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對碳中和的踐行程度，影響著全球碳中和的實現，我國要在2030年前達到碳達峰，再用30年時間實現碳達峰到碳中和的轉變。如何看到這樣的時間點設置？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在綠色和發展之間尋求平衡？ 在政策層面，我們還需要做哪些準備？對企業來說，如何應對這一歷史性變革？

　　新浪財經中國碳公司評選邀請多位業內專家，詳解碳中和對我國未來數十年經濟生活的影響以及企業的應對之道。

王克

　　【本期嘉賓】王克，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能源與氣候經濟學項目”執行主任，中國能源學會能源系統工程專家委員會以及能源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綠色低碳發展智庫伙伴專家委員會委員。

　　我國可能提前實現碳達峰

　　新浪財經：全球實現碳排放達峰的國家基本上是發達國家或后工業化國家，而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速仍高于發達國家，現階段碳排放還處于上升趨勢。您如何理解我國要在2030年前達到碳達峰，再用30年時間實現碳達峰到碳中和的轉變這個時間段的設置？

　　王克：我國之所以在這個時間點提出2030年前碳達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目標，與當前的國內外形勢密切相關。

　　從國際視角來看，當前國際社會正在積極討論更新《巴黎協定》下2015年提出的國家自主貢獻（NDC）目標，以推動《巴黎協定》的實現。《巴黎協定》4.1條款提出：“要盡快達到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峰值，并加快采取減排，力爭在21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源的人為排放與匯的清除之間的平衡”。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測算，1.5度溫控目標下全球2050年左右要達到碳中和。我國提出的2060年碳中和，高度契合《巴黎協定》的要求，是全球實現1.5度溫控目標的關鍵，這是一個非常負責任的目標。《巴黎協定》提請所有締約方在2020年前提交本世紀中葉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MCS），以推動全球盡早實現深度減排。我國也正在著手制定MCS戰略。4月16日公布的《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中也提出“兩國都計劃在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之前，制定各自旨在實現碳中和/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的長期戰略。”這些都展示了我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體現了我國作為引領者推動完善全球氣候治理的決心，也是我國對構建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貢獻。

　　但是，我國提出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也充分意識到這是一場硬仗，考慮到了我國目前的發展現狀，以及達峰之后需要一定的時間實現向碳中和的轉變。碳中和意味著廣泛而深刻的社會經濟系統性變革，意味著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能源體系和相關基礎設施的重構，也是重大的利益重組的過程，在技術、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層面都意味著重大挑戰。從碳排放達峰到碳中和，歐盟需要60年左右的時間，美國需要45年，而中國力爭30年實現。因為基礎設施有較長的壽命期，有鎖定效應，因此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越短，轉型壓力也會越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這一定位是非常準確的。

　　由于我國抗擊疫情的階段性勝利，在全球經濟體中，我國的經濟復蘇情況也比較好。但是，在“綠色復蘇”引領下，我國碳排放的整體趨勢已經進入到了非常平穩的增長階段。截至2020年底，中國碳強度較2005年降低約48.4%，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15.9%，超額提前完成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承諾的2020年氣候行動目標。按照習總書記2020年12月提出的更新NDC目標，并考慮到碳強度下降目標以及非化石能源占比目標，我國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的可能性很大，甚至可能提前實現達峰。全球能源互聯網研究院測算認為，我國將于2028年達峰，CO2排放峰值為109億噸。北京理工大學認為我國有望2025年達峰，峰值水平為108億噸。我們人民大學研究小組的測算結果也是有望2025年達峰，峰值水平大致110億噸。因此，我國提出到2030年前碳達峰目標，也是充分考慮到了我國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下一階段發展目標、碳排放未來增長趨勢和減排潛力后所做出的決策。

　　總體來看，我國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即是我國順應并引領未來國際發展潮流提升我國未來國際地位和競爭力，也是助推我國進一步發展轉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重大戰略決策。

　　碳達峰碳中和是經濟轉型升級助推器而非增長絆腳石

　　新浪財經：您是研究環境的專家，您認為，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之間尋求平衡，最大的難度在哪？

　　王克：我國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迅速，是能源生產和消費大國，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自身也面臨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在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之間尋求平衡，最基本的還是要深刻理解新的發展觀，追求高質量發展，而不是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碳達峰、碳中和為經濟轉型提供了倒逼機制，為我國提供經濟增長的新動能，進一步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將改變各個行業的結構和面貌，拉動新的投資，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碳達峰碳中和意味著加速結構調整，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助推器，而不是增長的絆腳石。在這個過程中，高碳污染的產業和企業受到抑制甚至要優先去產能；而在產業鏈高端的企業和新興戰略產業將得到長足發展，吸納大量就業。很多人擔心碳達峰碳中和會影響中國經濟增長，但是，從過去10多年的發展歷程來看，

