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近千家陪診服務的供應方來自家政公司、藥械產品經銷商、自由職業者等，有超過45%還是去年剛成立的。

　　“患者找陪診，其訴求并不是需要一個人來陪跑腿，更多是期望陪診員給予生病后的及時問診前規劃和指導，這實際上對陪診員醫療、藥學等知識的掌握是莫大的考驗。”滬醫優陪（上海）健康服務有限公司創始人劉衛強告訴第一財經，由于患者訴求各有不同，或希望更多待遇，因而很容易滋生“醫療黃牛”的影子，解決這些亂象需要行業標準的支撐。

　　“陪診人員面臨最大的難點，在于難以獲得由權威機構認定的相關資質，其次則是仍然無法在一個監督體系下開展服務。這一體系除了要日常監督我們的陪診行為，還應該維護我們的人身安全風險、保障每一筆收入到賬等。”老王是河北商丘的一名陪診員，近年來他的陪診服務多與助老有關，“搬運輪椅和擔架是常態，靠的也是十足的細心和耐心。”

　　小藍是云南昆明的一位陪診員，她告訴記者，隨著大家對于陪診服務逐漸了解，很少會有人再把他們和“黃牛”“醫托”聯系起來，“我們其實是患者的‘臨時‘家人，代替掛號、跑腿，代辦一些院內事務。”

　　現階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22年版）》中，還沒有關于“陪診師”這一名目。

　　與陪診服務最為相關的職業為2021年版國家職業技能標準發布的“社群健康理員”一項。其中，社群健康助理員的職業定義為：運用衛生健康及互聯網知識技能，從事社群健康檔案管理、宣教培訓，就診、保健咨詢、代理、陪護及公共衛生事件事務處理的人員。

　　“明顯地，陪診員的服務范圍已超出社群健康助理員的范疇；為了避免行業亂象（如人員魚龍混雜、收費標準不一、缺乏監管等）發生，業界亟需一套覆蓋且適用于陪診員工作開展的行業標準。”有業內資深人士告訴記者。

　　院內需求強烈

　　上述受訪陪診員告訴記者，能夠提出陪診需求的，絕大部分都是行動能力受限的、失能的患者或老人，這也意味著他們比普通人更容易引發潛在風險。一名真正的陪診員是不能挑“客戶”的，這違背了陪診初心，但背后的潛在風險如何界定、由誰來承擔和兜底，則亟需要一套全面的行業標準來支撐。

　　與過往外界了解的諸如“導醫”“綠通”等陪診亂象不同的是，陪診領域的行業標準將不僅約束陪診員行為，還能約束另一端的患者。據受訪陪診員描述，比如，有的患者家屬會因為接送途中的一些突發情況對陪診員問責或索賠；再比如，家屬和患者隱瞞自身患有傳染性疾病的實情，讓毫不知情的陪診員暴露在人身健康安全風險之下。

　　日前由上海現代服務業聯合會醫專會舉辦的一場閉門研討會上，有專家表示，陪診領域的行業標準需要將這一職業進行定義，并界定好陪診服務或工作開展的場景——院內或院外如康養機構等，同時也需明確陪診行為具有公益屬性。

　　最先落地的或是院內場景。上海市政協常委、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副院長、心內科副主任錢菊英就在今年上海兩會期間遞交提案稱，近年來，對于老年、行動不便、異地就醫等就醫弱勢人群來說，陪診服務需求日益迫切。然而現有的陪診服務缺乏準入標準和監管規范，服務邊界存在“灰色地帶”，因此，如何通過細化服務需求、界定服務邊界、提供服務保障，從而做好陪診服務管理成為當下迫切且必須解決的新課題。

　　上海市寶山區吳淞中心醫院門診辦公室主任王萍告訴記者，目前，陪診在院內的需求量不少，每月數量在100人至200人之間，需求涉及多個科室，幾乎全覆蓋，人群也多集中在老年人（孩子工作忙且脫不開身）和VIP患者。

