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新老基建一定要相互呼應 要和數字經濟發展緊密結合

　　財經網訊 “新基建和老基建絕對不是相互排斥的，新老基建一定要相互呼應，一個地方建一個很成規模的數據中心或者人工智能開發中心，要帶來人氣，要帶來經濟社會相關的各種活動，一定要匹配跟這個不動產相關的公用事業建設，架橋、修路、綠化、供水、供電，人氣上來以后必不可缺少的商業網點甚至醫院學校、娛樂場所，一樣都不可少，大量的老基建要跟它形成相互呼應、相得益彰的安排，這才有盡可能高水平的符合現代化建設的綜合績效。”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9月6日在《財經》、《財經智庫》和北京資產管理協會主辦的“2020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上如此表示。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賈康

　　賈康表示，新基建的概念已經熱議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今年兩會上“兩新一重”，第一個“新”是新基建，基礎設施建設一定要和數字經濟的發展緊密結合，才稱得上是新基建?，F在我們就要具體的考慮在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地方政府轄區之內，比如通州區，怎么跟上中央“兩新一重”的部署，把它應該發揮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

　　此外，他介紹到，數字經濟在基礎設施的建設項目上具體的門類相關的文件已經排列出來了，排在前面的5G的硬件系統、數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產業互聯網，國家還專門說了充電樁系統，顯然要運用數字技術。

　　而現在兩會上明確把“兩新一重”作為年度工作重點安排以后，現在我們就要具體的考慮在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地方政府轄區之內，比如我們現在開會的通州區，怎么跟上中央“兩新一重”的部署，把它應該發揮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

　　首先是要在復工復產過程中要注意內循環為主，內循環和外循環互相促進，這是合乎邏輯的。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其實已經歷了十年的經濟增速下行，發展到一定高技術以后，進入中等發展階段以后，必然告別前面經濟起飛時候的高速經濟增長狀態，兩位數增長不可延續了，2010年是最后的兩位數增長的年，是整個中國高速增長階段的最后一年。

　　與此同時，他還指出，尊重市場主體的創新創造精神的同時，政府還得做好整個國土開發形成新基建的不動產，一定要有高水平的規劃。

　　企業要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提高績效，在管理、技術等等這些企業最有相對優勢的環境里，盡量讓他們有競爭的壓力和創造業績以后的激勵，把他們這些細節決定成敗的事情爭取做到最高水平的極致。績效從宏觀到中觀、到微觀，到極致的創新，最重要的是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提高整個要素充分流動中間潛力釋放實際形成的水平，也就是績效水平。

　　以下為發言實錄：

　　主持人（袁雪）：辛司長非常全面的給我們介紹，不管從政策高度，以及國外的經驗、歷史經驗，給我們做了一個開局，而且他已經把我準備的一些問題都回答了，包括內循環比較惡化的大環境下我們怎么加強基礎技術領域的研發也都講了一下。而且他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在基建，不管是新基建、還是基建方面，我們要非常重視效益，就是投入效益比，如何有效利用，接下來有請賈院長從這個角度講一下這個問題。

　　賈康：接著辛司長說到的這些要點我再按照自己研究者的一些理解展開談談看法。

　　新基建的概念已經熱議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尤其是最近一段時間中央特別強調，今年兩會上“兩新一重”，第一個“新”是新基建，它的內涵上如果把它作為一個濃縮，我覺得新在哪兒呢？一定是新在和數字經濟的建設發展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這個概念上，它是基礎設施建設，但一定要和數字經濟的發展緊密結合，才稱得上是新基建。數字經濟在基礎設施的建設項目上具體的門類相關的文件已經排列出來了，可能大家印象特別深刻的排在前面的5G的硬件系統、數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產業互聯網，國家還專門說了充電樁系統，顯然要運用數字技術，還有我們國家過去已經有發展基礎的特高壓、輸變電系統等等。

