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丁一凡：2020到2021年，是中國下階段指標的結構性轉變之年

　　導讀：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回顧了2020年政府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總結了“十三五”時期各大發展成就。在疫情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中國2020年依舊取得2.3%的經濟正增長。 同時，報告也展望了2021年的工作重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6%以上的GDP增長目標，指出“關鍵領域創新能力”“防范金融風險”“雙循環內投資消費不足、外環境緊縮”“強化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等問題。 針對2021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的上述挑戰，觀察者網采訪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前副所長丁一凡。采訪全文整理如下。

　　【采訪/觀察者網 白紫文 朱敏潔】

　　觀察者網：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17量化指標全部完成，多項惠企利民指標超額完成。您認為，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單，您認為關鍵原因有哪些？

　　丁一凡：關鍵在于中國政府與社會的組織能力與生產能力。

　　中國社會的組織能力在這次疫情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像武漢這樣的千萬級人口的大城市，能實現迅速“封城”，并展開大面積普查，篩選出患病人口，再用快速建設“野戰醫院”和改造“方艙醫院”的辦法把一切有癥狀的人都收治起來，這才快速制止了病毒的傳播渠道。這些努力汲取了十幾年前治理“SARS”時的經驗。因此，疫情在中國才沒有大面積擴散。

　　控制住疫情傳播之后，中國又迅速恢復了生產，并保證了生產過程不會造成病毒擴散。要做到這一切，靠的是通過網絡技術追蹤人員流動。一旦發現新的病例，馬上追溯跟病人有過接觸的人員，并進行隔離，中斷病毒傳播。因此，后續雖然在幾個城市出現了新病例，但都立即被控制住，沒有造成廣泛傳播。

　　另外，中國的制造業優勢也在疫情中得到了體現。疫情創造了新的需求，新的市場。中國企業能夠滿足這些需求，提供足夠的口罩、足夠的保護服、呼吸機等等。許多發達國家都不能及時滿足醫療物資上的這些需求。這也是此次中國的外貿出口創紀錄的原因。

　　中國的社會文化傳統也對疫情控制起了一定作用。中國人講大局，識大義，知道在疫情時過分強調個人隱私、個人自由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因此比起西方社會，中國人能聽從政府號召，待在家里隔離，很快就控制住了病毒的傳播。

　　而中國的網絡經濟和快遞體系運行的效率，也令中國與疫情的斗爭如虎添翼。許多工作都可以通過網絡遠程辦公實現，有些事情甚至通過網絡效率還更高。如果中國前些年沒有大力投資互聯網建設，沒有強大的網絡通信能力，此次抗擊疫情也就不會這么順利。

疫情期間外賣快遞體系的通暢保障著抗疫措施的順利進行。圖自新華網

　　觀察者網：去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3%。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21年的經濟增速目標是6%以上。您認為，有自信設立這個目標的底氣在哪里？

　　曹和平：關于 GDP增速指標，會前人們將目光都聚焦在這個目標上，一般關注幾點，第一是中國要不要GDP增速指標，此前有學者在重要的經濟論壇上表示，我們是不是不再設置GDP目標。這個說法在國內外傳開以后，很多人認為中國不要增速指標了。

　　我猜測可能的理由是，全球新冠疫情還沒結束，如果設定一個指標，會不會出問題？但我還寫了一點自己的想法，就是有一個目標總比沒有好，但不要把這個目標放到不同區域內作為一個剛性的績效考核指標來衡量，比如東南沿海高速發展40年了，它們的GDP增速指標可以弱化一些，但像中部或中西部正在走上發展的快車道，如果沒有一個指標，資源整合的速度反而會失效。

