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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月下旬，全球的商界精英都會打扮得光彩照人，不在乎豪擲14萬美元預定酒店，只為在同一時間奔赴同一地點——白雪皚皚的瑞士達沃斯。對他們而言，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最大魅力，莫過于可以擠進全球頂級經濟決策者的圈子，近距離觀察各國領導人、央行行長的所思所想。
然而今年，“壕氣沖天”的上層人士可能會失望：美、英、法等多國政要將紛紛缺席定于22日召開的達沃斯論壇，令這個山區小鎮冷清不少。外媒述評，西方多國“大佬”留守國內、“缺位”達沃斯，反映出世界正處于危機狀態。當他們埋頭處理“失序和混亂”的國內政治之時，應對全球治理挑戰的共同意愿也在悄悄溜走。
“小年”
“世界正在夢游般地陷入危機嗎？”在年會召開前6天，世界經濟論壇發布報告提出設問。報告寫道，全球貿易戰威脅以及世界大國之間日益加劇的政治緊張局勢是主要的全球風險。多邊貿易規則或將進一步受到侵蝕。
這份報告是在對約1000名議員、學者和商界領袖進行調查后得出的，將為達沃斯論壇的討論提供框架。報告警告，世界經濟前景日益黯淡，地緣政治形勢日益惡化。網絡攻擊和氣候變化等問題均在潛在危險排行榜上位居前列。但上述挑戰都沒有最后一項致命——隨著一些西方大國呼吁“奪回控制權”，全球共同應對風險的意愿正在減弱。
在此背景下，主辦者煞費苦心地安排了一系列關鍵問題的討論。在為期4天的會議上，各國將圍繞 “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結構”這一主題，在如何協調各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政策和立場、如何應對愈演愈烈的氣候變化風險，以及如何避免更多地緣政治危機等問題上集思廣益。
然而，西方國家許多關鍵人物的缺席為論壇蒙上陰影。在美國，聯邦政府“停擺”之結依然難解，國會民主黨人和白宮之間“斗法”升級，其危害從國內經濟民生領域向對外關系延伸，連累山姆大叔的達沃斯之行。總統特朗普不但自己將缺席達沃斯，美財長、國務卿、商務部長、貿易代表的行程也都統統作罷。
在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定于今天向英國議會提交脫歐協議的b計劃，但國內斗爭形勢嚴峻。剛剛過去的一天，反對黨工黨領導人科爾賓對梅的“約談”提出新條件。被黨爭壓迫得幾乎窒息的“梅姨”，注定無緣呼吸達沃斯的清冽空氣了。
另一個深陷國內泥潭無法自拔的西方大國領導人，是法國總統馬克龍。為了應付8萬“黃背心”示威者的第十輪街頭抗議，他呼吁全國辯論還來不及，哪有心思流連于阿爾卑斯山腳的醉人風景？這樣的話掐指一算，在七個最發達工業化國家中，只有三個國家的領導人將會出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意大利總理孔特。
路透社指出，七國集團之外，俄羅斯和印度領導人均不出席達沃斯論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出席達沃斯會議時為自由貿易進行了一番有力辯護，今年則由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率團參加。如此一來，安撫商界領袖的任務將落到英國財政大臣哈蒙德、王岐山和一眾央行官員的肩上。
“商界領袖們長途跋涉來到達沃斯，開豪車、喝香檳、做生意；學者和非政府組織負責人則在走廊上尋尋覓覓，希望與決策者不期而遇……然而今年他們將與許多知名人物失之交臂，”《時代周刊》寫道。預計包括大約65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在內的3000名與會者將出席年會。如果說2018年是達沃斯論壇“大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出席，從而成為有史以來第二位、18年來首位出席達沃斯論壇的美國總統，除此以外還有多位重量級國家元首與會），那么2019年則是地地道道的達沃斯論壇“小年”。
“主導本次達沃斯論壇的，將是一種對股市、經濟成長放緩和國際政治的高度焦慮，”全球商業資訊服務公司ihs markit首席經濟學家納里曼貝赫拉維什說，“出席論壇的領導人比去年要少，但準備前往的領導人將會設法傳達出信心，安撫企業和投資者緊張的神經。”
“赤字”
有分析認為，今年達沃斯“星光璀璨”的程度大打折扣，凸顯兩個“赤字”。
第一，西方國家社會治理赤字加劇。制度弊病不斷吞噬政治資源、集體理性和社會共識，不能產生服務民眾、造福國家、增益世界的建設性能量，反而加劇世界的不確定性和不安情緒。因國內政治牽制導致全球治理動力不足，正成為西方一些國家的“通病”。
具體而言，特朗普堅持建造美墨邊境隔離墻、法國“黃背心”運動延宕不止、英國“脫歐”繼續“拖”，雖然各自表現不同，但都折射出民粹主義影響。這既是歐美國家社會分化加劇、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也體現出現有制度失靈之虞和國家治理之困。
英國《每日電訊報》將特朗普視為西方地緣戰略陷入困境的主要催化劑。從這位“推特治國者”與佩洛西等眾院民主黨人“互撕”、咒罵聯邦調查局搞“政治迫害”、質疑最高法院的那刻起，履行美國“三權分立”職能的管理機構就被裹挾入政治角斗的漩渦，也讓美國民主機制的合法性受到損害。“特朗普把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分歧化作武器，試圖讓公民相信整個制度都被‘操縱’。”歐亞集團如是評論。
與美國一樣，歐洲也在混亂中苦苦掙扎。歐洲日漸抬頭的民粹主義正讓主流政黨陷入“治理糾結癥”：一方面想實現歐洲一體化的遠大理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移民、財富分配等議題上屈從于決定選票的“另一撮人”。歐亞集團估計，疑歐和民粹勢力將在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贏得37%的議席，比2014年的28%有所提升。歐亞集團悲觀地預計：“2019將是民粹主義勢力在歐洲最大舞臺上獲得真正力量的一年。”
