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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蔡昉：戶籍制度的存在大幅度制約了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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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財經訊 “新浪·長安講壇”（總第348期）日前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舉行。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出席并以《中國城市化還能走多遠》為題發表演講。

　　以下為演講實錄：

　　一、引言

　　在過去40年里，中國經濟取得了史無前例的高速增長。一個大國在40年的時間里，每年平均保持9.5%的經濟增長速度，而且在2012年之前是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應該說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其他國家沒有過這樣的經歷。

　　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在這40年里也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我查了一下數據，橫向比較起來，160多個國家里大概有四、五個國家比中國速度快，但是這些國家都非常不典型，而且大都是最不發達的國家。它的城鎮化是什么樣大家可以想象，有很多居民只是住在城市的貧民窟里，根本就沒有沐浴到所謂的“城市之光”。

　　在改革開放初的1978年，我們統計顯示的中國城鎮化率只有百分之十七點幾，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前幾年我們的城市化率已經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今天中國的城鎮化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個高度在國際比較中到底處在一個什么地位？目前，中國的城鎮化速度已經減下來了，它減速原因是什么？該不該減速？是不是我們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前兩天我在一個論壇上講城鎮化，我后面的一個演講者在發言中說不贊成我的觀點。他說城鎮化就是階段性的，到了一定階段一定會減速。我們來看看，58.5%的城鎮化率是不是應該減速？如果說否定的答案，為什么不應該減速？下一步中國城鎮化要繼續推動應該進行哪些方面的改革和政策變革？我今天嘗試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先從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城鎮化開始。

　　孔子說“四十不惑”，意思是說人活到四十歲就活明白了。我們的改革開放發展到40年的時候，也應該總結一些經驗，對這些經驗在理論上做一些概括，提煉出中國智慧，總結出中國方案。這些方案雖然我們不去強加給別人，但是總有很多發展中國家是希望學習中國經驗的。此外，我們做理論研究工作不能自說自話，只是按照自己的邏輯講道理，我們還是要有一些針對性，力圖把中國經驗放在人類社會的一般發展規律中來觀察，把中國經驗的理論概括放在與其他理論的比照中進行。

　　中國經驗能夠回答哪些已經有影響的理論？這里我選了三個代表性的人。這三個人并非都對中國經濟發展發表過什么看法，因為有兩位還沒有看到中國的崛起就去世了，但是他們的理論影響了中國問題的研究者，而且被廣泛引用于中國研究。

　　第一個是哈耶克，奧地利學派代表性人物，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晚年在美國任教。人們引用他一個最著名的說法，我把它概括為“意外結果論”，就是說，這是人類行為未經事先設計的結果。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是成功的，創造了奇跡，但是這并不是你的初衷，因為你走了一條自己沒有想走的路，無意之中取得了這樣的成就。作為一個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觀察者，我們看到了農民、工人、企業家和各個層次的政府官員，在改革中艱難探索，有成功也有失敗，匯總成了今天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如果把這個過程看作是一個意外結果的話，我覺得至少是對中國改革開放探索者的忽略。

　　在理論上接受這種說法的，包括很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如張五常教授和科斯教授，后者與王寧寫過一本書《變革中國》，他們都認為中國改革的成功就是這個意外結果假說的經典案例。從開始改革起步的時候，鄧小平就確定了“三個有利于”原則：我們的改革要不要搞，怎么判斷它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歸根結底以 “三個有利于”來衡量，其中最主要是能不能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唯一的終極的標準。科學回顧改革開放過程，以及城市化在其中的作用，有利于我們丟掉所謂的“意外結果論”認識。

　　第二個是所謂局部障礙論。錢納里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他有一個理論，雖然并不是針對中國的。他說一個國家經濟不能發展，會有很多障礙，但是如果把幾個主要的障礙抓住了并且克服了，經濟就能夠實現增長，而不管是否具備其他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的時候，我參加了一個研究團隊，后來出了一個很厚的書，國內也翻譯出版了。這本書的主編之一叫羅斯基，他的出發點就是想看中國改革發展的錢納里效應，即中國能在改革中能抓住幾個最主要的要素，就足夠了。當時我不是完全理解他的用意，也沒有很在意，最近我又與他溝通過一次。他說他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就讀錢納里的著作，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他說從中國經濟發展中就印證了這個理論，中國并不是一個整體的改革，有些東西觸動了，還有很多東西沒有觸動。但是觸動的那些障礙，恰好足以促進經濟增長。

