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將影響你的生意和生活——解讀2021年部委政策密碼

　　宋笛

　　2021年的中國宏觀政策，可以說是承上啟下、穩定過渡的一年。

　　在剛剛過去的2020年，中國為了應對疫情沖擊和國際復雜形勢，實施了積極的宏觀政策，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2021年，積極的宏觀政策會不會轉向？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描述可以看到，“明年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準有效，不急轉彎，把握好政策時度效。”

　　保持連續性、保持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是為了應對疫情形勢和國外環境的變化，能夠更好的克服國內國外不確定因素對經濟復蘇發展的影響。從當前來看，中國處于轉型升級期，需要推動供給側改革和高質量發展。

　　所以，我們可以試著判斷，2021年是從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向常態化過度的一年。當然，這些判斷可以在各部委的政策中觀察到這樣的跡象：一些為應對疫情影響推出的經濟政策呈現逐步收縮的態勢。

　　以財政部為例，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2020年中國財政擴張力度前所未有，但在2021年財政部強調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可持續”，主要從支出規模和政策力度著眼，兼顧穩增長和防風險需要。

　　央行則依然將“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的任務居于首位，但根據市場走勢的判斷，最近一段時間貨幣市場呈現邊際收緊的可能，持續向“常態化”回歸。

　　這種常態化并非一蹴而就，圍繞“六穩”、“六保”的政策延續性依然在部委的年度工作重點中得到了體現，比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以“穩定和擴大就業”為工作主線，并多次提及確保就業形勢，商務部也重點提及了穩外貿基本盤。

　　總體而言，宏觀政策以及各產業政策圍繞疫情的波動將會呈現一定靈活性，但總體依然是從非常時期逐步向常態時期政策靠攏，這種靠攏會以極為慎重和穩健的方式推進，正如發改委提出的“不搞政策‘急轉彎’”。

　　另外，2021年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在頂層設計逐步成型的過程中，中國政府一方面要延續“十三五”時期的一些改革方向——比如供給側改革的持續推進，另一方面圍繞“十四五”時期的一些新方向、新思路也正在逐步顯現，比如今年多部委均將相關“十四五”規劃的編制納入了2021年的年度工作計劃中。

　　這些新方向、新思路圍繞《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的八項重點任務展開，比如今年交通運輸部、市場監管總局乃至教育部等多部委均將相關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強化反壟斷方向的措施納入年度工作，與這一政策方向關聯更為緊密的銀保監會則明確提出了“切實加強對互聯網平臺金融活動監管”。

　　此外，“十四五”規劃建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大篇幅提及的產業鏈現代化、科技自立自強等方向也成為多個部委重要的工作方向。

　　科技部今年的“三個著力”即圍繞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等方面展開，國家發改委也提及了“加力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信部的年度任務中則出現了“全面系統梳理我國制造業發展狀況，開展制造業強鏈補鏈行動，推動全產業鏈優化升級。”

　　“承上啟下”是2021年部委政策的關鍵詞，其“啟下”的屬性也為我們觀察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未來經濟發展趨勢提供一些方向性的參考。

　　2020年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建議》設定了遠景至2035年的長期目標，這是自1995年以來又一份關于中國發展的長期規劃。在今年各部委的政策中，這種搭建長期政策框架的方向開始顯現。

　　科技也將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要充分發揮國家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堅持戰略性需求導向，確定科技創新方向和重點，著力解決制約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難題。

　　之后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視頻會議就提出，全國堅持把科技作為財政支出重點領域，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支持加快科技自立自強。工信部亦提出推動基礎和關鍵領域創新突破。發揮科技自立自強對產業發展的戰略支撐作用，聚焦基礎技術和關鍵領域，大力提升制造業創新能力。精準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加快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完善創新產品應用生態。

　　以“碳達峰、碳中和”為例，《建議》中提出要“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盡管距離目標還尚有一段時間，但在今年各部委的政策中有關政策已經開始緊鑼密鼓的推動。

　　發改委、央行、工業信息化部、生態環保部、國家能源局等多個職能部委在年度計劃中提及了低碳、碳達峰方面的措施，發改委將在2021年部署開展碳達峰、碳中和相關工作，生態環保部將編制實施二氧化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工信部著力提出了“工業低碳行動”，央行則將“落實碳達峰碳中和重大決策部署，完善綠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勵機制”納入年度三大目標之一。

　　實際上，在《建議》等已經釋出的頂層規劃中，類似“碳達峰、碳中和”這樣動輒以10年為單位的政策目標還有多個，比如在創新能力、產業鏈現代化、國內市場方面的目標均超過了10年的周期。

　　這些目標必然將會成為未來部委策制定的主要方向，也是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我們可以希望在未來數年內看到相關領域的整體政策框架，也要看到的是，這些政策的制定難度頗高，需要部門協同及聯動的力度可能也會遠超以往。

　　由此而來的一個猜想是：在剛剛啟程的“十四五”，圍繞這些目標的實施和落地，中國的經濟是否會以更加健康和合理速度增長，在新的發展和增長之間，能夠給予了市場更多的空間，給企業更多機會？對此，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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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