　　我國已經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與碳排放初步脫鉤，基本走上一條符合國情的綠色低碳循環的高質量發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成就。2020年末，我國已經實現了全面脫貧目標，碳強度較2005年降低約48.4%，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15.9%，風電、光伏并網裝機分別達到2.8億千瓦、2.5億千瓦，合計為5.3億千瓦，約占總發電裝機的25.7%，連續八年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第一大國。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取得了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階段性勝利。一系列實踐也證明，加強應對氣候行動，加強碳減排行動，不但不會阻礙經濟發展，而且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培育帶動新的產業和市場，擴大就業，改善民生，保護環境，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實現協同發展。未來我國需要做的就是堅持既定路線，更加堅決的貫徹和執行，通過碳達峰碳中和實現社會經濟的系統性變革。

　　當然，這個過程中確實面臨很大的挑戰。需要重視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第一，社會整體對碳達峰碳中和還缺乏共識，有些人仍認為碳排放控制是國際事務、外交事務，并不認為是自身的優先事項，整體意識不足，從而一定程度上出現外熱內冷、上熱下冷現象。為此，3月15日中央財經委第9次會議就明確提出，領導干部要加強對碳排放相關知識的學習，增強抓好綠色低碳發展的本領。因此，需要提高有關應對氣候變化的認知水平，加強政府、企業、公眾等對碳減排的意識。

　　第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發展還是第一要務。在這個過程中，為了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需求，城市化進程還在繼續推進，人口仍在向城市聚集，一些城市仍處于擴張期，這一階段還存在較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新建和翻新需求。在這種動態和擴張型的發展階段，要有效控制碳排放確實存在較大困難，需要找到切實可行的轉型路徑。

　　第三，碳排放控制缺少立竿見影的末端治理措施，主要依靠的是源頭的結構調整措施，包括經濟結構調整、空間結構調整、能源結構調整和運輸結構調整等。但結構調整的難度非常大，受到很多要素條件制約，很難短時間內實現重大調整。

　　第四，目前碳的減排目標還沒有做到有效分解，基礎數據不夠清晰，目標約束不夠嚴格，存在一定的彈性，配套的統計、監測和核查體系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同時碳減排目標和各地區各行業當前的主流發展目標的有效銜接不夠，配套的體制機制不夠健全，碳減排的指標設定、目標考核、規劃編制、措施制定、監督執法等方面有待完善，目前產業部門對碳目標的接受度還不高，內在動力不足。

　　我國綠色發展已卓有成效 可供“一帶一路”國家借鑒

　　新浪財經：您曾經提到，中國在GDI分值上大幅度提升表明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探索并逐步開辟了一條適合發展中國家特點的綠色可持續發展路徑，這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示范模型和經驗。這塊能否具體講講，中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的可供借鑒的經驗？

　　王克：這一結論源自中國人民大學團隊開展的“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指數研究，該研究開發了“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指數（GDI），用于衡量“一帶一路”國家綠色資產存量、綠色技術創新與綠色發展結果三個維度的發展水平，幫助識別推動“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的關鍵領域和技術需求等。根據我們的測算結果，我國GDI指數過去十年有較大提升。該指數獲得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綠色技術發展水平的提升，這與我國對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等綠色低碳技術的研發、示范和推廣應用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密不可分。因為我們總結出一個結論，即我國正在通過創新發展路徑，探索和開辟了符合國情的綠色低碳循環的高質量發展道路，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技術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為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學習中國經驗、采取有針對性舉措提供了借鑒。

　　我國的經驗可以體現為以下幾點。

　　一是戰略上高度重視。我國不僅將可再生能源視為能源革命戰略的重要支柱，高度重視其對能源安全、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地位，還將可再生能源相關產業的發展視為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的重要領域，成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現代經濟體系的重要支撐，并在重大戰略與規劃中作為重要發展目標明確提出。

　　二是建立較為完善的支撐政策體系。政府出臺了可再生能源電價政策，即根據技術進步和成本下降及時調整風電和光伏發電上網電價，并調整了相關補貼政策，重點解決了可再生能源并網發電的政策和管理辦法。財政激勵方面，政府還不斷擴大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支持資金規模，完善了資金征收和發放管理流程。

　　三是我國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技術與產品市場與不斷增強的制造業能力構成良性循環。這種良性循環推動我國在供需兩端，即可再生能源裝備產量和裝機容量兩個方面均成為世界第一，不斷提升自主技術水平，在全球價值鏈中逐步走向高端。在可再生能源領域，我國已經擁有全球領先的制造能力和優質產能、相對充裕的資本能力以及龐大的國內市場潛力。未來，通過深化全球供應鏈布局和專業化分工，加強可再生能源技術研發和商業模式方面的創新，將繼續降低可再生能源技術應用成本，擴大全球范圍內相關技術和產品的市場空間，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促進經濟繁榮和創造就業機會，實現全球經濟的再平衡。