　　按照這個邏輯，有的學者比如黃亞生教授就說，中國有些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就很成功，但是之后改革進到城市，就乏善可陳了。事實證明并非如此，我們的改革從農村轉向全面改革以后得以繼續推進，才取得了今天這樣的成績，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真像他們所言只是局部改革，取得這樣的成就是不可能想象的。所以我覺得，這個理論把我們的經濟體制本身及其改革過程割裂開來，這在方法論上也是不正確的。

　　第三個，我把它叫做勻質經濟論。代表性人物是經常到中國來的保羅·克魯格曼教授。他把中國經濟和教科書上的新古典增長看作是一回事，應該是一個勻質經濟，沒有二元經濟結構。因此他不承認中國有劉易斯式的二元經濟發展，看不到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貢獻，也不承認有人口紅利。既然是一個新古典類型的增長，就一定會遇到報酬遞減。持續投入資本，報酬遞減就一定會發生。由于他看不到中國經濟增長中有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因此判斷說中國經濟增長不可能持續，也就不是什么奇跡。他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批評亞洲四小龍，隨后就轉向批評中國，不厭其煩地預測中國經濟要撞墻，就像喊“狼來了”的孩子一樣喊了很多年。但是事實證明，至少到目前我們還沒有按他的邏輯去撞墻，而且我隨后會告訴大家，一是我們有人口紅利這個很特殊的經濟增長源泉，可以讓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在一定時期內不出現；二是我們有結構變革和資源重新配置，也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中國曾經是一個二元經濟，經歷了劉易斯式的二元經濟發展，而不是克魯格曼假設的是一個勻質經濟。

　　二、從“退出”“流動”“進入”看改革與城市化

　　我們講改革，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回顧和概括。一是我們總要找一個角度，盡可能依據更強的邏輯性對這個改革過程進行概括；二是我們想把這個改革和中國的城鎮化結合起來，以便看后者的重要作用。所以從這個意圖出發，我把改革用三個行為，或者說三個階段和三種形態來概括。第一是“退出”。退出一個是指退出傳統體制，同時也就退出了生產率低的部門。第二是“流動”。退出以后它就可以流動。并不是退出就回家了，而是在企業之間、城鄉之間、部門之間、區域之間流動，這就是所謂生產要素的流動。第三是“進入”。流動是為了配置，而流動中選擇的新配置就應該是更有效率的配置。因此，進入就是在退出低生產率的部門之后，通過流動進入到生產率更高的部門；從另一個角度講，退出舊體制，通過流動選擇一個更市場化的體制。這個過程一方面改善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把原有的生產要素存量使用得更有效率，因此提高了生產率，實現了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是在這個過程中，資源配置越來越轉向市場機制。而在整個退出、流動和進入的過程中，城市化就是它的主要實現途徑。我就想從這幾個角度簡述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城鎮化。

　　農村改革是推動勞動力退出的第一個動力。正好是在40年前的冬天，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18家農戶找到生產隊長。往年他們也找生產隊長來開介紹信，因為實在太窮每年冬天村里人都要外出逃荒要飯，有了介紹信才不會被看作是盲流。但是這次他們找生產隊長說，你要不要帶著我們搞包產到戶？如果你因為這事坐了牢，我們這18家負責把你的兒子養到18歲。他們當場寫下一個契約，18家農戶摁了紅色的手印，國家博物館現在還保存著這個契約。這些農民雖然并不知道，當時在北京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改革奠定了基礎，最后推動了長達40年的改革。

　　從1978年冒著風險開始試驗家庭聯產承包制，到1984年就在全國全面推開了，隨后人民公社體制也被廢除了。從根本上解決了什么問題呢？農民作為勞動力是一個最基本的生產要素，但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大鍋飯和平均主義盛行，也不允許農民退出。現在終于可以退出了，從此以后農民可以自己支配并重新配置勞動力了。過去農民搞一點家庭副業都被看作資本主義的尾巴，想外出打工也沒有人會用你，生產隊還要把你追回來。現在農民不僅可以種糧食，同時還可以搞副業生產，可以種一點其他的經濟作物。后來又從種植業，擴大到農林牧副漁大農業，再以后又有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農民可以在本地就業從事非農產業，叫離土不離鄉。再后來他們又開始轉移小城鎮，進而有流入中等城市、大城市，從內地轉移到了沿海地區。今天的農民工可以到任何地方居住和工作，這個過程就是生產率不斷提高的過程，也是勞動力配置不斷市場化的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城鎮化的提高，伴隨著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以及農業勞動力比重的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力退出以后，便經歷了一個克服流動中的體制障礙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們逐漸放寬對農民工的流動限制，最初允許他們長途販運，允許他們把剩余農產品運到外地去賣，第一次讓農民實現了跨地域從事經濟活動。接下來我們又允許農民他帶著口糧（當時糧票制度尚未廢除）到別的地方就業，這就從根本上打破了城鄉流動界限。