　　所以，我個人認為制定一個區間目標比定一個點的目標要合適。這次政府工作報告公布的情況是6%以上，是一個開區間，上不封頂，下邊限底是6，這么做有好處。大于6%，是因為去年經濟處于下行期，有一個反彈的翹尾因素在，所以就會出現今年增速應該比往年高的形勢。相較前兩年，一般定在6%左右，考慮到今年經濟反彈趨勢，定在6%以上應該問題不大，但至于高到多少，8還是10，并沒有說清楚。從管理角度來講，考慮到風險性和不確定性，做一個半開區間的GDP激勵目標，是有利的。這次指標公布雖然有點令人意外，但我覺得還是在意料之中，說明中國的中樞決策層沒有放棄GDP指標。

　　第二，我想說的是，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發展經濟學不一樣，或者說我們國家跟全世界研究發展經濟學所指出的起飛、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階段、跨越發展經濟門檻等經歷很不一樣。

　　差異在哪里？我們國家勞動力轉移的時候，從來不是農村人口一轉到城市，就立刻變成城里人，他們雖然在城市工作，但他的社會身份還沒有完成轉變。過去我們認為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大問題，但這幾年發現像杭州、南京、西安這些核心城市的大學生一畢業，就有機會留在當地，留著身份證、畢業證就有望上戶口，比過去進城以后再給辦戶口更合適了。為什么？他們有了一次選擇。

　　另外，我們還發現，現在很多農村地方的農民，不愿意失去土地，尤其是在一些城市郊區或特色小鎮，這就和過去發展經濟學所說的“兩部門”、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然后農村制度工資和城市相等，完全商業化的階段來了，接著達到發達地區水平，但我們國家的發展路徑并不符合發展經濟學的這套理論。

　　尤其是十九大以后，我們提出兩個“百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一個基本建成，第二個是全面建成；現在又分兩步走完成建設的“百年”，這個“百年”里面又提到2035年遠景目標，特別是經濟總量、科技水平有跨臺階上升，人均收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等等，這又和發展經濟學不一樣。這就是中國特色。

　　所以今年的中國指標體現了兩個意義，一個是理論思考，一個是對輿論前后對比的思考，中國的增長指標確實體現了中國特色。

　　丁一凡：今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是6%，應該說不是個太高的目標。去年經濟受到疫情影響，今年有些領域會出現“反彈”。

　　而且，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年，有些投資項目即將上馬。

　　我們一邊在加快城鎮化發展，一邊也恰逢其時地要建設美麗鄉村，這些都需要投資。有投資就有增長。

　　內循環發展需要擴大內需。而隨著“脫貧攻堅”的完成，新的消費群體的經濟能力在增強，消費能力、消費欲望都在增長，這些都會加大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比例，也會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

　　觀察者網：談到GDP增長指標，前段時間輿論場也在討論一個觀點，就現階段中國發展水平來講，還是要盡可能追求較高的經濟增速，需要配套的貨幣財政政策，而且經濟發展有預期目標自我實現的特性。這兩年來，新經濟的討論很多，去年兩會也大力提倡“新基建”，那么如果從新經濟的維度來審視，該如何看待經濟發展與新的經濟增長模式之間的關系？

　　曹和平：這一點很重要，中國經濟發展邏輯和路徑很不一樣，而在發展經濟學看來好像全世界都遵循一個統一規律和發展路徑。

　　我們是不一樣的，大概在上世紀末、2000年左右，當時GDP相較1980年翻兩番，人均GDP達到800美元，接下來經過20年高速發展，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可以有一組數字展示，人均可支配收入，環境能源，教育就業等等。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后，是啟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設，但這時候的指標就和過去不一樣了。換句話說，2020年到2021年是指標的結構性轉變時代，意味著之前的目標完成以后，要尋找新目標，而尋找新目標我估計至少得要兩三年時間。所以，高速還是不高速，恐怕是要通過今年明年后年這三年累計的數字，大家有了經驗之后，才能確定，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無論高速與否，數字技術的拼圖正在高速形成全景式畫面，這將對經濟造成什么樣的推動作用？這種技術變量在某個爆發點對建設的快速推進，算不算到我們現有的管理指標里面去？這個問題其實今年還沒有注意到，但我覺得一些先行的輿論、科研、示范試點單位，包括決策部門，可能要開始關注。雖然今年不會形成熱點，但這個問題是后續熱點的起始點，就在這幾年。

