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滕泰

　　保6能保多久？這要取決于能夠從增長的條件、要素、驅動力出發，全面深化改革，再造新紅利。如果能夠全面深化市場化改革，讓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可以保較長的時間，但如果僅僅靠逆周期刺激政策，不能深化市場化的供給側改革，那保6最多能保一年。

　　2018年底的時候，正值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彼時經濟學界討論最熱的問題是有沒有中國模式，很多學者都想總結一個中國模式推廣給全世界。短短一年之后，中國經濟學界就開始討論能不能保6、要不要保6、能保多長時間？這背后發生了什么？

　　其實中國模式之辯和保6之爭，背后反映同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和增長動力的問題。

　　贊同有中國模式的學者大致有三個不同的角度：有的強調中央政府產業政策的作用，有的強調“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作用，還有的則認為各級地方政府的“GDP競賽機制”是中國模式的典型特征；其他類似于“胚胎發育論”則更強調了改革開放和工業化的初始條件。

　　反對中國模式的學者則認為中國經濟四十年的高增長，就是靠著市場的力量和企業家的精神，并復制了西方國家的工業技術。對于中國模式派看重的政府作用，張維迎教授曾點評說，“當你看到一個人跑得飛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得出結論說，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那自然就會號召其他人鋸掉一只胳膊”。他的意思是，中國模式派把“盡管”當成了“因為”。

　　那么，“保6之爭”，即該不該保、能不能保、能保多久，實際上跟去年的中國模式討論是同一個問題，背后反映的都是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和增長動力問題。

　　我提出的新供給增長模型把經濟增長分為三個維度，分別是增長的條件、要素和驅動力。

　　從新供給增長模型看，“中國模式派”過分重視增長的條件變化，而忽視了經濟增長的本質，“普世模式派”則過分強調了增長的技術驅動本質，而忽視了增長條件的重要意義；而胚胎發育理論，則過度強調了增長的要素。

　　新供給增長模型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是經濟增長的條件、要素和技術驅動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增長的制度條件變化帶來了改革紅利，此外中國經濟還享受了要素紅利和后發技術紅利。至于政府作用，本身就包含在增長條件當中：如果政府行為碰巧符合了、遵從了市場規律，它就是“跑得快的腿”；反之，如果政府行為違背了市場規律，就變成“殘缺的胳膊”。

　　值得重視的是，這幾年中國經濟在三個維度上的五大紅利都在遞減，從增長條件來看，由于粗線條的產權改革和市場化改革已經完成，深化產權改革和市場化改革需要真正解放思想、啃硬骨頭，所以改革紅利邊際上在遞減；從增長要素來看，如果不能夠通過繼續深化人口戶籍制度改革再造新人口紅利、深化土地改革釋放新土地紅利、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降低融資成本，則人口紅利、土地紅利、高儲蓄紅利也會繼續遞減；從增長的技術驅動力來看，后發的技術動力也在遞減，以后更多要靠自主創新的新技術紅利。

　　所以在五大紅利都在遞減的背景下，到底該不該保6？如何保6？

　　首先，如果從保持社會穩定和就業出發，需要保持經濟增長速度在合理區間，這樣的保6應該是必要的。考慮到這兩年中國的民營企業經營情況比較差，而民營企業占就業的80%，如果任由經濟下行很可能會造成更大規模的失業，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保6是必要的。

　　其次，能不能保6？則取決于短期逆周期調控的力度和結構。貨幣政策要解放思想，保持貨幣供給合理充裕，該降準降準，該降息就降息；財政政策要集中力量在民生領域和新型基礎設施，避免重復建設，避免刺激傳統產業的新過剩產能。在這樣的前提下，2020年保6是有可能的，穩就業也會有一定成效。

　　最后，保6能保多久？這要取決于能夠從增長的條件、要素、驅動力出發，全面深化改革，再造新紅利。如果能夠全面深化市場化改革，讓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可以保較長的時間，但如果僅僅靠逆周期刺激政策，不能深化市場化的供給側改革，那保6最多能保一年。而且考慮到逆周期調控的副作用，第二年失業的沖擊很快會來臨，這一潛在的失業沖擊也不是周期性的，因為不僅僅有來自民營經濟的失業，更重要的是傳統制造業開始釋放剩余勞動動力，有研究說“一個機器人可以替代50個制造業工人”，你說未來就業壓力大不大？產業轉型壓力大不大？