　　農民的流動逐漸拓展到全社會的部門間、產業間、地域間、城鄉之間甚至所有制之間。這種流動從微觀層面講，是農民選擇到收入更高的就業崗位，從宏觀層面講就形成了生產率的整體提高，因為掙錢多的地方一定是生產率更高的部門，因此這個資源的重新配置就真正發生了。

　　還有一些方面的改革，就是不斷清除勞動力進入的制度障礙。過去把農民工叫做“盲流”，即所謂的盲目流動人口。雖然可以流動了，但是城里并不歡迎你。我們曾經做過一個研究，發現城市經濟是波動的。經濟好的時候城里需要勞動力，就對農民工進城寬容一點，允許企業雇一些外來工人。但是，如果城市出現了失業現象，首先就要清退農民工。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這種事情的發生成為一種周期現象。甚至有些城市還會列出工作崗位來，規定哪些崗位只允許本地戶籍勞動力從事，哪些崗位是沒有戶籍的農民工或外地人可以從事的，也就是把那些好的崗位、正規的崗位都留給本地人，農民工或外地人只能從事邊緣性的崗位。當時國際上也有類似的說法，叫“三D崗位”，只有危險的、骯臟的和要求苛刻的崗位才允許農民工從事。隨著改革不斷推進，盡管今天還存在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還存在戶籍制度，但是總的來說，農民工理論上已經可以進入到任何城市、任何地區、任何企業、任何所有制，甚至理論上也可以是任何崗位。

　　從這張圖大家也可以看到，現在的城鎮常住人口中，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占全國人口58.5%的城鎮常住人口中，大概有20%左右已經是由農民工構成的。現有大概4億多城鎮就業人口總量中，接近40%是農民工，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變化，甚至鮮為人知。

　　三、從兌現人口紅利看高速增長與城市化

　　城鎮化和改革的過程如何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它是通過這個退出、流動、進入的過程，把中國有利的人口結構兌現成了人口紅利，轉變成了經濟增長動力和速度。我們經歷的改革開放40年，其中有30年即1980-2010年這個階段正好處于一個人口變化的特殊時期。

　　如果把人口分成兩部分，持續快速增長的這部分是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這些人大多就業，因此他們作為生產者的功能大于作為消費者。還有非勞動年齡人口即15歲以前的和60歲以后的人，在這個30年期間的變化是停滯的，總量上是沒有增長的。這個剪刀差式的人口變動表明什么呢？這表現為人口結構的“食之者寡，生之者眾”特征，使得我們的社會負擔輕，有更多人可以就業和創造財富。因此在經濟學里面，我們也把這個時期叫做一個“人口機會窗口”。如果把這些因素變成了經濟增長動力，就可以叫做人口紅利。

　　進行國際比較的話，這在同一時期是中國所特有的。如果把中國在這個時期即1980年到2010年人口變動特點與發達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作比較，以及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作為整體做比較的話，可以發現中國這個時期的人口轉變是獨特的，其他國家整體平均狀態不是這樣，都沒有這么好的人口變化趨勢，所以這是我們獨特的人口機會窗口。

　　如何把人口機會窗口變成人口紅利，轉化成經濟增長速度？當然要通過改革和開放。具體來說，就是通過前面所說的退出、流動、進入作為整個資源重新配置和體制障礙消除的過程。過去的30多年期間持續接近10%的經濟增長，可以從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等方面進行分解。其中很重要的一個要素就是人口紅利提供的大量勞動力做出的貢獻。這個容易理解。還要看到的是勞動力質量的貢獻。發展中國家有一個特點，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口永遠比已經在勞動力市場的人口受教育程度要高，新一代的人力資本肯定要上一代有所改善。所以當新增勞動力不斷涌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候，就可以以很快的速度改善勞動力存量的人力資本。我們過去一直處在這個過程中。