　　這個新經濟里邊的數字經濟的意義和作用我覺得首先要強調一下，前面辛司長特別說了，中央高度重視，意義重大。如果追溯這個意義的來由，就要說到美國硅谷引領新技術革命大潮，在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以后，我們電子計算機和半導體相結合，在運算的效率、速度、所推動的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稱得上是日新月異了。美國特別值得肯定的就是斯坦福大學旁邊的一些看起來不起眼小平房里的那些小團隊，他們在信息技術這方面做奇思異想，你也可以說是胡思亂想，配上美國已經在市場上可得的金融精英對于科技精英的選擇性支持，以風投、創投、天使投資配上去，結果迅速打開局面，互聯網誕生以后整個數字化生存、數字化發展就成為一個不可遏制的發展潮流了，美國人其實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也到他的難題，就是經濟怎么走著走著進入滯脹，一方面速度很低很之停滯狀態了，物價很高，美國人就是靠基礎各個終于沖破了滯脹這個關口，引領著全球生機勃勃的新經濟的發展，這里面當然也有其父，中國人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有一批企業家，首先非常靈敏的捕捉到信息以后，就是利用他們自己的創業空間就在積極的做互聯網創新。90年代末千年之交的時候，北京公主墳環島旁邊的寫字樓里，已經有企業租了大量的工位在做互聯網創新，這個方面咱們現在最簡要的說，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人雖然沒有掌握什么樣的原創技術，但是學習了原創技術以后學的有聲有色。沒有新基建概念的時候，新基建在中國有了非常多的發展，他們這樣的一些支撐作用就使市場競爭中現在+京東、+蘇寧、+美團、+順豐等十家頭部企業已經對經濟社會生活發揮非常重大的影響，這次疫情來了更是這樣，武漢封城、封社區，其他地方也都嚴格做各種各樣的隔離，但是線上電商平臺，連通供需的功能作用凸顯出來了，很多基本的經濟社會生活能夠得以延續，我們后來可以評價為，在大國抗疫過程中，現在中國本土取得的沉積應該說排在前列的，還是相當迅速的控制了本土的疫情，從武漢封城到解封就是幾十天，4月8日武漢解封以后全部基本上進入復工復產前低后的高的過程了，這里邊數字經濟的支撐作用已經給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前些年的市場經濟條件作為基礎條件，沒有敢于拼搏的企業家帶動他們的團隊使這些頭部企業成氣候，我們疫情來了以后的情況幾乎難以想象，會困難得多。

　　而現在兩會上明確把“兩新一重”作為年度工作重點安排以后，現在我們就要具體的考慮在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地方政府轄區之內，比如我們現在開會的通州區，怎么跟上中央“兩新一重”的部署，把它應該發揮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我前面強調的它的正面作用，大家都已經有深刻印象，他是中國推進現代化長久的支撐力量，要跟上新技術革命，引領生產力解放的第一推動力，鄧小平說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當然必須配上在中國完成經濟社會轉軌的制度創新，打開科技創新的空間，這樣的伴隨條件。他引領我們整個經濟社會能夠按照改革開放初期就有的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現代化戰略部署，如愿的在“三步走”戰略前兩步提前實現之后，又基于今年對于全面小康兌現以后的新的“兩步走”繼續去追求偉大民族復興。這個長遠的演進之下，當下特別注意，短期當務之急的意義非同小可，因為我們首先是要在復工復產過程中對接中央現在所說到的剛才主持人特別強調的，我們要注意內循環為主，內循環和外循環互相促進，這是合乎邏輯的。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其實前面已經經歷了十年的經濟增速的下行，三重因素的疊加，一個是我們發展到一定高技術以后，進入中等發展階段以后，必然告別前面經濟起飛時候的高速經濟增長狀態，兩位數增長不可延續了，2010年是最后的兩位數增長的年，是整個中國高速增長階段的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

　　這個階段往下調整，后來中央表述為認識是引領經濟新常態，這是認識經濟下行非常重要的因素。本來這個下行有希望2017年以后，智囊人士表述的，L型轉換的尾巴，2015年—2018年長達12個季度，中國經濟運行的速度是6.7到6.9很窄的區間內波動，本來有希望確認L型轉換，我們有中高速的一個平臺狀態，但很遺憾，不期而至是貿易戰，而且實際上升級為更加嚴峻復雜局面下的伴隨著的科技戰、外交戰、金融戰，還有其他的種種施壓的不良影響。中國經濟繼續擊穿6.7的底線以后往下走，沒有新冠的時候我們已經落到了6%這個整數關口。新冠來了以后，幾十年未有的負增長今年一季度出來，1至6月份合在一起還是負的1.6，但是今年下半年有希望把全年拉到正的。這樣一個短期的嚴峻局面我們要應對它，從整個市場主體要保、就業要保等“六?！钡娜胧?，新基建帶動的投資是有效投融資給經濟升溫、提升經濟景氣作用，更要納入賬務之際我們要把握的政策組合里。無論是地方政府層面，還是行業企業層面，當然要看中既是當務之急、又是長遠支撐的這樣一個重要的事項，我們研究經濟、政策、發展態勢，這里邊很看中的就是最近領導人也接過學術上的術語所強調的“全要素生產率”，主持人剛剛點題了，這里面怎么樣表現出應有的綜合績效水平。

　　基建特別需要有一種綜合績效的評價，在很長的一個建設周期里，大量資源投入進去，光看這幾年算起來經濟上財務表現很不好的，只有投入沒有產出，等到有產出的時候那是一個建設周期，5年、8年以后，這個產出很多是所謂正的外部性，他在直接的市場主體的財務報表中的表現是不充分的，但對于整個國民經濟來說它增加的是結構優化的經濟效益、長遠發展后勁的效應，是我們所說到的國民經濟綜合績效。所以新基建在發展可計量的相關主體經過相對長的投資周期以后財務表現上的收益，同時我們還要特別看中對于整個全局的政治外部性，這種國民經濟綜合績效概念之后所應該肯定的對于我們現代化發展的貢獻。

