傭金投到基金里，不用納稅而繼續投資增值。2008年國會堵住了這一縫隙，但索羅斯已將資產轉到愛爾蘭。蘋果公司也是利用愛爾蘭的稅收洼地政策，從1980年代開始，首創了所謂“雙層愛爾蘭夾荷蘭三明治”的避稅架構（荷蘭子公司利用歐盟國家間的稅收優惠，將海外營收轉給享有零稅率的愛爾蘭子公司，只要海外款項不匯回美國就不必課稅），讓蘋果的海外稅率僅為百分之二三。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格里高利·曼昆則一直反對向1%的富豪多征稅。他認為，喬布斯憑借天才一樣的創新獲得了比所有人都多的財富，如果征稅就很難鼓勵創新。1%最富有的人大部分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借助全球化市場的杠桿獲得了巨額財富，雖然這個人群獲得了全部收入的20%，但他們支付的所得稅卻超過了40%。的確有少數人通過尋租等不正當手段致富，導致經濟不平等繼續惡化，但這僅靠經濟手段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曼昆還談到了巴菲特，他說巴菲特所說的“前臺交稅比他還多”，說的是稅率而非金額，而且巴菲特似乎忘了計算公司的納稅是非常大的一筆金額。當然，即使對最高收入者增稅，巴菲特也肯定能找到方法避稅，高稅負傷害最大的是中產階級。

　　曼昆認為，通過政府提高累進稅和轉移支付等手段直接干預收入差距并不能改變貧富不均，相反，如果是因為勞動者技能或者科技進步導致的收入差距擴大，政府“多此一舉”反而會破壞經濟秩序和影響經濟效率。

　　在我看來，企業合理避稅是一種自然權利，富豪呼吁增加個人納稅則是一種社會責任。巴菲特和他的專業團隊很懂節稅，但不要忘了，2006年巴菲特就承諾逐步將所持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股票全部捐獻給慈善基金會。他曾說，數以百萬計的人經常捐助教堂、學校和其他機構，意味著他們放棄了看電影、外出就餐或其他個人享受的機會，“相比之下，即使兌現捐獻99%財富的承諾，我和我的家人也不必舍棄任何個人需要；非但如此，這一承諾并不需要我奉獻最寶貴的財產——時間。……對于一個身處困境的孩子而言，導師的友誼和關懷遠非一張支票所能買到。我的姐姐多麗絲，每天都向別人提供面對面的幫助。而我在這方面幾乎無所建樹”。他還認為，有些物質上的東西使生活更愜意，但也有很多東西不能，你占有的越多，反而往往被物質所占有，他說最珍貴的財富除了健康就是朋友。

　　巴菲特將他的財富視為“多項因素的結合”，比如生活在美國、幸運的基因以及復利。他把美國的經濟體制（economic dynamism）視為過去50多年伯克希爾·哈撒韋的盈利的貴人。他說：“我的好運愈發凸顯是因為我生活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雖然它有時會造成扭曲的后果，但總體而言還是造福了美國人民。……我和我的家人對于我們不同尋常好運的反應不是愧疚，而是心存感恩。如果我們在自己身上使用超過1%的財產，也并不會讓我們更快樂或是更健康。相反，其余99%的財產卻能給其他人的健康和福利帶來巨大影響。這一現實為我和我的家人指明了一條清晰的道路：保留足夠我們享用的財產，其余的捐給社會，滿足社會的需要。”

　　仔細研究美國富豪的“散財之道”（要求加稅也是散財），就會發現，一個良好的經濟體制，一個有利于發揮企業家創新精神并讓他們因此獲取豐厚利益的環境，最終也會促使他們更好地回饋社會。此外，富豪散財還有宗教、減少貧富分化引發的社會沖突等動因，不再細說。

　　中國企業稅負到底重不重？

　　中國富豪為何在稅收方面永遠呼吁“減減減”呢？這里的核心問題是，中國企業的稅負到底重不重？如果很重，當然要減；如果不重，就要去研究為什么覺得那么重？

　　關于中國企業稅負很重的一個重要依據是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發布的全球企業稅負報告。該報告稱，2016年所有國家（地區）企業平均總稅率為40.6%，中國總稅率為68%，位列世界第12。該報告由世界銀行一個工作組提供一個模擬的從事傳統人工密集制造業的中型企業，根據其在各經濟體的稅種稅率推算出企業總稅負，除以其商業利潤（企業繳納所有稅款前的凈利潤）得出總稅率。

