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

　　【文/尼爾·弗格森，譯/劉嘯云】

　　“我每晚都要捫心自問，為什么每個國家都必須以美元進行貿易？……為何在金本位制度之后是‘美元本位’，這是由誰決定的？……各國本可以用各自的貨幣結算進出口貿易，但現在所有國家都必須使用美元。”

　　4月13日，在位于上海的新開發銀行，巴西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提出了上述問題，這一新聞引起了巴西民眾的廣泛關注。然而，在我看來，盧拉提出的問題根本稱不上“新”聞——無獨有偶，半個多世紀前，另一位總統這樣說道：

“美元作為一種國際貨幣，被賦予了超越性的價值……許多國家接收美元……以彌補美國國際收支的赤字，這使美國能夠無償地向他國借貸。美國人以美元償還外債，而美元是他們可以任意印制發行的……這種機制只對美國單方有利……美元被廣泛視作公正的國際交易（媒介），但事實上，其只是一種獨屬于美國的信貸手段。”

　　以上文字的作者是1965年2月4日的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戴高樂激烈抨擊美元體系，其外長瓦列里·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提出了“過度特權”一詞，以表達法國對美元霸權的不滿。

戴高樂對美元的“過度特權”表示不滿（圖源：金融時報）

　　換言之，在財經新聞領域，對美元霸權的微詞早已是老生常談。谷歌數據顯示，“過度特權”一詞的使用頻率在2007年、2011年和2014年屢次達到峰值；“去美元化”等詞的使用頻率也有著類似的規律。

　　我首次涉及該話題是在20年前。2004年6月，我偶然為《新共和》雜志撰稿，稿件主題為“歐洲貨幣一體化能否動搖美元的主導地位”。

　　當時，我對美元的未來并不樂觀：“對美國而言，最重要的問題在于：美元標準究竟能延續多久？只要美元升值，美國就可以對巨額的貿易赤字和預算赤字聽之任之，無需擔憂其造成重大經濟影響；然而，一旦美國喪失了其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且急劇貶值，后果將非常嚴重。不幸的是，美國收支的嚴重失衡，以及合適替代品（即歐元）的出現，使第二種情況的可能性與日俱增。”

　　所幸，我在寫下以上這段話時沒有賭咒發誓。

　　因此，當我再次聽聞唱衰美元的論調時，我的第一反應是質疑。但是，持這種觀點的不只是盧拉，還包括一大批頗具聲望的經濟評論家。美國經濟研究所的彼得·C·厄爾（Peter C． Earle）表示：“長期來看，美元作為世界通用貨幣的使命已經結束了。”

　　厄爾認為，造成美元衰落的罪魁禍首是美政府對金融制裁的濫用。美國越傾向于將對手排除在美元支付體系之外，其他國家就越無法信任美元體系，從而致力于規避風險。近日，中國和巴西、中國和法國、印度和馬來西亞分別達成協議，在雙邊貿易中以彼此的貨幣進行結算。

　　近日，吉莉安·泰特（Gillian Tett）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呼吁大家“做好準備，面對貨幣多極化的世界”。本月上旬，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向中國承諾，將以人民幣結算俄羅斯與亞非拉國家的貿易，從而減少“有毒的”美元資產。

　　英國對沖基金Eurizon SLJ Capital首席執行官斯蒂芬·詹（Stephen Jen）指出，上述趨勢使美元“遭受了驚人的崩潰”。羅賓·里格爾斯沃思（Robin Wrigglesworth）在《金融時報》上詳細援引了斯蒂芬·詹的研究報告：“美國正喪失其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速度之快，頗為出人意料。究其原因，或許是由于俄烏沖突后，美國凍結了俄羅斯的外匯儲備，此舉構成了對他國財產權的威脅，從而引發了各國恐慌。2022年，我們見證了各國從‘世界警察’處撤資的時刻。”

　　此言非虛，但19年前歐元對美元的貶值也是如此。所以，我們需對數據進行更細致的分析。按照傳統標準，美國目前在國際儲備中所占份額（59%）確實小于1999年（逾70%）；然而，外交關系委員會成員布拉德·賽斯特（Brad Setser）指出，如果將統計圖的X軸向前延長至1995年，就會發現，美元目前在國際儲備中所占份額高于當年。

