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深圳，記者 吳昊）訊，11月9日，中信證券在深圳舉辦“奮力開新局”2022年資本市場年會，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在作題為“領先一步”的宏觀經濟形勢展望時談到，2022年中國經濟運行將真正邁入“后疫情時代”。

諸建芳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并非“滯脹”，而是“疫情尾部綜合征”，“這是一種疫情沖擊后難以避免的尾部效應?！彼J為，這總體上延緩了中國經濟疫后恢復的步伐，帶來了“二產偏熱、三產偏冷”，“消費偏弱、出口偏強”等結構性問題，但沒有動搖中國經濟的根本邏輯。尤其放眼疫情后的三年，相比全球其他經濟體，中國領先一步控制住了疫情極端沖擊、領先一步實現了經濟回歸至趨勢增長水平。

與此同時，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陸續收尾之后，諸建芳表示，中國正領先一步謀篇布局，密集部署各項重大改革，具體來看，結構改革政策的重心將逐步轉變成推進共同富裕、落實“雙碳”行動、反壟斷以及推動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上來。他認為，在2021年一些框架性、原則性政策思路陸續明確的基礎上，預計2022年將把改革縱深推進。

展望2022年，諸建芳稱將真正邁入“后疫情時代”，總體經濟表現實際上將好于今年，預計實現5.4%左右增速。

以下為財聯社記者整理的諸建芳部分演講實錄：

各位來賓、各位現場的朋友：

大家好。今天我們演講的題目，主要是想討論近期市場非常關注的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大家現在對中國經濟短期運行普遍比較悲觀，那么實際上是不是悲觀，應該怎么來看？第二個問題，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密集出臺了很多中長期的、重大的改革措施和政策，很多人看來，在經濟短期存在壓力的情況下，為什么會出臺那么多的政策，它背后的邏輯是什么？第三個問題，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怎么來看明年的經濟，到時會比今年會更好還是更差？

首先，疫情沖擊后，中國經濟恢復領先于主要國家。

從經濟數據的狀態來看，非常明顯可以看到疫情沖擊之后，全球經濟復蘇強勁，大體上到今年二季度左右，全球經濟已回到了疫情前（2019年）的狀態。但是如果進一步分析的話，我們發現，其實之所以今明年增速高，是因為去年經濟有非常大幅度的衰退。例如2020年全球經濟存在嚴重的負增長，除了中國之外，其他國家基數是非常低的。那么剔除基數影響的話，事實上全球經濟增長還沒有恢復到2019年的正常水平。

我們預計，全球經濟到明年才真正回到趨勢增長，同時中國相較其他國家而言，更快地達到了趨勢增長狀態，且增速依然是美國增速的2倍多。而從增長水平來說也是保持了較穩定的經濟落差，所以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并沒有像大家看到的，感覺很悲觀的一種狀態。

另外，疫情沖擊以后，美歐日等國家均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財政刺激。比如說，美國疫情以來，采取的財政擴張的刺激程度，達到了2020年GDP的25.5%。英國、日本等其他國家財政刺激規模的占比也都超過10%，而中國只有接近5%左右，也就是說，中國這一輪并沒有采取非常大的或異常的財政刺激。

與此同時，疫情以來，美歐日等國家央行資產負債表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擴張。而從中國財政來說，去年我們雖然發了特別國債，但只相當于我們去年GDP的1%，這種規模實際上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目前經濟的增長和采取的政策相比，較其他國家也是領先的。

因此，我們認為，目前短期的經濟雖然有一些下行的壓力，但并沒有那么長，尤其對比全球來看，中國經濟的條件還是比較優秀的。

當然目前全球的杠桿水平實際上是上升的，對經濟復蘇還存在脆弱性。此輪美國宏觀杠桿率來自2020年初上升39個百分點，至2021Q1的289%，而金融危機時只升高11個點。以金融穩健著稱的德國，杠桿率此輪也上升了23個點，金融危機時上升了5個點。而中國去年上升了26個點，但是我們現在還是比較控制，已經處于逐步下降。