　　該報告中，總稅負由企業稅、勞動力稅費、其他稅費三部分組成，不包括由個人負擔的個稅和不影響利潤的增值稅（增值稅可轉嫁）。企業稅在中國是指企業所得稅和土地增值稅。美國沒有土地增值稅，企業稅主要指企業所得稅。勞動力稅費指養老保險醫療等社會保障費用，在中國指“五險一金”。其他稅費指房產稅等一些小稅種。

　　在上述定義下，在中國模擬經營勞動力密集的中型傳統制造企業，稅負相當重。現實中我們也會聽到很多企業抱怨“如果完全交稅，幾乎無錢可賺”，中國的稅收遵從度因此也不高。

　　普華永道的代表說，由于各經濟體的產業結構、成本結構、發展階段、稅收制度傾向（例如側重企業稅還是個人稅）等因素往往存在較大差異，所得出的指數和排名只能反映各經濟體稅負的某一方面，未必代表全面情況。一些中國學者說，中國稅收以間接稅為主，所以企業對稅費的痛感更敏感。比如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聯想集團CEO楊元慶就說，不論經濟好壞，中國的增值稅都固定在17%，23年沒變過，而產品毛利率已經跌至15%，企業不堪重負。

　　時任中國財政部長的樓繼偉說，“世行測算的總稅率屬于微觀稅負分析，其指標范圍和數據的選取與通行算法差異較大。比較稅負，關鍵看宏觀稅負，即總收入與名義GDP的比值。從國際比較來看，無論哪個口徑，我國宏觀稅負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他坦承，中美企業負擔是有差距的，美國大公司普遍為員工提供商業醫療保險作為非工資福利，沒有納入社保成本；中國的確存在土地成本高、勞動力成本優勢趨弱、利率較高、企業利潤率下降等客觀問題。

　　樓繼偉說的沒錯，中國的宏觀稅負（官方認可數字為30%左右，外界引用較多的是37%左右）橫向比不算太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口徑[2013年]：世界平均宏觀稅負38.8%，發達國家平均42.8%，發展中國家平均34.4%），但也要注意，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人均GDP越高的國家宏觀稅負越高，中國在人均GDP處于中上等收入國家時，宏觀稅負就步入了發達經濟體行列，所以絕不能說稅負低了。

　　方正證券去年發布的中美稅制比較報告指出，從總稅率、納稅增幅等角度看，中國企業稅負負擔明顯高于美國。報告對比了中美幾家著名企業的稅負。以銷售收入為基的稅收比顯示，格力電器綜合稅率達2.96%，高于通用電氣的1.19%；福耀玻璃綜合稅率3.60%，高于康寧公司的1.69%；上汽集團綜合稅率1.15%，高于通用汽車的0.15%。以凈利潤為基得到的稅收比顯示，格力電器綜合稅率達23.60%，高于通用電氣的11.59%；福耀玻璃綜合稅率18.72%，高于康寧公司的11.49%；上汽集團綜合稅率19.24%，高于通用汽車的5.79%。

　　方正證券報告還認為，中國企業稅負壓力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非稅負擔”沉重。企業感到的“高成本”包括社保費用、行政性收費、行政性灰色隱性尋租成本（如突破審批、評審、蓋章、牌照等隱形支出）、環保成本等等。

　　收費負擔重被疊加到稅負感受上

　　財政部下屬的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2016年4-6月開展的面向全國企業的“降成本”大型調研，得到有效樣本問卷7867份。問卷結果顯示，2013-2015年樣本企業成本費用收入占比分別為109%、103.58%和137.95%，表明樣本企業總體處于虧損狀態。其中主營業務成本為企業綜合成本的“大頭”，在2013-2015年的占比均在80%以上，稅收成本與企業管理成本相當，各年度在6%上下徘徊。

　　該報告認為，企業的稅收成本占綜合成本較低，是“非主流”。但企業為什么將關注點放在稅負上？

　　一是很多企業并不嚴格區別稅收和收費，而將兩者都作為自己的稅負，尤其是現行由地稅部門代征各種收費的情況下，更被企業認為如此。數量繁多的與政府相關的各種收費才是在企業負擔上反映最多的問題，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社會保險收費、工會會費等等。

　　盡管國內多次進行清理收費改革，但很多地方性收費依然存在且較為混亂，政府層級越低，非稅收入占比越高，收費法定還任重道遠。由于企業將各種收費負擔重的感受疊加到稅收負擔上，所以加大了對稅負的關注。加上經濟增速下行，企業經營困難，負擔痛感較深，稅負就成為釋放壓力和不滿情緒的主要“發泄口”。

　　該調研最后建議，既要降稅負，更要強調降低企業綜合成本，比如進一步清費立稅，規范政府各種收入，清理不合理收費負擔，破除“壟斷保護”，整治“權力中介”，大力促進“金融回歸”，等等。