美元在國際儲備中所占比重歷年變化（圖源：彭博社）

　　無論如何，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貨幣市場已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歐元在儲備貨幣、國際債務、國際貸款、外匯交易和全球支付等領域均成為了第二受歡迎的貨幣（如果我在2004年就預測到這一點，會顯得更為聰明，但這也會使此事顯得更加無趣而不值一提）；并在上述每一個領域（尤其是全球支付領域）推出了數字歐元。

　　歐元國家和美國一樣實施了對俄金融制裁，這大大削弱了“美國濫用金融制裁導致美元衰落”這一觀點的說服力。誠如賽斯特所言，即便考慮到主權財富基金對外匯的積累，俄烏沖突及由此導致的對俄金融制裁也并未對儲備貨幣的份額分配產生明顯影響。事實上，中國還增持了由美國聯邦住房管理局、政府國家抵押貸款協會等發行的所謂“美國政府機構債券”。

　　上周，Spectra Markets的布倫特·唐納利（Brent Donnelly）通過分析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數據指出，相較于其他主流貨幣，美元依然享有特權，在全球交易中占據較多份額。自1989年至今，國際清算銀行每隔3年進行一次統計，在每一次統計中，美元都占據了全球交易份額的80%至90%，且并無下滑趨勢。

　　人民幣在國際儲備中所占份額仍然很小，原因很簡單——“資本管制”四個字足以說明一切。邁克爾·尼科萊托斯（Michael Nicoletos）辯稱，若無資本管制，大量資本將為了追求多元化和安全性而流出中國——早在十年前，英格蘭銀行就已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了類似觀點，但并未引起關注。在這一反事實條件下，人民幣將大幅貶值。

　　對此，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于2019年做出了精辟點評：“若想取代美元，就必須給出可行的替代品。當歐洲是博物館，日本是療養院，而比特幣尚且停留于實驗階段時，還有什么貨幣比美元更適合作為儲備貨幣和貿易貨幣嗎？”

　　如果你（像我一樣）由衷喜歡美元及類似事物，或許也會贊同彭博社記者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約翰·亞瑟（John Authers）的觀點。前者認為，外國人就是喜歡那些雕刻凹印著美國國父頭像和共濟會古老符號的綠色紙片；后者則認為，“短中取長，美元仍是最合適的國際貨幣，因此‘去美元化’根本沒有發生。”

　　人們常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但是，半個世紀來，有一事從未改變——美元是占主導地位的貨幣（這令許多外國領導人深感不滿）。既然如此，為何經濟學家和金融記者每隔6-7年就要唱衰美元呢？

　　當然，縱觀歷史，確有很多事物多年不改，而后于旦夕之間面目全非，正因如此，歷史才顯得難以預測。誠如海明威《太陽照常升起》中的一段對話：

比爾：“你是怎樣破產的？”

邁克：“逐漸地，然后突然地。”

　　然而，沒有任何依據表明，儲備貨幣也會以類似的方式走向衰落。從“英鎊主導”至“美元主導”的轉變是一個由1931年至今的漸進過程，間或伴隨著約十年一次的英鎊危機。盡管如此，時至今日，英鎊仍在全球儲備中占據了5%的份額。英鎊與美元的競爭是一場漫長的角逐。

　　因此，我們需要尋找蛛絲馬跡，以判斷當今世界是否正處于類似的漸進過程中。上世紀90年代，歐元創立，隨后在儲備貨幣競賽中贏得亞軍；而今，種種跡象表明，人民幣正在積蓄力量，預備于2043年超越日元和英鎊，在新一輪儲備貨幣競賽中躋身前三。

　　伯克利經濟史學家巴利·艾森格林等人近日發表論文，稱“人民幣可通過非常規途徑，獲得儲備貨幣地位”。他們認為，中國無需全面實行金融自由化（包括開放資本賬戶），即可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