其次，中國正領先一步謀篇布局，密集部署重大改革。

今年出臺的改革、政策包括共同富裕，碳達峰、碳中和，反壟斷，房地產長效機制，還有跨周期調節，這些都是帶著中長期性的重大政策性改革。

不少人認為，在經濟短期有壓力的時候，為什么還要推出這么多改革，這背后到底邏輯是什么？我們認為，更多是立足于中長期。因為從國際中長期的戰略競爭等方面看，更關鍵的是中國競爭力有沒有可持續性、有沒有韌性。我覺得也是一定意義上的領先于全球的，因為全球現在普遍在應對短期的疫情和經濟恢復，而中國已經開始更多考慮中長期的因素。

共同富裕方面，實際上到去年為止，中國已經大面積或大范圍實現了全面小康。到2030年中國要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到2050年要全面建成，這本身就包含了共同富裕這樣一個必然要的制度要求。

客觀現實是，國內不同省份、省內不同城市、城鄉之間以及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漸拉大，我國正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從國際范圍來看，各國都有貧富差距的問題，發展中國家較為突出。國際范圍內，發達國家中的美國以及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問題仍然較為凸顯。中國在邁向高收入國家過程中，縮小差距是必要條件。

如何實現共同富裕？我們認為，從三次收入分配著手。但我們也發現，實際上市場對共同富裕的三次分配存在過度解讀或理解偏差。從經濟角度來說，一次分配實際上是最關鍵的，最核心的就是收入分配。目前實際上是希望擴大就業，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并逐步成為中等收入水平。

二次分配則聚焦調節“過高”及打擊“非法”收入。三次分配，我們理解實際上更大程度就是像慈善一樣，主要聚焦“回饋社會”。所以我們認為，最核心的點還是在初次分配的規劃。

再來看“雙反”。所謂“雙反”，主要指反平臺壟斷、反行業亂象。針對平臺經濟、課外學科培訓、文體娛業的強監管，短期可能造成行業增長承壓：2020年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元，發展勢頭迅猛。文體娛從業人員約150萬人，也有一定規模。

直觀來看，清理整頓短期會對行業造成壓力，但是我們支持必須這一方案。因為平臺壟斷之后，從監管平臺壟斷的經濟學邏輯來看，它實際上犧牲、損失了很多社會福利。平臺最初對平臺商家賦能（拓展客戶、充盈資金等），帶來生產者福利增加。而壟斷地位鞏固后，對商家、消費者雙重收費，先侵蝕生產者剩余，再侵蝕消費者剩余（大數據殺熟、二選一等）。而反壟斷將促進平臺企業降低費率，讓渡壟斷利潤。

今年對平臺經濟、教育培訓、文化娛樂等開展反壟斷及整頓，解決排斥競爭問題，改善教育和文化環境。這些系列行動可歸結為“服務業的供給側改革”，“十三五”供給側改革強調工業領域產能出清，而當前落腳在改進社會福利，減少部分行業的負外部性。我們認為，服務業供給側改革會常態化推進，后續或出臺更多系統制度及細分行業政策。

“雙碳”方面，實際上也是我們的制度和目標要求。2020年受疫情影響，能耗強度未達到計劃要求，今年是暫時的特別情況。十四五規劃要求“實施以碳強度控制為主、碳排放總量控制為輔的制度”。能耗強度=能源消費總量/GDP，進一步可以拆分為“能耗總量/第二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GDP總量”。前者取決于技術進步，后者取決于經濟結構。在內外部的疫情擾動下，前者并無變化，但后者被動出現了較大的調整。同時疫情擾動下，第三產業的發展收到較大的影響，因此第二產業在GDP的貢獻被動上升，能耗輕度上升壓力必然加大。后續隨著經濟回歸常態，能耗壓力將有所緩解。

我們認為，能耗雙控并不會制約后續經濟增長，隨著經濟結構回歸疫情前常態，能耗的壓力也將大幅減輕。

同時，新能源行業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長期確定性增長。總體來看，西北地區有望成為我國新一代能源基地，我們認為在未來發展當中，這是特別值得關注的地區。