　　觀察者網：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經濟雙循環。現在講經濟內循環，勢必會提到兩個基本問題，投資和消費。就去年底發布的整體經濟數據來看，其實國內投資還是有點乏力，而且固定資產投資恢復最大的部門是房地產。另一個層面是消費不足，您前面提到城鄉人口轉移，這幾年人們一直在提如何盤活5億人的農村市場等等。但這些層面本身是一個體系性問題，所以哪里出問題了，該如何破局？

　　曹和平：雙循環實際上是對中國經濟進入第二個成長階段、尋找新的增長動力、經濟增長轉型、升級和賦能，重新啟動的一個思考。因為我們的出口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現在有慢慢甩開美國的趨勢，也就是說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不可能過大，增長潛力不可能過大。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啟動與國際大循環不一樣的國內大循環。

　　國內大循環，我們過去更多關注的是投資循環和消費循環，或者是投資小循環、消費小循環和投資消費的國內大循環。這是尋找經濟新動力，但本質上仍是一種傳統思考，就是怎么能夠讓我們經濟板塊的機會成本和成長利益更均衡、效率更高，但結果就出現了投資乏力現象。

　　我覺得目前經濟中表現出來的投資乏力，其實是兩方面問題，第一，投資到傳統經濟領域，而傳統經濟的成長本身就已經不高，但是人們熟悉的是這種投資。比如，給一塊土地，把土地變性，購入土地的價格低，七通一平，把“生地煮成熟地”，再把它賣出去。兩全價款之間的土地賣出去之后，就獲得了第一筆整理土地帶來的建設資本金。

　　如果拿資本金成立一個園區投資和建設發展公司，然后招商引資，三減兩免，把企業給做起來了，企業再經歷轉型發展，最后你會發現土地上蓋物業、引進企業、企業資產再滾動，那現在GDP核算的不就是這些板塊嘛。

　　所謂的投資不暢，其實在這個領域的投資不暢。為什么？因為這一塊的經濟增長速度慢了，如果你讓它增長速度快，但建成以后沒人住進去怎么辦？所以，坐在辦公室里的人或者作科研的人，認為經濟應該增長，固定資產投資應該增速；可是一線的指揮員和實際建設者或資產管理者會認為，都已經不賺錢了，你干嘛把錢投進去，砸到手上怎么辦？

　　可見，投資不暢的原因是機制和結構轉型帶來的投資不暢，而不是人們的投資意愿不高。其實中國人的投資意愿挺高的，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既然如此，那為什么不投資新經濟？投資新經濟有風險評估問題。中國人有一個麻煩，不見兔子不撒鷹，特別實在。這兩句話要加起來，就是中國人在投資方面其實是很保守的。人家洋人做了，他投資起來賊膽大，洋人不做、讓他在前面做，他投資起來賊膽小。這一點放到新技術領域，就是當西方適當地受到一點挫折，美國自身出現比較大的問題、向后一退，我們就站在前沿位置上；等到我們帶領其余世界走的時候，在創新領域的投資出現了一些麻煩：

　　第一，我們的金融機構不太傾向創新投資風險高的領域。因為銀行不僅是嫌貧愛富，還天然規避風險、寧可平庸，只要平常就好、沒有風險就好。這恰好和創新投資所需要的投資增長速度是矛盾的，你說是文化因素也好，是傳統金融的慣性也好，或是中國科技沒有創新也罷，反正這是一個機制問題。

　　怎么辦？這時候政策應該適度發力，不只是口號上支持創新，建創新園區什么的都是形式上的；要真的支持，確實需要冒一定風險。現在的投資基金等工具都在央企、銀行金融機構，但它們恰恰是不愿冒風險的，而且它們的制度設計也不允許冒風險。

　　這就是我們的麻煩。怎么讓投資從原來熟悉的領域、從投資報酬率低的項目，轉向不熟悉、風險高但投資報酬率高的領域，這是中國正面臨的一個挑戰。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小問題，也不是一次會議能解決的，需要引起我們國家極大的重視。