　　總結一下，我國優勢綠色技術具有技術門類全、綜合集成能力強、性價比高、適合發展中國家需求等特點。我國開展綠色變化技術合作具有多方面優勢，即基于超大市場規模的實踐，能夠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用得上，用得起，適合用”的技術；相關政策和市場環境建設經驗具有較強參考價值；能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系統解決方案和能力建設支持。中國在綠色基礎設施的標準制定與建設，綠色技術的研發、示范和推廣應用等領域，與“一帶一路”國家之間具有巨大的合作潛力。

　　新浪財經：您認為，在政策層面，我們要實現碳中和的終極目標，還需要做哪些準備？

　　王克：第一，推動增長方式的低碳轉型。通過改變產業發展方式，靠技術進步和創新驅動產業增長，促進傳統產業的低碳轉型，大力發展新型綠色低碳經濟，逐步實現經濟增長和碳排放的脫鉤。

　　第二，推動能源系統的低碳轉型。通過實施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以清潔、低碳為特征的能源供應體系，尤其是電力部門向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轉變。合理控制能源需求總量，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逐步實現能源增長和碳排放的脫鉤。

　　第三，推動消費模式的低碳轉型。通過轉變市民生活和消費方式，在滿足合理消費需求和提升生活品質的同時，通過廣泛的宣傳教育和積極的政策引導，形成綠色、低碳、節約的消費理念和生活消費方式，逐步實現消費增長和碳排放的脫鉤。

　　第四，推動低碳技術創新。識別長期深度脫碳的關鍵技術，如可再生能源發電，生物能源與碳捕集、封存與利用技術，氫能技術、負碳技術等，加大財政資金投入，鼓勵并引導社會資本和企業等加大對低碳應用領域進行投資，刺激企業和相關機構的研發熱情。

　　第五，發揮碳市場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碳市場機制形成后，可以通過價格傳導，有利于促進環境要素市場形成，逐漸形成碳價格意識，為市場提供長期穩定的碳價格預期，從而影響利益相關者的投資和消費行為決策，推動節能減碳的技術創新和技術應用。當前，我國以電力行業為突破口率先啟動全國碳市場，配額總量設定、交易制度、市場監管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碳市場的覆蓋范圍以及交易品種有待進一步擴充。“十四五”期間需要加速碳市場的建設。

　　最后，需防范氣候轉型風險，解決好存量高碳基礎設施的逐步有序退出，如石油化工、燃煤發電、鋼鐵、水泥等高碳行業等，保障能源和產品供應安全的前提下，做好轉型過程中的監測、評估和調整工作。為高碳行業依賴程度較高地區提供可靠的轉型方案，如內蒙、山西、新疆等地區，盡量降低轉型過程中的經濟損失和就業問題，防范社會不穩定因素的產生。

　　完善碳市場并建立碳價格機制很重要

　　新浪財經：您如何評價綠色金融在實現碳中和目標過程中的作用？

　　王克：碳中和目標要求社會經濟的系統性變革，將倒逼我國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各領域都存在大量的低碳投融資需求，急需綠色金融體系提供支撐。實現碳中和目標伴隨著著終端部門和能源體系的快速轉型，伴隨著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進展，伴隨著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的發展，這一過程所需的投資規模將是巨大的，金融將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綠色金融最關鍵的作用，是以市場化的方式，引導金融體系提供碳中和所需要的投融資支持，滿足實現碳中和所需的巨量投資需求。

　　另一方面，綠色金融體系還需要積極面對轉型風險。氣候變化將對氣候敏感行業的存量資產帶來風險，應對氣候變化措施將對高碳行業的存量資產帶來風險。未來金融業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管理氣候相關的風險。金融行業需要針對不同地區并區分資產類型，識別氣候風險，按照氣候相關風險水平，建立資產名錄，列出最有可能受氣候風險影響的資產名稱，作為未來開展風險管理的重要依據，并提供成本更低、風險更小的公平轉型措施建議。

　　從實際的投融資運行機制來看，如果沒有一個碳定價機制把減碳成果反映到投資方的資產平衡表或現金流量表里，投資者就缺乏低碳投資的內在動力。因此，完善碳市場并建立碳價格機制很重要。但是碳市場想要發揮上述作用，需要與金融體系有效銜接。

　　首先，在風險可控的原則下，研究開發與碳排放權相關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增加交易品種，擴大交易范圍。其次，需要明確碳市場金融屬性，明確包括碳排放權在內的環境權益的法律屬性及是否可抵質押，以及金融機構、碳資產管理公司等非控排主體的市場準入資格等。最后，需要與金融監管部門合作，參照現行金融基礎設施業務規則，把碳配額現貨、衍生品及其他碳金融產品均納入金融監管。