　　所以不能簡單地談保6，要區分長期問題和周期性問題；要區分總量問題與結構性問題，從更長遠的經濟結構角度看保6之道。

　　下圖顯示的近十年中國經濟增速的下行周期，始于2010年。它不僅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下行周期，在全球經濟史上也是最長的經濟下行周期之一。這跟以前的經濟周期還一樣嗎？老的經濟周期理論還能解釋嗎？

　　老的經濟周期理論有很多，從總需求和總供給的關系角度看周期的，有計劃經濟學派和凱恩斯學派；

　　從供給波動來看周期的，有存貨周期、企業廠房設備投資周期、房屋基礎設施建設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等。

　　所有這些周期理論都是工業社會早期和工業社會中期的產物。到了工業社會后期階段，比如到2018年底中國的制造業在GDP占比29.5%，2019年預計會降低到28%以下，這些老的經濟周期理論還有用嗎？

　　我提出的新供給周期理論也認同當前中國經濟存在總需求不足，但我們認為站在總需求不足背后的，不是凱恩斯主義的邊際效用遞減等心理定律，而是供給結構老化。新供給創造越來越多的新需求，而老供給創造越來越少的需求；供給結構越老化，供給創造需求能力越弱，就會造成總需求不足。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認為穩增長的長效措施應該是通過深化改革，用改革的辦法推動供給結構升級；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順序上，應該是先有新供給的產生，后有老供給的退出，例如蘋果手機產生，老的數字手機自然退出；互聯網購物平臺和移動支付受到支持，老的傳統商業和傳統支付方式自然會退出。新供給經濟學不主張用計劃和行政的力量去干預市場，如果市場化的新供給還沒有產生，先用行政力量把老的關掉，不但違背市場規律，而且會形成比較強的緊縮效應。

　　談到這里這我請大家一起思考一個問題：供給側改革在執行中如果受到計劃經濟思想或行政干預影響走偏了，到底是應該開啟真正市場化的供給側改革，還是重新回到總需求刺激的老路？

　　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來探討如何深化真正市場化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更深刻地回顧思考一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到底完成了沒有。

　　雖然漸進式改革完勝“休克療法”，但是也有它內生的缺陷，就是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性，遺留下很多計劃經濟的“沙礫”——供給約束！對要素市場和各行各業的供給約束！

　　所以，什么是新供給經濟學的穩增長之道？我認為就是要以“放松供給約束來穩增長”。

　　比如放松生產要素的供給約束，如何解放思想、釋放土地要素供給？如何釋放資本要素供給，破除在儲蓄最豐富的國家制造融資難的金融供給問題？如何探索廢除戶籍制度、釋放勞動要素供給等等，總之，中國也不缺錢，也不缺地，更不缺人，只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讓一切勞動、知識、資本、技術、資源等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穩增長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此外，還有很多對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約束，也應該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地檢查，能放的盡量放，比如不久前放開了油氣開采就很好，早就該放；又比如某些城市打車難是因為沒有人會開車還是沒有汽車賣？顯然都不是，就是因為出租車牌照控制，即便有了網約車這樣的新供給緩解了打車難問題，結果還有什么本地戶口、本地牌照的供給約束；又比如影視傳媒、互聯網游戲、健康養老、信息傳媒等很多領域，都有各種各樣的供給約束，只要放松這些供給約束，有效供給就會釋放出來，創造出源源不斷的新需求，中國經濟不但能夠短期穩增長，而且長期增長潛力也會提高。

　　最后，為什么這幾年政府配置資源越來越多，而市場配置資源反而有所減少？不能不說這與對中國模式的錯誤總結、錯誤認知有關。雖然中國漸進式改革過程總體是成功的，而且靜態地看的確體現為市場力量和政府計劃力量的 “雙軌制”，然而我們千萬不能把中國模式錯誤地總結為這種靜態的雙軌制，尤其是政府行政計劃的作用。恰恰想反，我們應該更深刻地看到改革開放四十年，市場和政府力量的雙軌力量不是同向的，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力量越來越多，而政府干預越來越少。如果這把兩條軌道的方向反過來，讓市場配置資源越來越少，政府配置資源越來越多，那就完全違背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背離了改革的初心，貽害中國經濟。

　　也正因為如此，我的新書《新供給經濟學》專門加了個副題：用改革的辦法推動結構轉型。只有用改革的辦法推動結構轉型，中國經濟才能行穩致遠！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博士，沃頓商學院高級訪問學者，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華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新供給經濟學和軟價值理論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