　　觀察者網：今年報告提到了關鍵領域創新能力不強、防范金融風險等挑戰，指出以“十年磨一劍”精神在關鍵核心領域實現重大突破。對于關鍵領域創新和金融開放的話題，您有什么建言？

　　丁一凡：既然我們意識到了關鍵領域創新能力不強，就會“補短板”，就會加強在某些關鍵領域的投資，促使更多的人力資源向這些領域傾斜。這些措施都對加強經濟增長有利，而且是有效的增長。

　　金融創新與開放是相輔相成的，但也要預防新的系統性風險。金融創新與其他的技術創新不同，因為過去的金融創新往往意味著要“繞過”原有的金融管制條例。

　　雖然有些金融管制措施會對經濟發展構成一定障礙、要不時地取消一些，但總體來講，金融管制措施發展并存在至今，自然有其必要存在的道理。盲目地取消監管措施，特別是激進地一次性取消重要監管措施，會產生一些預想不到的后果。

　　要知道，美國的前車之鑒距離我們并不遙遠。

　　曹和平：關于金融開放，去年稍早些，我們跟特朗普貿易談判時，他們逼著我們兌現WTO的承諾；政府也頂著國內輿論的諸多質疑——金融開放等于把中國的核心資產和國計民生的東西，向那些短期行為的外資游資公開，給中國造成巨大風險。

　　但說實話，我是支持金融開放。雖然我主張金融安全風險，但我同時又支持金融開放。之前提出引進外資、允許獨立開辦企業、外資可以進入幾十個領域等等，我都是同意的。那開放的風險怎么規避？其實只要把資本市場的開放在某種意義上做一個閘門，不可自由兌換就行。可自由兌換，就是國門徹底打開。如果資本賬戶在某種意義上可關可開，把國內牌照向海外企業放開，其實是安全可控的；萬一出了問題，就不讓資金轉移出去了。尤其是現在的處置監管條件，大數據處理之下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不認為金融開放就是把我們國家的國計民生的東西向外國資本公開，從而給我們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其次，金融開放不僅僅是傳統金融的開放——把銀行股權讓出來，把證券和保險的股權讓出來等等。但恐怕傳統領域的金融開放就那么多，開得多了還確實有點問題，因為它一般都是具有全國性網絡的東西，還有某種意義上的自然壟斷性質，即便開放能開多少？

　　真正的金融開放，我覺得需要對科技金融開放。我們當前對對科技金融的開放，還是以人民銀行主導，人民銀行不主導的，就不能做。而且在整頓金融的情形下，把很多科技金融干掉了，比如P2P信貸全部清零，那如果用新科技做P2P信貸也一刀切清零嗎？

　　對于金融開放，我們可能還要重新思考其內涵，科技領域、金融領域如果跟不上的話，很有可能會輸掉這場真正的金融開放之戰。因為我們在傳統金融領域確實不如西方，開放確實會碰到問題，但就算這樣我們也要做。反之，在創新領域，說實話我們起初在B2C領域的科技金融比西方發達，特別是一些支付類的項目，為什么不放開牌照？

　　由此再進一步，我覺得可能要把金融開放的權力，從銀行系金融機構的監管部門，再往上提升一個臺階，上升到中央層面。當下這個時代，傳統思維管理金融會出問題。

　　2020年11月3日，阿里巴巴集團發言人表示，會和螞蟻集團一起積極配合和擁抱監管 視頻截圖

　　觀察者網：報告中提到要“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堅決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環境”，關于平臺壟斷，現在國內外討論的都比較多，在您看來，數字經濟時代，防范平臺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我們該如何調整監管思路？

　　丁一凡：中國的大型平臺企業的確有形成新的市場壟斷的跡象，但我們也要防止出現“倒洗澡水時把孩子也一起倒掉”的現象。

　　平臺企業雖然對市場形成一定“壟斷”，但在電子商務時代，這也有一點“自然壟斷”（指某些產品和服務由單個企業大規模生產經營比多個企業同時生產經營更有效率的現象）的意味。