　　王萍表示，現階段醫院還沒有提供專門性的陪診服務，僅限于志愿者、居委會工作人員等來為患者做一些代配藥等基礎操作。醫院方面暫還不能實現單獨招錄陪診員，主要在于人力成本高，公立醫院難負擔，但是可能可以參照保安、護工等模式，與專業的第三方公司合作來購買陪診服務。

　　此外再聯合基本醫保、商業保險等方式參與，“保費如果合理的話，更易推進”。她說。

　　有多位來自上海三甲醫院門診部護理負責人表示，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陪診員的市場缺口很大。目前，醫院所設的VIP病房、特需病房里都會給予患者導診幫助、“一對一”陪護，陪診服務雛形已有所體現。但要建立行業標準，首先是需要醫院先摸清楚患者的陪診需求，并將需求分級、分層，或許一些問題在機器人導診、院內志愿者咨詢層面就能得以解決。其次，要盡可能地保證陪診員的人身安全，避免被“碰瓷”等，行業才能可持續發展。

　　再次，由于現階段醫院還沒有專門針對“陪診”設置收費編碼和事項，這就需要市場來形成一套價格體系，給醫院以參考。此外，上述負責人也提到，陪診員在院內的整個操作過程，還需要有配套的人員培訓來幫助做陪診服務水準的提升，使他們的基本能力達標。

　　行業標準如何設定

　　現階段，陪診市場的價格體系如何？行業標準如何體現陪診服務的合理性、合規性？

　　第一財經了解到，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院內陪診服務的價格半天在100至300元之間，時間為2至3小時（陪診服務收費按時薪制計算），但這一價格不包括來回接送，僅包括院內取報告、代配藥、代排隊等。如需專車接送、陪同就醫、協助溝通等則需要一些更為專業的能力，收費也會更高。而在一些二線、三線城市，陪診服務收費略有下調。

　　太平洋醫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宣芳芳則表示，陪診標準中應該涉及一套明確的陪診標準操作程序（SOP），該SOP可以將陪診員服務進行細化和拆解，同時也能為陪診能力的后續提升提供參考依據，“作為陪診服務的采買方，我們需要有嚴格的規則來支撐采購決策，因此，在采購陪診服務時，會更關注第三方公司（供應方）能否提供有品質、有保證的服務，服務價格反而是次要參考因素。”

　　“還需要了解的是，這家第三方公司與其他供應相比，其服務價格、服務量、服務品質究竟處于行業哪一個梯隊；其服務量是因為我們的采買才不斷上升（目前提供陪診服務的第三方公司數量仍然不足），還是真正因為其服務品質得到了用戶認可。”宣芳芳建議，陪診領域的行業標準，一方面，可以設置評級制度，即將第三方公司做一個五星、四星的評級或“免檢”，給到采買方（兜底方）更多參考；另一方面，可以將服務所對應的待遇做一個明確，并配上一個“建議指導價”，方便指導行業定價。

　　國藥康養總經理徐亞峰則告訴記者，從調研情況來看，陪診需求方中，有2/3來自于外地去一線城市就診的患者，1/3來自于本地老年人群，但他們對服務價格相對敏感；陪診供應方中，近千家供應方主體是家政公司、藥械產品經銷商、自由職業者等，陪診只是其中一項增值服務，有超過45%還是去年剛成立的。

　　徐亞峰認為，陪診領域的行業標準涉及兩大版塊內容：一個是職業技能的標準，一個是陪診服務的標準，可以將服務邊界做一個明確規定。尤其是，真正意義上的陪診其實是在院內進行的，但患者尤其是老人，有很大一部分訴求是集中在需要將他從居住的室內轉移到樓下、再從樓下轉移到車輛、最終轉運到醫院去的。這一過程則可以用連續性陪診服務去覆蓋，形成一個服務包。

　　記者綜合梳理發現，陪診領域的行業標準一方面需根據場服務景（家中、養老機構、醫院等）落實責任主體，另一方面還需引入一套陪診服務質量管理與評價體系，這將涉及要素指標、資質要求、應急預案等。

　　“從行業監管角度考慮，陪診究竟是由民政、衛健、商委等哪一個部門來作為業務主管單位，也需要給予明確。”徐亞峰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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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許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