　　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設還需進一步完善

　　新浪財經：您提到過，要創新綠色投融資體制，加大綠色投資。在實操階段，綠色金融要做到扶持真正的節能環保企業，但目前我國對企業這塊的信息并不是強制披露，應該如何鑒別一家企業在節能環保行業的真正成色？

　　王克：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是鑒別企業本色的關鍵，也是要求企業承擔環境治理責任的重要方式。美國是最早采用信息披露手段加強環境治理的國家，美國環保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會計行業組織制定了環境信息的確認、計量和報告政策，要求特定經濟主體及上市公司對于有毒化學物質和環境污染物排放進行披露，并環境信息進行確認、計量和報告。2021年2月，美國證券交易監督管理委員會（SEC）發布關于強化上市公司氣候相關信息披露的聲明，以保證分析氣候風險數據的準確性、連續性和完整性。

　　目前，生態環境部已經要求重點排放企業披露環境信息，火電、鋼鐵、水泥、電解鋁等16類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定期發布年度環境報告，披露污染物排放情況、環境守法、環境管理等。中國人民銀行易綱行長在“綠色金融和氣候政策”高級別研討會上強調，氣候信息披露需要進一步完善，信息披露范圍將繼續擴大，披露主體將覆蓋上市公司、金融機構等各類主體，披露方式要逐步從自愿披露向強制披露轉變。深圳作為先行示范區，已經開啟了環境信息披露的嘗試。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經濟特區綠色金融條例》中明確規定了信息披露責任主體和披露方式等。

　　接下來，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設還需進一步完善。首先，披露主體層面，先覆蓋環境高污染、高排放行業企業，逐步擴大范圍至上市企業、大中型企業等，最后過渡到投融資機構等領域；其次是披露什么信息和如何披露的問題，企業必須披露實質性的環境信息，包括主要的排放物，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污水、固廢等，并通過環境報告、企業財務年報、官方網站等方式進行；第三，建立環境信息核算機制，保障企業披露環境信息的可靠性、可比性，利用第三方機構等對環境信息進行評價、監督，引導和激勵投資者對綠色產業和綠色企業的投資熱情。

　　企業需從五方面突破

　　新浪財經：具體到企業層面，未來全球綠色低碳時代，什么樣的企業能夠贏得未來？為了這個未來，企業需要提前做哪些準備？

　　王克：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只有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才是最有競爭力和生命力的企業。當前，越來越多企業將綠色低碳發展的理念納入社會責任中，樹立綠色低碳理念，研發綠色低碳技術，履行節能減排責任，創造企業社會效益。未來全球綠色低碳大趨勢下，對企業的戰略定位、創新能力、適應能力、轉型能力、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未來全球綠色低碳大趨勢下，對企業責任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企業需具備以下特質：

　　（1）將綠色低碳納入企業戰略。把握“清潔、高效、低碳、循環”幾個關鍵詞，握先機開新局。全球碳中和大勢下要求社會經濟的系統性變革，產業轉型、能源革命向縱深發展，不僅傳統能源企業面臨轉型壓力，各行各業都面臨重新洗牌。關注、了解綠色低碳趨勢，把握碳減排風口機遇，在洞悉產業變遷趨勢基礎上進行戰略決策。

　　（2）識變求變應變，實現快速轉型。需關注重要時間節點，盡快在綠色低碳行業抓住關鍵知識產權以及核心技術，形成核心競爭力。通過“低碳經營”，“低碳創新“，滿足碳減排要求，甚至通過碳減排創造更多經濟效益，提升企業市場地位，增強產業鏈各個環節的資源整合能力。

　　（3）內部建立完善的碳管理體系。未來碳排放績效將成為影響企業成本以及市場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企業內部需要建立完善的碳管理體系，將碳指標納入企業的生產經營的各個評價環節，合理設定減排目標，制定減排實施方案。在此基礎上，積極參與碳排放交易市場及其他資源環境權益市場。無論企業目前是否為碳交易市場的控排企業，都可以關注并在合適的時機參與碳交易、綠證交易、用能權交易等環境資源市場，優化配置碳資產，從而有效降低成本，拓展企業的市場機會。

　　（4）加強綠色供應鏈管理。企業需要提升綠色供應鏈管理意識，需要充分意識到開展綠色供應鏈的相關工作具有非常可觀的綜合效益，綠色供應鏈管理對提升企業品牌形象以及維護供應鏈安全均具有重要意義。

　　（5）加強ESG管理。ESG投資已經成為全球趨勢，企業需建立有效的ESG管理體系，完善ESG數據，定期披露包括碳排放在內的ESG信息，并加強與金融機構及其他投資者以及社會公眾的溝通，為企業持續經營創造更和諧的外部環境。

　　——訪談結束——

>>>>>>>>>>>>點擊了解更多中國碳公司評選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

責任編輯：張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