　　我們不應忘記，平臺企業對統一中國市場起到過重要作用。過去，中國的市場并不那么統一，分散的市場效率并不高。平臺企業把全國各地的商品提供給全國消費者選擇，甚至把一些偏遠地區、犄角旮旯的產品通過互利網擺在消費者面前，這對我們的扶貧工業也是一種貢獻。

　　我們要監控的是市場的絕對壟斷，要防止的是資本的無序擴張。特別是要監控平臺企業利用民眾的一些“好勝、賭博、機會主義”的心理，誘導民眾去消費一些不必要的產品，要防止平臺企業誘導民眾過度消費、過度借債，最后成為平臺企業的“奴隸”。這些才是互聯網時代監管平臺壟斷的重點工作。

　　曹和平：關于反壟斷，我的一個總體評價是，借鑒西方得多，基于創新理論、體現中國特色得少。什么叫借鑒？我們去看這些很細的條款，大多是西方規制的壟斷。

　　但其實需要把兩者區分開來，一是自然壟斷，另一個是市場壟斷。反壟斷，反的是市場壟斷。因為在那里面大家都是競爭性機制，如果出了大鯊魚，那小魚還能活嗎？但是，自然壟斷就不能夠對其發起反壟斷，就像太平洋一定比湖泊養魚的效率高，試想如果把太平洋切成千上萬個小湖泊，會是什么效果？現在相當于沒有觸摸到太平洋這一池子水以及池子本身的構造，其實要大家共享才好。

　　如果是自然壟斷，我們通過competitive market，即“競賽型市場”，國內翻譯得不好，把它稱為準入型市場，這就變為管理的意思了。而管理的后果是，你認為它是自然壟斷，就允許它做，你要是不認為它是自然壟斷，就不允許。

　　其實，競賽型市場，就是指挑戰性。你在做的時候，我給你一個最高利潤上限，你就不能比其他行業的利潤高——比如高出3%-5%，你能拿到的就是平均利潤。在這種條件下，你去運用平臺，因為你是自然壟斷，獲得的壟斷收益交給全社會，通過財政部門對國民收入進行二次分配，以達到某種平衡。針對自然壟斷，國民收入二次分配要介入，這是另外一種管理。我覺著本次提出的反壟斷指南，對后面這一點強調不夠，對市場反壟斷具體規定做得比較多。

　　但是問題到這里還沒完，因為出現了平臺型企業。平臺型企業，是一種熵減的企業。自然壟斷，是網和場的概念，比如全國交通網、電網、水網；場，比如說無線電頻率等等。

　　平臺是基于網絡之上的更高業態，比如OTC。OTC市場網絡和完全靜止的市場網絡有什么不同？因為在OTC市場網絡里面出來了一群證券商，這是一種自然壟斷，它能夠掌握大量信息，個頭就比其他中介要大，如果把它作為壟斷打掉了，就相當于把市場的本質從OTC水平降到一般網、場水平之上了。

　　而現在全世界競爭的一個制高點，是超越OTC水平之上的平臺機制；要是把它當做壟斷干掉了，就是把從線上干到線下，從一個厚餅壓成薄餅。實際上是理念不清的原因。

　　反壟斷面臨著理論進步、管理反壟斷的團隊和經營平臺的企業團隊人力資源奇缺的現象。這種奇缺會形成一“劫”，管理者也不知道，經營者也不知道，科研團隊也不知道，企業也不知道，市場就有可能出現恩格斯批評費爾巴哈對待黑格爾哲學的態度的那種情況。

　　不僅要把自然壟斷和市場壟斷區分開來，要把平臺和自然壟斷區分開來，還要把一個中樞外圍的做事平臺和一個OTC調度平臺區分開來，這樣我們的經濟發展政策、監管政策才會更豐滿，更面向21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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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薛永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