　　至于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顯著貢獻如何理解，或者說資本積累與人口紅利有什么關系，我想可以從兩個角度看。一是當人口結構呈現剪刀差狀變化的時候，就意味著人口撫養比在下降，而且處在很低的水平，整個社會的負擔就輕，人們就可以把剩余儲蓄起來，于是形成了高儲蓄率。把儲蓄用于投資就形成高投資率，解決了資本來源的問題。同時，由于有充足勞動力供給，就不會過早遇到資本報酬遞減的現象。新古典增長理論假設勞動力是固定不變的，因此投入更多的資本以后會導致報酬遞減，但是我們的勞動力不是固定的而是無限供給，因此我們不會很早遇到資本報酬遞減現象。清華經管學院的白重恩教授估算過，在整個改革期間，中國的投資回報率幾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它就來源于此。因此，資本積累的貢獻也是與人口因素相關的。

　　另一個是生產率的提高也和人口因素有關系。過去30多年，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于資源重新配置，即大量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農業轉向高生產率的非農產業，改善了資源配置效率。為了說明這點，我用勞動生產率做了一個分解計算。

　　從1978年至今，中國的總體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7倍。其中第一產業即農業勞動生產率作出的貢獻是13%；第二產業作出的貢獻是32%；第三產業作出的貢獻是11%，加起來是56%，不是百分之百。還有一部分既不是來自第一產業，也不是第二產業，也不是第三產業，而是勞動力在三個產業之間的流動和重新配置。勞動力從農業退出來，流動到二產、三產，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這個配置過程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是44%，基本上跟各個產業的貢獻總和平分天下。這個過程其實也是城鎮化的過程，這是我們過去高速增長的依據。克魯格曼不懂也不承認這個過程，他雖然知道經濟學說史上有過劉易斯其人，也知道劉易斯在他之前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他并不承認也不愿借助劉易斯的理論來認識一個二元經濟發展過程。因此，克魯格曼就不能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來源，陷入不斷預測中國增長源泉的枯竭，不斷被事實證明預測錯誤的尷尬。

　　有利的人口結構帶來了生產要素的充分供給，如勞動力的充分供給，人力資本改善非常快，資本積累也比較快且投資回報率也比較高，而且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把這些因素擱到一個描述增長的模型譬如一個生產函數里面，就可以回顧性地預測出中國過去30多年潛在增長率大概是10%。再與實際增長速度相比，發現雖然實際增長波動比較大，但是平均下來也是10%。也就是說，有利的人口結構或人口紅利使我們能夠實現，事實上也實現了10%的增長速度。這就是在2010年之前我們高速增長的來源。

　　四、從就業擴大看分享發展與城市化

　　這樣，我從一個特殊角度來概括過去改革的過程，就是勞動力的退出、流動、進入；我又從另一個特殊角度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即人口紅利。改革通過城鎮化、勞動力轉移、擴大就業把人口紅利兌現成了經濟增長速度。從這個過程中也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增長伴隨著就業的擴大和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很自然就帶來了一個自然的結論：中國經濟增長應該是分享型的。盡管收入差距在一段時間擴大，但是這個擴大和很多國家是不一樣的。因為在經濟高速增長中蛋糕不斷做大的過程中，雖然有收入差距的擴大，但是社會每個群體的收入都在提高，只是有的提高快，有的提高慢而已。如果蛋糕不做大，加上不斷進行根據談判地位進行的再分配，那些具有話語權的社會階層就會得到更大份額，另一部分群體的收入就會絕對惡化。說中國過去的增長是一個分享型的增長，總體來說可以從三個發展階段或三種分配類型來觀察。