恰如法國民調機構elabe的總裁伯納德·薩納內斯在評價法國“黃背心”運動時指出的，問題的癥結在于“有兩個法國”。左翼認為環保的代價應該由富人承擔，而右翼則相信根本不應該為了全球治理問題來犧牲法國一國民眾的利益。憤怒和不解充滿了他們的頭腦。“黃背心”運動向多個歐洲國家蔓延，折射了“兩個法國”的境遇在許多西方國家社會都在真實地上演，黨派之間、階層之間充滿了隔閡和分裂。
英國目前的困境則給人更多啟示，令人反思西方民主的預設前提——“理性人”假設的合理性。面對上屆政府“脫歐”公投帶來的惡果，特雷莎·梅不得不吞下兩頭碰壁的苦水，其方案既被國內各大黨派“嫌棄”，又被歐盟懟回。恐怕沒人比梅更了解，被玩壞的“民主”有多么短視、多么無厘頭。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對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指出，去年是歐洲國家出席達沃斯最集中的一次。他們自以為克服了前年的政治危機，因此心氣和調門都很高。但現在看來歐洲乃至西方國家內部深層病根并未停止發作。“這樣一來，今年達沃斯論壇在務虛層面的合作恐怕難有盛況。不過，去年和前年的達沃斯論壇已經做了它該做的事：針對特朗普逆全球化挑戰，向全世界發出捍衛多邊主義、自由貿易和開放型經濟的呼吁。所以說，意愿的表達至少在今年不是優先事項，而是要采取實際行動應對特朗普帶來的沖擊。”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執行院長蘇長和教授表示，在歐美國家的政治生態中，對抗式制度體系成為治理赤字的重要制度根源，尤其是政黨變化的不確定性嚴重影響遵約效果，大幅降低了國際合作效率，極大增加了全球治理成本。與此同時，破壞國際關系民主化的現象也在增多，許多需要各國合作解決的全球性問題久拖不決或決而難行。英國脫離歐盟的突發性、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隨意性等，意味著國際不合作行為產生連鎖效應。
變革
第二個赤字是全球治理赤字，這需要各方共同彌合。當前，全球經濟繼續承壓，國際秩序遭遇逆風，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民粹主義不斷抬頭。此次參會政要“縮水”了的達沃斯能否依然耀眼，成為各國高層政治人士彌合分歧、展現政治主張的國際舞臺，引人矚目。
發展慈善機構樂施會在達沃斯開幕之際發布的年度財富調查中指出，2018年是富人變得更富、窮人變得更窮的一年。最富有人群的財富增長了12%，而世界上最貧窮的一半人口的財富卻下降了11%。“愛德曼信任度晴雨表”對27國3.3萬名受訪者的調查結果發現，只有五分之一受訪者表示，當前的制度正在為他們服務；70%以上受訪者感到不公平，并渴望變革。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徐明棋認為，相比g20等全球治理平臺，達沃斯論壇雖說不是全球治理機制，但主要大國領導人在論壇上發表的看法和態度可以在g20、wto、imf等框架內進一步討論，對全球治理產生積極影響。
徐明棋指出，從本屆會議的主題就能看出，它旨在解決全球化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既維護全球化的積極效應，又要采取措施克服全球化過程中產生的負面沖擊和不利影響。貿易保護主義、環境問題、收入水平的極化帶來的極端情緒等，都對全球化進一步發展構成挑戰。而不同國家就全球治理采取不同立場，加劇了不確定性——特朗普政府對現有多邊治理機制持懷疑態度；歐盟和中國等更多國家和地區主張捍衛多邊機制，但在如何調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關系、改革現有機制方面立場不完全相同，有待在博弈中尋求共識。
“總的來說，由于世界部分主要領導人缺席達沃斯，此次論壇可能開成一次缺乏共識的會議。但我也相信，有更多國家會發出仍需維護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積極成果、推動一種新型全球化來造福更多國家、更多利益群體的呼聲。”徐明棋說。
“在各自為政的情況下，如果出現一場嚴重的衰退，各國都難以獨善其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指出。文章提到，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各國央行采取令人矚目的非常規措施，防止經濟崩潰。然而現在的情況比那時更復雜，尤其是政治對央行決策的影響。在美國，特朗普多次批評美聯儲，美聯儲的靈活性已經不如過去。另一大風險是，政治角力導致的全球貿易關系緊張，德國等國有經濟放緩的可能……“想象一輛汽車行駛在崎嶇不平的路上，沒有備用輪胎。你只能祈禱最好別爆胎。”
牛津經濟學院全球宏觀研究主管加布里埃爾·斯特恩認為，高層經濟決策者有許多需要亡羊補牢的地方。政治家們應該通過減稅和增加政府開支來刺激經濟增長。他表示：“大型機構確實表現不佳。其結果是民粹主義的反彈。如果你對自己的失敗不采取任何措施，它們可能會反噬一口。”斯特恩擔心，民粹主義的反應“可能引發激進的、考慮不周的”政策，這些政策會調整過度，推高通脹，擴大政府預算赤字。
崔洪建認為，本屆達沃斯在延續往年傳統的同時，將對議題有所擴展，在網絡、電子商務、難民、人工智能等問題上有所著力。“在前幾年全球化進展順利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討論如何更好更深合作；如今這個邏輯在發生變化，許多國家的視角囿于本國利益。那么如何合作？我認為wto改革或許能成為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一同推動全球治理的新課題。中國等國可以發揮更大作用，先統一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再跟發達國家溝通，讓全球化合作能真正造福世界。”崔洪建說。
責任編輯：郭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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