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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勇穩增長專欄（二）：總需求不足總體直接的原因是居民收入消費占GDP比例過低  

　　穩增長：居民收入支出流扭曲及其改革的潛能

　　來源：天勇談經濟 作者：周天勇

　　中國近些年經濟增長放緩，重要的是總需求相對或者絕對收縮，導致了生產增長的可能性邊界受到嚴重的壓抑。縱觀這一周期，多年居民消費需求疲軟，近兩年房地產商投資和居民購房需求回落，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嚴峻，2023年5—7月出口需求開始負增長。對此如果沒有大力度的改革扭轉，中國未來15年的經濟可能會陷于低速增長的區間。那么，中國國內的總需求為什么不足，深層次原因是什么，怎樣才能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改善消費需求格局？國內學界眾說紛紜，對策不一。筆者認為，需要在中國經濟運行和增長的數理邏輯方面有所突破，從“財富生產—收入分配—需求支出”國民經濟渠道流量循環去觀察格局性和深層次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選擇解決問題的路徑和提出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就此，筆者開一專欄，今天刊載之一。

　　總需求不足，特別是居民消費投資需求不足，阻塞了國內生產與需求循環，這是近些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主要原因。[1][2]毫無疑問，居民消費和投資支出能力的大小取決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然而，哪些原因造成了居民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和消費投資能力偏弱？怎樣才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擴大居民消費投資的支出？對此，有學者認為是收入分配差距造成低收入水平人口的消費不足，應當加強再分配，推進共同富裕才能增加居民消費；[3]也有的學者認為是財政對教育、醫療和住房等保障支出不夠，導致居民這三項支出大而常規消費需求能力偏弱，國家應加大這方面的支出；[4]還有學者認為，農民收入水平過低，重點應當振興鄉村，加大財政補貼力度，擴大農民消費支出；[5]王弟海等也撰文提出了有益的看法和對策建議[6]。

　　一般市場經濟國家中，需求側的經濟增長表達為投資增長率、消費增長率和凈出口增長率乘以各自對增長部分貢獻的權重，再將三者進行相加。但其假定條件是，市場配置資源，允許交易，產品和要素市場確定價格，而價格又是分配的機制。生產結果方面，勞動、資本和土地按各自貢獻分配各自的收入；在財產方面，居民可以用資產進行投資，或者將其交易，獲得財產抵押生產收入、入股獲利、出借獲租和出售收入。

　　然而，中國“生產—分配—收入—支出”循環鏈上有著各個環節的二元體制扭曲，程度不同地影響著經濟循環中的流向、流速和流量，造成總需求與總供給失衡。筆者曾根據中國國情提出并定義了市場經濟標準值與二元體制扭曲值，并根據二者及其差值，估算生產方面的體制剩余要素和資產數量，觀察其通過改革糾正扭曲加以釋放，所蘊含的生產增長潛能和可能對增長的貢獻。[7]本文在需求側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上，秉承二元體制數理邏輯分析方法一致性的原則。

　　需求與增長數理關系、重點需要關注“分配—收入—支出—投資”渠道流量、綜合邏輯運算分析，認為總需求不足和生產相對持續過剩的總量性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及投資支出占GDP比重過低。其由幾個重要因素構成，如就業人口數量收縮、人口從低收入處向高收入處流動受梗阻、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城鎮房價過高、禁止農民住宅交易和財政民生支出比率過低等。

　　需求側不存在體制性剩余收入和消費及投資。在需求與增長方面，居民收入與需求有哪些二元體制扭曲？獲得收入的經濟主力人口由于行政干預而減少，人口向高收入城鎮和農業流動被堵塞，土地交易收入分配的流向被扭曲，農村住宅禁止交易而失去收入源，城鎮高房價轉移了居民收入逆流，民生方面政府支出比率低擠出居民現有收入等。準確地說，二元體制中居民消費和投資需求不足造成增長速度下行，其邏輯傳導是體制分配扭曲：或是居民應分收入被過多地轉入政府和企業項下；或是居民已有收入因支付過高房價而流入政府、房地產企業和銀行項下；或是居民收入支付了本應由政府提供的教育、醫療、居住保障而節省了政府收入的支出，造成居民消費和投資流量過少。

　　筆者觀察發現，20年前同等發展水平人口自然增長率標準值，與生育管制體制下人口自然增長率實際值之間存在扭曲；同等發展水平市場經濟國家市民化比率標準值，與遷移受阻國家人口市民化水平實際值之間存在扭曲；同等國家土地交易收入所有者與政府間分配比例標準值，與中國農村土地轉移出讓集體農民與地方政府間分配比率實際值之間存在扭曲；城鎮住宅作為可交易資產獲得收入的標準狀態，與農村住宅不是可交易資產因而不能獲得收入之間存在扭曲；一般國家居民購買住房的房價收入比標準值，與中國居民購買房屋房價收入比實際值之間存在扭曲；一般國家財政民生支出比標準值，與中國財政民生支出比實際值之間的扭曲。

　　居民對富裕生活追求的需要與增加居民有效消費和投資支付能力，是未來中國需求側增長的最重要來源。中國城鄉居民在日常生活和財富擁有方面，農村處在工業化的初中期階段，而城鎮居民只是達到了中后期階段，并沒有完全達到富裕社會的水平。一方面，二元體制收入和支出流動扭曲，使居民項下收入流量過少，或其收入被轉移，或其收入被用于替代政府的民生保障支出，造成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投資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通過分配和支出體制改革，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強有支付能力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將是未來需求側經濟增長的巨大動能。

　　[1]參見劉鶴：《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人民日報》2020年11月25日。

　　[2]參見臧旭恒等：《中國居民消費不足與新發展格局下的消費潛力釋放》，《消費經濟》2023年第1期，第3-17頁；同上書，第2期，第3-19頁。

　　[3]李實、朱夢冰：《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進共同富裕實現》，《管理世界》2022年第1期，第52-61頁、第62、76頁。

　　[4]王延中、龍玉其、江翠萍、徐強：《中國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效應研究——以社會保險為例》，《經濟研究》2016年第2期，第4-15頁、第41頁。

　　[5]臧文斌、劉國恩、徐菲、熊先軍：《中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經濟研究》2012年第7期，第75-85頁。

　　[6]參見王弟海、李夏偉、張蕾：《城鄉收入不平等對中國居民消費的影響：基于中國跨省面板數據的分析》，《廣西財經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第98-113頁。

　　[7]參見周天勇：《從轉軌到并軌：超大規模二元體制經濟學的內在體系》，《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5期，第88-101頁、第1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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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常福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