　　第一個階段。在很長的時間里，我們有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這個階段不管工業擴張多快，能新創造多少就業崗位，都能獲得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給，因為農業中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幾乎是零，因此就可以用不變的工資不斷地雇傭這些轉移人口。這是劉易斯模型告訴我們道理。在觀察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是在慢慢改變自己的認識。曾經有很多年，我都在寫文章跟一些同行辯論，爭論農民工的工資很低是否被剝削，是否在為美國人打工，而利潤都被人掙走了。如今反過來美國人用同樣的說法批評我們，說我們廉價的勞動力把他們的就業崗位搶走了。但是，如果一開始工資就很高，我們的企業得不到利潤，則沒法發展擴大，也就創造不出這些就業。也就不會有這些農民工，更談不上更高的工資水平，相反會是進入一個沒有就業的狀態。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意味著有一部分勞動力只農業中已經不創造價值。如果這時把它轉移到非農產業中，他們掙到的這份工資遠遠高于在農業生產中得到的報酬。因此我們看到農民工人數不斷擴大，非農就業所得總額的提高，本身就提高了農村居民的總體收入水平。這就是劉易斯式的二元經濟發展時期收入分配的格局，它本身也表明經濟增長具有分享性質。

　　第二個階段。2004年我們遇到了勞動力短缺，當時叫民工荒。起初我們以為這是一種制度現象、周期現象，最后發現這是因為人口結構變化了，沒有那么多勞動年齡人口了，當然勞動力供給就不足了。從那以后，勞動力供給就沒有再回到原點上，一直處在短缺狀態，而且2004年之后工資上漲也很快。

　　按照定義這就是所謂劉易斯轉折點。這個轉折點之后，并不是說勞動力就沒有了，而是說必須漲工資才能得到所需的工人。農民、農民工、低技能的勞動力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提高就是靠工資水平，因此這時這些群體的收入加快提高。如果說第一個階段是靠勞動力的整體參與率提高從而工資總量擴大改善收入分配，現在則是靠勞動力的工資水平提高改善收入分配。這就是劉易斯轉折點之后勞動力市場作用的結果。

　　第三個階段。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也帶來了一種現象，即伴隨著勞動力短缺，勞動者在市場中的談判地位提高了。過去一個企業要招十個工人，可能會有一百多人在前來應聘，用人單位還要挑三揀四，甚至有時還要找老鄉幫忙說個情。而現在企業想招十人，來報名的或許只有兩三個。所以這兩三個人就可以跟雇主談工資、談待遇，談得不滿意就不來了，或者工作中有不滿意，隨時會跳槽。這是工資改善和勞動條件改善的依據。整體勞動力短缺以后，政府也逐漸加大再分配力度。這個過程包括加快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譬如加快勞動立法。2008年一年里就有三個與勞動相關的法律實施。還有最低工資制。最低工資水平調整的頻率越來越短，提高的幅度也越來越大。此外，政府還在大幅度改善就業條件，加快建設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等等。所有這些作為一種再分配的機制，進一步改善了收入分配狀況。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方面作為勞動力市場結果，另一方面更由于政府再分配政策力度加大，收入分配改善速度明顯加快了。因此，我多年前就預期一個庫茲涅茨轉折點的到來。如今的確可以看到這種轉折點的雛形，如2008年之后，無論是城鄉收入差距，還是全國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都在達到了峰值之后開始下降。這就是中國二元經濟發展的分享過程，是在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和城市化的過程中實現的。

　　五、城市化是否已經減速，是否應該減速？

　　今天中國的城市化是什么狀況？是不是已經減速了？在這個階段上城市化該不該減速？首先，農民工的數量增長的確已經減速了。離開本鄉鎮進入到城市的農民工數量，2017年是1.72億，總量巨大但增長速度明顯下降了。

　　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有些人覺得城市對他們越來越不友好，但這不是整體現象。還有人說農村現在條件變好了，他們想回去了，我認為這話說的也不太準確，因為農村生產和生活條件的確在改善，但是務農的收入仍然遠遠趕不上務工的收入，不足以把他們吸引回去。而且，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份額下降是一個鐵的規律。主要原因就是已經沒有那么多的人要出來了，而在現行戶籍制度條件下，農民工到了一定年齡卻是要回去的。

　　每年外出的農民工來源主要是農村16-19歲的人口。這部分人口包括初中、高中畢業生和輟學的。這部分人口過去一直在增長，到了2014年達到了最高點，之后數量就開始減少，呈現負增長。很顯然，目前農民工增長速度減慢，背后原因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

　　在過去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增長做出了很大貢獻。由于農民工增長速度放慢，農民工增量對城市化、城市人口增長的貢獻也就大幅度下降，近幾年已經降到非常小的比例。現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是58.5%，雖然看上去城市化率還在提高，但是如果實際計算的話，會發現增長速度是逐年下降的。農民工是城鎮化的一個主要貢獻群體，農民工對城鎮化的貢獻大幅度的下降以后，為什么城市化還能繼續增長呢？

