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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稱《決定》），《決定》明確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

　　7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的署名文章。文章論述了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的重大意義、主要任務、政策要求。

　　其中，文章提出了六大主要任務，包括：健全傳統產業優化升級體制機制，強化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體制機制，完善推動戰略性產業發展政策和治理體系，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健全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體制機制，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

　　完成這六大主要任務，需要進一步全面深化相關領域改革，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

圖片來源：新華社

　　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

　　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

　　文章把“健全傳統產業優化升級體制機制”列在六大任務之首，意味深長。

　　近年來，我國傳統產業在規模體量、結構體系、技術水平、國際市場占有率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但也存在“大而不強”“全而不精”，部分領域“產能冗余”等問題。

　　《決定》提出，以國家標準提升引領傳統產業優化升級，支持企業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文章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盲目求新、以新汰舊，把傳統產業當作“低端產業”“過時產業”簡單退出，會造成產業空心化或產業斷層。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蔡繼明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曾說，要繼續堅持和發揚傳統優勢產業長期積淀的發展經驗，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加快實現傳統生產力螺旋式上升。

　　文章指出，要健全支持引導企業開展技術改造的有效機制，鼓勵面向傳統制造業重點領域開展共性技術研究，加快綠色科技創新和先進綠色技術推廣應用，持續優化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經濟政策工具箱，要修訂一批技術、安全、能耗、排放等關鍵核心國家標準，強化制度約束和標準引領。

　　傳統產業經過科技賦能、轉型升級，同樣也能夠孕育新產業，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就是鮮明寫照。

　　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數字經濟核心產業規模快速增長，其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10%左右。

　　文章認為，人工智能正在成為類似于歷史上蒸汽機、電力等具有廣泛而深刻影響的新的通用技術。要推動算力、算法、數據等關鍵要素創新突破，加快大模型在工業領域部署，推動通用人工智能為各行業賦能。

　　數實融合也要因地制宜。清華大學社科學院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說，東北地區傳統產業偏重，會更加側重依托數字技術進行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長三角地區依托人口規模優勢、科技優勢，側重利用數字技術發展新興產業、培育未來產業。

　　落實企業創新主體地位

　　近年來，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其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從2014年的7.6%上升至2023年的13%以上，但也存在關鍵核心技術基礎薄弱、區域產業同質化布局、產業急需人才缺乏等問題。

　　《決定》提出，完善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醫藥、量子科技等戰略性產業發展政策和治理體系，引導新興產業健康有序發展。

　　文章認為，要堅定不移鍛造長板、補齊短板，圍繞核心基礎零部件和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等重點突破。

　　未來產業由前沿科技創新驅動，當下處于萌芽時期或產業化初期。當前，面對世界主要國家激烈競爭，我國未來產業發展面臨“不進則退，慢進亦退”的局面。

　　《決定》提出，加強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加強新領域新賽道制度供給，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

　　文章認為，要從制度上落實企業在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化中的主體地位。支持地方開展未來產業相關改革和政策先行先試。

　　“科技領軍企業作為科技創新投入與產出的市場主體和創新聯合體的主導者，要從制度層面采取切實有效的激勵措施，使其承擔起核心技術問題出題者和研發成果轉化場景應用建設者的雙重職責。”中國科學院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馬一德說。

　　2023年10月，國辦印發《專利轉化運用專項行動方案（2023—2025年）》，加快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馬一德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知識產權成果只有與市場需求相結合才能實現由科技創新向新質生產力的轉化。應以企業為主體建立知識產權轉化運用機制，政府重點做好科技成果轉化的公共服務。

　　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

　　新質生產力主要由技術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文章指出，要強化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體制機制。

　　我國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實現了從跟跑逐步向并跑、領跑的轉變，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3年的第12位，但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同世界先進水平仍有差距，一些關鍵核心技術仍然受制于人。

　　文章提出，要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礎研究比重，加大對基礎學科和交叉學科的長期穩定支持，實施一批前瞻性、戰略性重大科技項目。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和產業體系化配套優勢，系統推進科技創新、規模化應用和產業化發展。

　　2023年，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超過3.3萬億元，居世界第二位；研發投入強度達到2.64%，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居世界第一。

　　馬一德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基礎研究的路徑包括：好奇心驅動的探索性基礎研究、國家戰略目標驅動的體系化基礎研究、市場驅動的應用型基礎研究。三者齊頭并進，就能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文章指出，要改革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促進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張占斌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表示，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體制保障并調動人的積極性是一個系統工程。

　　“要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合理流動的工作機制，健全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機制，激發勞動、知識、管理、技術、資本和數據等生產要素活力，更好體現知識、技術、人才的市場價值。”他說。

　　值得注意的是，《決定》在多個章節對資本要素進行了改革部署。在“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部分，要求鼓勵和規范發展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基金作用，發展耐心資本；在“深化科技體制改革”部分，要求加強對國家重大科技任務和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完善長期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

　　文章指出，要完善與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全生命周期各階段特點相適應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務。

　　王勇建議，要為科研創新提供配套的市場化金融服務。

　　“這些年VC/PE（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行業高度聚焦于科技創新，甚至直接到科研院所來尋找潛在的技術，來進行市場化的落地合作。”他說。

　　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堅持開放創新，不能閉門造車，要素聚集也不例外。《決定》提出，提高外資在華開展股權投資、風險投資便利性。

　　文章認為，要著力營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在全球范圍內高效引入優質資本、關鍵資源、先進技術、拔尖人才等，向我集聚、為我所用，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全球創新成果發展新質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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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