房地產方面，從中長期來看，房地產行業持續膨脹反而不利于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房地產作為最為重要的居民消費支出，房地產造成了城鄉之間、城鎮居民內部的貧富差距深化，并且房地產行業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拉動作用已經趨緩，甚至在部分環節呈現出拖累乃至風險的跡象。因此，我們認為，堅持“房住不炒”原則，遏制房地產行業持續擴張，有助于我國經濟中產期的高質量發展。所以現在推出來的房產稅，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必然性。

此外，我們認為，逆周期調節雖然能提振短期增速，但它帶來的中長期影響是宏觀杠桿率的上升，對經濟帶來脆弱性和結構性問題還是非常明顯的。

我們目前開始從“逆周期調節”到“跨周期調節”，跨周期調節要注重處理好四大關系：其一是短期與長期，要將短期增速放在更長周期中觀察，統籌考量中長期的增速目標；對于短期波動，依舊使用逆周期工具，但把握好力度，確保政策不急轉彎。

其二是穩定增長與促改革，利用穩定增長壓力較小的窗口期，堅定推進改革，以改革提升增長后勁；針對宏觀調控實施的滯后效應，進一步暢通傳導機制。

其三是內部與外部，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規避外部緊縮政策，大宗成本輸入、匯率波動傳導影響；在低碳、新能源等共同領域加強合作。

其四是保市場主體與保需求，更加注重保主體，加強中小微企業兜底，支持市場主體跨過周期低谷，保存有生力量；更加注重通過保主體實現保居民就業，進而促進長期需求增長。

最后，關于明年經濟表現，我們的核心觀點是，明年經濟表現實際上將好于今年。

從目前數據來看，三季度同比增長4.9%，兩年平均增長4.9%，低于二季度的5.5%和一季度的5%，主要是受到疫情變化的影響。9月疫情好轉后，經濟已經顯示出較8月出現改善。四季度再次受到疫情影響，預計經濟景氣（兩年復合增速）將略好于三季度。預計全年將實現8%的實際增長（兩年復合增長5.1%）。

短期內，我們認為，我國經濟正呈現“尾部綜合征”狀態。這種“疫情尾部綜合癥”是一種疫情沖擊難以避免的尾部效應，總體上延緩了中國經濟疫后恢復的步伐，帶來了一些結構性問題，比如“二產偏熱、三產偏冷”，“消費偏弱、出口偏強”，“PPI持續走高、CPI偏低運行”等。但是，這些因素并沒有動搖中國經濟的根本邏輯。比較需要關注的，是大宗商品價格的絕對水平整體上臺階并維持了一段時間之后，通脹自上游到下游傳導的可能。

整體來看，在疫情風險越來越可控的前提假設下，經濟應該延續平穩恢復的總基調。

首先，固定資產投資結構分化、總體平穩。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增速較快的趨勢有望延續，帶動2022年制造業投資增速整體保持在較高的景氣區間。在財政政策的適度發力下，基建投資將積極推進，尤其是發揮重大工程項目的引領作用。房地產投資下行趨勢不改，企業拿地意愿將趨于保守，但施工環節或將加快，預計房地產投資保持微幅正增長。

其次，消費有望在2022年底前恢復至潛在水平。疫情發生以來消費修復最為緩慢，主要也是受到散點疫情的多次沖擊。但我們認為，居民的消費能力并未受到顯著破壞，疫情后消費增速的潛在水平大概率從疫情前的8-9%下降至6-7%。在當前消費增速較低的基礎上，預計后續消費增速將進一步抬升。

與此同時，出口增速邊際放緩但仍維持高增長。海外供給端的恢復斜率將超過需求端的恢復斜率，海外的供需缺口收窄，外貿需求將邊際放緩。同時，影響出口更為關鍵的變量是中國產業鏈的整體優勢，這將促使中國的出口始終維持適度較高的增速水平。

此外，PPI與CPI的剪刀差逐步收窄，關注CPI超預期上漲可能。目前PPI與CPI過高的剪刀差不可持續，預計會有所收斂。受高基數影響，預計2022年全年PPI平均值或接近0%左右。但在居民消費價格方面，豬肉重回漲價、原油價格高位運行以及居民消費改善都將推動CPI上升，我們預計CPI在下半年有突破3%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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