　　我們用人口數據做了一個分解，來看在一年里城市的新增人口是從哪兒來的？首先有16%是自然增長，自然增長意思就是城里人自己生的；二是農民工貢獻占了26%，只要他們在城市生活超過6個月，統計局就把他們定義為城鎮常住人口；三是異地遷入、轉戶口的，只占微不足道的5%；四是所謂的就地變更戶籍身份，占了53%。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于縣改市（區）、鄉改鎮、村委會改居委會，使很大一部分人口一下子從村民身份變成了居民身份。這些人可能沒有改變就業類型，也沒有離開居住地，但是一下就變成了市民。

　　這個周末我在江蘇南通農村調研，去了一個村子叫某某新村。叫“新村”的意思是：土地基本都被征用了，只剩下少量的耕地，當地企業非常多，外來人口也多，遠遠多于當地人口，所以當地3000多村民沒有外出打工的。雖然他們大都從事非農產業，住在標準的樓房里，但是這個地方目前還是叫村，他們的身份還都是村民，屬于農村人口。如果按照現在國際上通行的城市化定義的話，當地政府隨時可以把他們變成城鎮人口，這就是就地變更。其實他們的職業和生活方式早都變了，并不會因為改變了登記方式還會發生什么新的變化。因此，這部分并不是我們所說的那種資源重新配置式的城市化，而只是一種事后追認或者叫口徑變化現象。真正有意義的城市化，應該來自既改善收入分配又改善生產率的流動人口的貢獻。由于人口因素這種轉移越來越少，因此導致城市化開始減速。

　　當前這個城市化的減速該不該發生呢？應該是，中國不久后要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以現有的58.5%的城鎮化率，與高收入國家平均84%的城市化率相比，還有很大的距離要趕超。按照人均GDP來說，我們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城市化率是65%，我們也相差很多。再進一步，我們可以把中國與一些更相關的國家進行城市化水平的比較。

　　進行比較的這些國家有一些共同特點，它們的人均GDP都高于中國。同時，它們的人均GDP全在12000美元之下，也就是說這些國家是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中，人均收入高于中國但是還沒有跨過到高收入國家門檻的國家，是未來幾年我們要趕超的國家。我們希望在未來幾年里，比如到2022年左右，跨過高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分界點，所以這些國家就是我們要趕超的對象。雖然這些國家有的城鎮化率比中國還低，是比較特殊的情況。總的來說，城鎮化率隨著收入的提高必然要提高，與其平均水平相比，我們還有十多個百分點的差距要縮小。因此我得出這樣的結論，沒有一個大國或者典型的經濟體能夠在城市化率非常低的情況下，實現現代化并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中國的城鎮化路徑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事實上我們也有鮮明的自身特色，但是中國的城市化目標和結果不應該有例外。因此，我們應該繼續推進城市化。

　　六、城市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

　　黨的十九大做出一個重大判斷，指出中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因此，我們必須要加快實現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下一步的城市化也應該是高質量城市化，就是我們實現向高質量發展轉變最重要的途徑和著力點。黨的十九大報告對高質量發展的定義，是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我們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來看一下，城市化如何幫助我們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

　　第一，更有效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曾經提到，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在生產率。這三個要求的排比性和順序性表明，其一，全要素生產率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可持續源泉。其二，這兩個生產率的提高，很大一部分要靠資源的重新配置。過去生產率在產業之間重新配置，貢獻了生產率提高的44%，因為我們的農業勞動力比重、農村人口比重還很高，還有下降的余地，這個下降就是重新配置，因此更有效率就要進一步的城市化。其三，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實現經濟增長動力轉換，從而提高潛在增長率。

　　第二個，更加公平。更加公平的源泉來自于收入分配改善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一是勞動力市場更加發育、勞動力進一步轉移、就業更加充分，城鄉收入差距才能進一步縮小。二是更大的再分配力度，就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勞動力市場的作用和政府加大再分配力度，以及改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導致了2008年以來基尼系數下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減小，我們把它叫做庫茲涅茨轉折點。庫茲涅茨劃了一個倒U字型曲線，說收入分配隨著經濟發展先提高，到達一個峰值后下降。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個轉折點。盡管我們并不認為以后就會一路下行，因為經濟增長也好、城市化也好、全球化也好、技術變革也好，都不會自動帶來收入分配的改善，必須還有相應的再分配政策支撐。而城市化既有利于通過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實現收入分配改善，也有利于改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和均等化水平。