　　在實際的掌握中就有更多的復雜性，一方面，當然我們要充分尊重參與新基建的各個市場主體，他們感受到的在商言商的這些約束條件和化解這些約束條件對他們的阻礙，讓他們積極的投身到新基建里邊。另外一方面，一定要政府政策性的支持，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必要性其實是非常明顯的，我們可以認同的。特別是后發經濟體，看清楚硅谷引領大潮流，當然我們得支持數字經濟的發展，但這個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方向好定義，怎么樣有好的機制，這是考驗。中國政府的特點是強勢，在方向正確、要領掌握好的情況下就是集中力量板大事特別見效，但遺憾的是，這個強勢又容易犯錯誤，犯了錯誤以后自己糾正還不容易，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也容易犯這個毛病。看起來大家都說非常值得支持的東西，執行起來機制不好、效益不高。我們過去這方面不必諱言，我們想支持光伏，結果歐債危機來了以后，中國本土的光伏企業曾經一敗涂地，好多年才緩過來。我們曾經支持新能源汽車，結果新能源汽車里邊出現了大量的騙保。這次新基建怎么把它掌握好，在大方向的共識上容易形成，運行機制上特別強調，怎么樣充分的尊重市場決定作用，而且后邊守正出奇的加上有效市場跟上有限有為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首先不能通天的什么都上去參加一下，政府不能這么考慮問題，你雖然強制但是作用邊界是有限的，就像通州生機勃勃的新區，政府在這里邊的作用顯而易見，特別是新區千頭萬緒的事情，大家都希望政府發揮作用，但是你以為通州這個區域的政府，在新基建里邊上來做通盤的規劃，來配資，來指揮這個、指揮那個效果就會好嗎？不一定，很可能效果會出現嚴重偏差，因為很多東西是未知的，需要政府給出彈性空間，由企業自己根據他的判斷去試錯、去創新，由粗到細成形的。

　　尊重市場主體他們的創新創造精神的同時，確實政府還得做好整個國土開發形成新基建的不動產，一定要有高水平的規劃招撫，這個事情才是政府當仁不讓的。要想讓微觀主體下邊的企業、企業集團以試錯法形成在一個地方政府轄區里邊像一盤棋一樣擺在那兒的產業集群，要形成很多的新基建他的不動產，當然還有很多必須要配的老基建。這個規劃要想以市場主體去試錯形成好的結構，這是不能如愿的，而且一定會造成很多很多后邊你想解決也解決不了的難題。就好像50年代初，北京城市規劃到底怎么樣合理設計，當時高水平的專家提出的方案沒有通過，迅速被否定，過了半個世紀大家才知道那個方案水平很高，但是遺憾的是，北京老城的拆除、基建生米基本做成熟飯，你頂多重新建個城樓子、弄個假古董，原來的格局已經沒法改變了。我們現在新區怎么辦呢？政府應該發揮他自己當仁不讓的作用，就是調動專家團隊、聽取民間積極的建設性的意見，形成高水平的自己的國土整個開發規劃高水平的通盤方案。這是新基建建設過程中保證他的綜合績效水平高的先決條件，在通州已經有了新的城市規劃，要求他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當然還有雄安新區跟它呼應著的首都城市副中心，一個是對于北京城市，一個是對于中央級的首都概念功能的匹配。

　　這個大的規劃當然也要經受歷史考驗，但現在這是一個基本的框架，在通州這樣的地方，新基建到底怎么擺，頂層規劃政府牽頭做好，一定是要充分的聽取專有團隊的種種意見，但實話實說，最后政府決策機構拍板這是對你的考驗，無論的聽取多少意見專家的看法也可能有出入，也可能大相徑庭，最后總得做一個決策。拍板以后還要強調一個，新基建、老基建絕對不是相互排斥的，新老基建一定要相互呼應，一個地方建一個很成規模的數據中心或者人工智能開發中心，要帶來人氣，要帶來經濟社會相關的各種活動，一定要匹配跟這個不動產相關的公用事業建設，架橋、修路、綠化、供水、供電，人氣上來以后必不可缺少的商業網點甚至醫院學校、娛樂場所，一樣都不可少，大量的老基建要跟它形成相互呼應、相得益彰的安排，這才有盡可能高水平的符合現代化建設的綜合績效。

　　在這個規劃之下，企業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提高績效，但是他們的相對優勢，他們會在管理、技術等等這些企業最有相對優勢的環境里邊盡量讓他們有競爭的壓力和創造業績以后的激勵，把他們這些細節決定成敗的事情爭取做到最高水平的極致，這就出來了，我們一般人都好理解的直接效益。進一步發展過程中還要借鑒現在已經形成的事前、事中、事后績效考評的機制，督促著大家互通信息、提高透明度，及時糾正一些偏差。所以這些事情說來話長，績效從宏觀到中觀、到微觀，到極致的創新，我覺得是落到中央所說的全要命生產率里邊這里面最重要的是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提高整個要素充分流動中間潛力釋放實際形成的水平，也就是績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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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