　　其一，央行貨幣互換協議激增，使各國“有信心從中國央行處獲得人民幣”。其二，離岸人民幣市場擴大，“使央行儲備經理和其他投資者相信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是穩定而可預測的”。

　　在上述兩個方面，中國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2009年至今，中國央行（即中國人民銀行）已與至少39家央行達成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總額高達3.7萬億元人民幣（約合5500億美元）。自2010年香港首次獲準人民幣交易以來，離岸市場在全球24個城市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至2021 年7月，離岸人民幣存款已達1.25萬億（約合2000億美元），仍然難望美元項背，但已小有所成。

　　同時，正如霍恩（Horn）等人所言，中國已成為國際上的最終貸款人，“構建了一種新型全球體系，向深陷債務困境的國家提供跨境救援貸款。”

　　近年來，中國已為20余個國家提供了超1700億美元的流動性支持，包括對即將到期的互換反復延期。中國國有銀行和企業額外發放了700億美元的救助貸款，用于支持國際收支。中國的救助總計相當于過去十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總額的20%以上。

　　霍恩等人將之概述為“一帶一路救助”。他們指出，得到救助資金的國家往往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員。相較于西方國家提供的類似貸款，中國的貸款包含更高的利息。

　　凡是嚴肅的歷史研究，無不致力于識別典型范式。以上兩篇論文的作者都在歷史中發現了相似的范式。“今天的人民幣，正如上世紀50-60年代的美元”，艾森格林等人表示，“如今人民幣-美元的自由兌換受限于資本賬戶管制，正如當年美元-黃金的自由兌換受限于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美國貨幣法。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維系的數十年間，美元與黃金掛鉤，但不可在美國境內兌換為金屬。國際貨幣（當年的美元和今天的人民幣）難以完全兌換為最終儲備資產（當年的黃金和今天的美元），這一現象催生了當年倫敦的離岸黃金市場和今天的離岸人民幣市場”。

　　霍恩等人還指出，“今天的局勢，與當年美國開始崛起為全球金融大國的時代（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及二戰之后）頗為相似。當時，美國通過進出口銀行、外匯穩定基金和美聯儲，向對美國銀行和出口商負有巨額債務的國家提供紓困基金。這些臨時行為隨著時間推移而發展為一種久經考驗的全球危機管理體系。中國可能也會走上類似的道路。”

　　這些論文使我意識到，早在上世紀80-90年代之前，美國就已經占據了全球主導地位。其表現之一就是，美國成為了國際上的最終貸款人。

　　美元之所以能逐漸取代英鎊，也是因為美國擁有更為先進的金融技術。今天的中國取得了類似的優勢：中國在線支付平臺的規模一騎絕塵，遙遙領先于西方。正如斯坦福大學的達雷爾·達菲（Darrell Duffie）所言，中國最值得關注的并非備受吹噓的央行數字貨幣（e-CNY），而是支付寶——其交易量較前者多出三個數量級，且已擁有龐大的國際業務，包括220萬美國用戶。

　　同時，今天美國政府的赤字遠超20年前，且美聯儲一直致力于將其貨幣化。2004年，美聯儲的資產負債僅占美國GDP的6%；而今，歷經數輪量化寬松等干預措施，這一比例飆升至35%。2021-2023年美國通脹率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咎于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重大失誤。如果美國有意于維持其在全球貨幣市場中的主導地位的話，我只能說美國將自己的意圖掩蓋得很好。

　　上述因素導致美元黃金價格在近五年間飆升50%以上，而美國國債卻下跌了8%。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對金本位制做出著名的批評，稱其為“野蠻的遺跡”，但是，無息資產的表現優于有息資產并非野蠻的象征。根據世界黃金協會的最新數據，在世界官方持有的黃金中，30%屬于歐元區，23%屬于美國，而中俄合計僅占12%。

　　但是，2002-2023年間，黃金的最大買主是俄羅斯（1876公噸）和中國（1525噸），土耳其、印度和哈薩克斯坦落于其后。同期最大賣家則是歐元區（1726噸）和瑞士（1158噸），英語國家則僅僅出售了87噸。

　　【本文譯自《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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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