　　第三個，更可持續。前面講過，我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來源進行了分解，而分解到2010年就截至了。在2010年之前，經濟增長分別來自資本積累的貢獻、勞動力數量的貢獻、人力資本的貢獻、勞動力轉移的資源重新配置貢獻，以及全要素生產率殘差的貢獻，這幾個貢獻構成了過去經濟增長速度。到2012年經濟開始減速，因為這一年發生了一個重要的人口學意義上的變化，即勞動年齡人口在這一年達到了峰值，從2011年開始呈負增長，人口撫養比從下降轉向提高。因此我們遇到一個巨大的人口轉變類型的根本轉折，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巨大。在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條件下，勞動力數量很快就不增長了。新成長的勞動力減少了，人力資本改善速度也就放慢了。勞動力短缺導致大量資本替代勞動，就會帶來資本報酬遞減，因此投資回報率下降，資本貢獻也會弱化。企業家雖然不知道什么是資本報酬遞減規律，但是他們明白過去只要有錢，投在哪都賺錢，但是現在誰都想給我錢，我卻找不著可以賺錢的領域投資。因為勞動力轉移速度放慢，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也在縮小，所以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自然速度就會降下來。

　　可見，中國經濟已經到了這個階段，人口紅利消失了，開始遠離二元經濟結構，也就越來越接近高收入國家的發展階段，增長速度要逐漸慢下去，經濟學上把它叫做“回歸到均值”。這里講的均值是什么呢？我們可以假設，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長率比方說是3%就是均值，那么也就是說，我們的增長速度終究有一天要回歸到3%。我們與國際上的悲觀估計所不同之處在于，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有潛力可以保持中高速增長， 2050年之后才會真正回歸均值，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盡量在回歸均值的過程中，潛在增長率下降的速度盡可能慢一些，從而把保持中高速的時間盡可能延長一些。

　　如果通過深化改革，比如說加快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城鎮化，能夠增加勞動力供給，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就可以預期潛在增長率的明顯提高。我們的模擬表明，雖然潛在增長率長期看終究是要下降的，但是更大力度的改革可以使這個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慢一些，保持在中高速的時間更長一些。這樣，到了2050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到來的時候，我們的人均GDP就會更高一些。無論如何那時候我們的人均收入水平將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標準，但是更高一些和更低一些還是不一樣的。因為在高收入國家中，有的國家剛剛高于12000美元，也有的國家高達八、九萬美元，這個差距還是很大的。

　　七、通過推動城市化獲取改革紅利

　　我們如何通過推動城鎮化獲取改革紅利呢？人口紅利應該說是一去不復返了，雖然還有潛力要挖，但是我們必須轉向向改革要紅利。這里說改革紅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金白銀的紅利，是指通過這些改革能夠提高生產要素供給、提高生產率，從而提高潛在增長率，讓我們未來的實際增長速度盡可能高一些。更高質量的發展要求更高質量的城鎮化。

　　首先從退出角度來看。比如過去農業勞動力退出農業是靠激勵，即實行家庭承包制以后，農民自己決定生產要素的使用和配置，生產率和產量一下子就提高了，勞動力過剩顯露出來，于是農民就開始尋求外出打工掙錢。那么這個過程完了以后，下一步還有什么因素可以促進勞動力的退出呢？已經沒有太多的激勵因素，因為他們已經是自由配置自己的資源。接下來要想解放農業的勞動力，唯一的途徑就是改善農業生產方式，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所以退出機制要有一個更高質量的跨越。

　　其次從流動角度來看。現在農民工可以從農村流動到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甚至可以在部門之間、所有制之間流動，也可以進入到國有企業、機關事業受聘就業。但是有多少農民工實現了縱向流動？他們當中有多少人能在一個企業中上升到高層管理者？或者獲得了城市戶口像城市居民一樣生活？這個流動還是橫向的，還沒有做到縱向的社會流動。做不到這個縱向流動，就意味著資源配置效率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