2013-2015年樣本企業各類成本占比比重（單位：%）和2015年稅收與其它成本對比

　　制度環境完善時，中國也會有富豪呼吁為自己加稅

　　中國營商環境正在改善之中，總體向好。但在公平競爭、實現國民待遇、完善法治保障、塑造新型政商關系、轉變政府職能、建設社會信用等方面，還有很多企業不滿意的地方。

　　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稅收焦慮、稅負痛苦和稅率恐高癥，人們總希望稅稅都減。按國家稅務總局數據，2017年全國稅務系統全年組織稅收收入12.6萬億元（已扣除出口退稅），按現價同比增長8.7%，這一增幅屬于合理區間，但也不低了。中國全口徑的宏觀稅負水平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但由于民眾直接感受到的公共產品和福利的比重低，加上政府非預算收入占比高，收支透明度低，所以民眾對于稅負的痛感很強。在此背景下，誰要提出加稅，絕對是自找麻煩，而且征收成本很高。房產稅出不來，關鍵也在這里。

　　但也必須看到，稅收是每個公民和法人的應盡義務，全世界的優秀企業都把納稅看作企業公民應盡的第一義務。而中國的稅基還不夠寬。以個人所得稅為例，中國納稅人口只占工薪人口的7%。對照美國，根據稅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統計，2015年美國有9380萬納稅戶交納個稅，占納稅戶總數的54.7%，有7750萬納稅戶無需交納個稅，占納稅戶總數的45.3%。（注：納稅戶是指填寫個稅申報表格的人，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多個家庭成員）當然，如果把五險一金也看作廣義稅負，把消費稅也算進去，中國的納稅人口并不少。但在現有統計口徑下，中國的個稅更像是中產稅、白領稅、金領稅，覆蓋面遠遠低于美國。也沒有哪個中國首富會因為善于避稅心生不安，發出對自己加稅的呼吁。

　　中國企業稅負重，主要是間接稅的原因，但間接稅最終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這也是世界銀行測算企業稅負時要剔除不影響利潤的增值稅的原因。

　　應當看到，中國稅制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向是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未來個稅、財產稅比重的上升是肯定的，當然同時必須做好相關的抵扣工作。

　　當前人們的納稅意識不足，與預決算公開不夠、人民心里不踏實也有關。樓繼偉說，“預決算公開后知道錢是怎么花的，花的對不對，百姓自然愿意納稅。預算改革首要就是公開透明，公開是一般，不公開是例外，各級都應如此”。

　　中國富豪經常性地呼吁改善營商環境，但他們也要認識到，一個健康可持續的營商環境，不應是優惠政策洼地，不應是利用政府的“父愛主義”搞特惠性的交易。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說，中國的預算資金使用存在嚴重的碎片化，財政支出已經20萬億，如果政府各個部門主要興趣放在分錢、撒錢上，不僅改革很難真正推進，還會衍生出其他問題。他說：“到地方調研時我曾經發現，有的企業以創新的名義，可以從政府的不同部門要到錢，而且要的錢不是個小數，甚至上億的錢，這種情況下，大家想想這個企業的主要精力會去干什么？企業就會想方設法去打造各種各樣創新名目到政府各個部門去套取資金。”

　　中國企業的名義稅負很高，但實際稅負大打折扣，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的手亂介入，不是營造三公環境，而是直接干預微觀運營。大量轉移支付和補貼并不合理，有的變相補貼國企，有的給國外留下非市場經濟的口實，有的讓企業患上軟骨病，最終懲罰的是那些老老實實的納稅人。一面是收費花樣繁多、給企業增負，一面是各種補貼優惠、給企業特惠，這是非常奇特的現象，總之手閑不住。盡管從事實上，各級政府對企業的支持真不算少，但在預期不穩定、變數多、公平性差、人治成分強的環境里，大量企業心里都有各種不舒服，就算賺到錢內心也難以生發出真誠的感恩，那誰會“傻乎乎”主動要求給自己加稅呢？

　　當中國在法治化的市場經濟道路上真正取得實質性突破，當企業家不用看官員臉色，不必靠特別恩惠，不需要私下勾兌，而是堂堂正正在市場上靠真本事賺錢，整個環境是公平、無歧視、陽光透明的，他們一定會對中國的市場環境和制度環境抱定真實的、長遠的信心，也一定會真誠地回饋社會，而不是把回饋當成某種“權宜之計”。中國經濟越是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越是會倒逼政府治理朝著現代化、法定化、便利化的方向前進。這一改革的程度將決定中國經濟的確定性的程度。相信當我們的制度環境完善時，一定也會有中國首富呼吁為自己加稅。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