　　第三從進入角度來看。現在農民工作為勞動者可以進入到任何地方，但是他們只是外來務工人員或客籍勞動力。他們雖然住在城市，統計上把他們計入城鎮常住人口，但是他們沒有獲得城鎮戶口，沒有享受到與城鎮戶籍人口完全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解決不了退休以后的養老問題，解決不了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的問題，解決不了孩子的教育問題。因此，他們不能成為穩定的勞動力供給者，也不是一個穩定的消費者群體。所以，要推動農民工從作為勞動者的進入，到作為城市居民的進入。我的同事也做了一個分析，農民工在不改變就業、不增加收入、不改變其他所有人口特征的情況下，只要獲得城市戶口，他們的消費就能夠提高27%。這表明我們目前的戶籍身份給了農民工太多的后顧之憂，使他們不敢正常消費。

　　有人說農業勞動力比重已經降到很低了，這樣就可以了。中國人口多，勞動力總規模大，像美國和日本一樣把農業勞動力比重降到1%是不可能的，是難以想象的。但是事實上，我們的確也看不到哪個發達的經濟體，哪個高收入的國家，無論人口規模是大是小，能夠在農業勞動力還占很大比重的情況下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中國現在的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只有8%，農業勞動力按官方統計還有27%，我估算沒有那么高，但仍然有17%左右。這就意味著同樣的勞動力生產的增加值太少，其收入就不可能與其他產業靠攏。如果農業勞動生產率那么低，收入卻比其他產業還高，唯一的辦法是實行保護政策，這樣形成一個扭曲的農業。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體制下，農業顯然不能成為例外。

　　我們做了一個國際比較。按照人均收入水平，中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還處在非常高的水平上。再深入觀察，那些人均收入水平比中國高，但是還處在中等偏上階段的國家拿來做比照，這些國家的農業勞動力比重都大幅度低于中國。我們不能想象中國應該是個例外的情形，因此要繼續降低農業勞動力比重。我們現在已經觀察到一個“生產率趨同悖論”。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農業勞動力比重是70%多，城鎮化率是17%多，很顯然當時農業勞動生產率是極低的。隨后我們加快了城鎮化過程，推動農業勞動力退出、流動、進入，大規模實現了農業勞動力轉移，農業勞動力比重也大幅度下降，如今不到20%，城鎮化率也逼近60%。與此同時，農業現代化水平也在大幅度提高，農業機械化增長速度非常快。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大型農業機械以兩位數的幅度增長，意味著農業機械化已經開始節約勞動。但是這些因素雖然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但是沒有導致農業與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差距縮小。

　　也就是說，發生了這么多的變化，我們本來可以預期農業勞動生產率要提高，要與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實現趨同或至少接近才對，然而這個預期的趨同沒有發生。這個悖論是怎么產生呢？雖然發生了這么多的變化，但是最后發現有兩個東西沒有變，一個是體制因素即戶籍制度的存在，另一個是各種因素導致農業經營的規模沒有變。兩個因素分別是分子效應和分母效應。

　　我們統計上現在有兩個城鎮化率。一個指標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現在已經接近60%了。另一個指標叫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即真正得到城市戶口的人口比重仍然只有42%，這中間還有十幾個百分點的差距，反映的是農民工進城居住就業而沒有獲得戶籍身份。農民工沒有真正成為市民，因此他們對城市化的貢獻只表現為特定時期和特定領域的勞動力，很多城市化應有的效果并沒有發揮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戶籍制度的存在，大幅度的制約了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降低了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因此必須推動戶籍制度改革，通過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解決面對的問題。

　　再來看農業經營規模。針對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三農”政策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農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有一個事實始終沒有變，就是中國農業的平均經營規模。1997年，中國每戶農民平均擁有耕地規模是0.67公頃，這個數再早10年、20年或者再晚10年、20年都沒有變。世界銀行把戶均兩公頃土地以下的農戶定義為小土地所有者，中國農戶的經營規模則只有這個“小土地所有者”標準的1/3的水平，和任何類型的國家相比，經營規模小到不可思議。例如，中國農戶平均土地經營面積，僅相當于巴基斯坦的1/5，印度、日本的一半，法國的1.5%，美國的0.4%，英國和巴西的不到一個百分點。可以說，世界上極少有這么小的農業規模。在這樣的規模上實現農業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把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到和二產、三產的水平。所以，城鎮化亟待加速提高，要讓農民真正轉移出來，就要擴大農業的經營規模。我們對農業的規模經營強調得還不夠，而這個問題應該是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所以，我們要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一系列相關政策，通過分母效應、分子效應解決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問題，進一步推動新的城鎮化。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